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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即使台湾民主问题这么多，但多数台湾人也不愿意回到20年前。谈到东欧民主质量差的时候，一些人也会表示类似的观点。其实，这样说太笼统了，历史倒退20年，大部分人当然不愿意，但原因很复杂，比方说，20年前还鲜有手机，多数人当然不愿意回到没有手机的时代。世界上最愿意历史倒退几十年的大概只有索马里，我1985年去过那个国家，当时那里的医院、学校、邮局等还能提供服务，后来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连这些服务都没有了。还有一个是东欧的匈牙利，民调显示多数人还是觉得20多年前最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时期比现在好。匈牙利政治巨变20年前后我都去过，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换一种方式问问题，比方说，不要问是否愿意回到20年前，而是问如果历史可以重新演绎一次，你是否愿意经历这样的变革，我估计大部人台湾人和东欧人都会选择不同方式的变革。
台湾对大陆的软实力也全面衰退，我2013年去台湾时发现大陆的电视剧《甄嬛传》火遍台湾，大陆的娱乐综艺节目《我是歌手》甚至引起全台人民的论战，大陆的淘宝网购广受台湾民众的欢迎。台湾民进党政客认为大陆正在给台湾人洗脑。想着二三十年前整个大陆都在听邓丽君、看琼瑶剧，真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所以大陆现在比较自信，台湾希望接待多少大陆游客，大陆就可以送去多少游客，今天整个台湾的旅游业主要靠大陆游客来支撑了。
有台湾学者问我，台湾民主的前景如何？我说，我自己对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民主作过一个评判：基本上是两种结局，要么是从希望到失望，要么是从希望到绝望。就台湾而言，民主化迄今为止的经历可以概括为“从希望到失望”，下一阶段应该是“从希望到更大的失望”，但大概还不至于绝望。为什么不至于绝望？这是因为：第一，台湾通过东亚模式早已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中产阶级比重还比较大。
如果当初就采用今天的模式，台湾的现代化也不会实现。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一直没有中断，这意味着只要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稳定，老百姓吃苦耐劳，辛勤工作，整个经济不至于崩溃。第三，中国模式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模式拯救了台湾。经济上，中国模式带来了大陆的迅速崛起，这为台湾和台湾同胞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政治上，中国模式通过选贤任能机制产生的领导人总体上比台湾民粹主义产生的领导人更为成熟和理性。2008年西方挑起西藏暴乱，马英九在民进党的压力下也大声呼吁要抵制北京奥运会，但大陆领导人权衡利弊，没有计较马英九的表现，而是着眼于两岸人民的长远利益，避免了两岸关系的恶化。如果双方都是民粹主义选出来的领导人，两岸关系恐怕就要陷入剧烈动荡了。
为什么台湾民主的未来可能是“更大的失望”呢？因为台湾民主困境主要是结构性问题造成的：首先，成熟的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基本的“国家认同”，而台湾做不到这一点。当一个社会的主流还是为“爱国”还是“卖国”而争执不下的时候，这个社会容易剧烈对抗。当民众对国家认同没有形成共识的时候，政客很容易打民粹牌，通过煽动族群对立来获取选票。第二，台湾法律制度没有足够的公信力。比方说，人们不满高等法院对两颗子弹带来的陈水扁当选的裁定，“红衫军”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争等，这反映了人民对在现有司法体制内和民主体制内解决问题持怀疑态度。台湾的司法系统还没有建立起一种超越党派政治分歧的公信力。第三，“公民文化”严重不足。“公民文化”本来是一种特定的习俗与态度，特点是尊重你的对手，尊重少数。换言之，台湾仅仅实现了选举民主，但“公民文化”仍然严重缺位，弥漫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气氛。“台湾人”、“爱台湾”成为一种民粹符号，政治对手的一切主张都可以被妖魔化。“抹黑”、“抹红”、“抹黄”的手段，把人性中很多黑暗的东西调动出来。2014年春天，台湾大学生又蔑视法治，占领了“立法院”，冲击了“行政院”，抗议总体上对台湾有利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这一乱象的背后是台湾政党恶斗与台湾经济和社会整体的沉沦。坦率地说，大陆社会的“公民文化”更加缺乏，从网上大量的语言暴力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大陆如果搞西方式民主，情况会比台湾地区还要糟糕。第四，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过度影响。在台湾，美国势力的渗透无处不在，这影响了台湾自己的政治探索。美国模式本身面临巨大的挑战，包括资本力量对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俘获以及“民主游戏化”等问题。
从台湾民主发展的教训中我们可以引出几点思考：
第一，我们一定要突破美国和西方主导的话语范式，即认为世界上只有民主与专制两种制度。这种范式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一定要用二分法来看世界上的制度，世界上只有良政（good government）和劣政（bad government）。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和非西方的制度。
第二，台湾在“两蒋”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没有中断，台湾民间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社会，特别是和大陆相比，大陆“文革”的时候把中国文化传统破坏得太多了，现在大陆已拨乱反正，大力弘扬中国文化。我想如果当时台湾没有照搬美国民主模式，而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发展下去，并吸收西方制度的合理元素，台湾也许可以发展出一种高质量的协商式民主，而不是对抗性的美式民主；一种高度务实的民主，而不是为反对而反对的西方民主。但台湾可能已经永远失去这种机会了，中国大陆还有这样的机会。
第三，以台湾地区作为参照，可以看到中国模式的前途非常光明。20多年前，台湾感觉良好，而大陆经济才刚开始起飞，台湾方面已经先走了一步，在蒋经国时期初步完成了现代化。2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模式推动下，大陆与台湾的实力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陆迅速崛起，台湾迅速走衰。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制定和执行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政策，中国一系列五年规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而台湾“民主化”之后，就丧失了中长期规划的能力。
另外，在政治方面，西方模式讲一人一票，中国模式讲选贤任能，两者可以竞争。今天是新媒体时代，民主变得越来越民粹，越来越游戏化，结果很难产生优秀的领导人。就领导人的素质而言，台湾媒体评论说陈水扁是“法棍”，知法犯法，自己拼命敛财；马英九则是“法匠”，从不粘锅，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什么都做不了。我真是觉得，台湾领导人的能力比不上上海的区委书记，所以中国模式真是厉害，不害怕竞争。两岸实力的此长彼消已不可逆转。台湾20来年的民主化过程也正是两岸实力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过程，两岸走向某种形式的政治安排，并最终走向某种形式的统一的大势将不可逆转。
