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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了美国和西方的许多有益经验，全面地改进了我们方方面面的工作，但更为宝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失去自我，李鹏在访问的一路上也告诉那些质疑中国政治制度的美方人士，中国坚持的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学习和借鉴美国乃至其他国家一切值得借鉴的东西。
28年飞逝而去，真是弹指一挥间，但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个例子让我感触尤深。28年前，我们抵达芝加哥，一切都让我们感到新鲜，从高速公路到超级商场到摩天大楼