四、“颜色革命”为什么失败？
2013年春节前夕，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法律事务顾问瑞纳·穆勒森（Rein Mullerson）教授给我发来了一份邮件，说读完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后，发现在很多问题上与我的观点高度一致，并给我传来了他的新著（Regime Change：from Democratic Peace Theories to Forcible Regime Chang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出版），我很快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出版社翻译出版。
穆勒森教授的经历很独特：在苏联大变动的关键年代他是戈尔巴乔夫的资深顾问，苏联解体后又出任过新独立的爱沙尼亚共和国第一副外长。同时他也是一位资深的法学家和政治学者，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任国际法教授，现在是爱沙尼亚最高学府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由穆勒森教授这样一位政权更迭的亲历者和资深学人来评判“颜色革命”，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引用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和媒体文章，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关于“颜色革命”、政权更迭、人道主义干预、民主和平（即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等观点，然后又结合自己参与苏联改革的失败经历，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对西方的这些主流观点进行了全面质疑和否定。
穆勒森教授认为“颜色革命”的根源要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追溯到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传统，前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即所谓“历史终结论”），后者则认为自己的宗教代表了唯一真理，只有这种宗教得到“普世”，人类才可能得救。这种狂热的传教士精神，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向别国强行输出其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主要动力。另外，获取更多的经济、商业、战略等利益也是西方推动政权更迭的一个重要考量。但是，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从吉尔吉斯斯坦到“阿拉伯之春”，人们看到这些国家都出现了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凋敝。
在“颜色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上，穆勒森和我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我们都认为国家是一个至少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有机体，“颜色革命”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政治层面的某些表象，而另外两个层面则难以改变，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非常之慢。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形态迥异：早在西方社会确立民主制度之前，西方社会已经是以个人自由主义文化为主和法律至上的社会。相比而言，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至今都不是个人自由主义文化和法律至上的社会，在这样的国家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只能以失败告终。从这个角度看，在一个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真正地搞一人一票的话，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被选上台的，“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大选结局几乎都证明了这一点。换言之，西方的“普世价值”模式根本解决不了这些国家深层次的问题——既解决不了原苏联国家的民族矛盾、地区矛盾和经济危机，也解决不了阿拉伯世界的人口爆炸问题、贫穷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推动“颜色革命”模式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动荡，使原本就分裂的社会更加分裂，使它们面临的各种问题更加扩大化、复杂化、持久化。
穆勒森教授还花了相当篇幅探讨了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有一些很到位的见解。他认为西方国家自己问题重重，没有资格强迫别人接受其独特文化所产生的制度安排。他说西方与其“关爱中国和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还不如关爱自己国家内部的批评者”。他认为西方制度本身需要改革，因为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难以兼容的——民主制度追求平等，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的力量已经压倒了民主的力量，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的话说，“美国梦”包含的所谓机会平等已经成为一种神话，美国的社会固化几乎成为常态。美国今天实行的已经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穆勒森教授比较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差别，认为“回顾当初，特别是与邓小平相比较，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天真的政客”，而邓小平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西方国家的了解，“远在戈尔巴乔夫之上”。他认为这个差别是中国改革成功和苏联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我自己近距离接触过邓小平，也实地观察过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后的苏联，穆勒森教授对这两位领导人评价是准确的。他还感叹，俄罗斯当时重用了一大批西方培养的文生、“哈佛大学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和西方派来的所谓“专家”，制定了许多严重脱离了俄罗斯国情的改革战略和政策，结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崩溃。这对中国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中国在下一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同时也要防止被一批“言必称西方”、严重脱离国情的学者和机构误导。
穆勒森还评述了西方的人权话语，与我的认知也高度一致。对于西方提倡的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论”理论，他认为关键是谁来界定“人权”，谁来界定什么是“普世价值”，从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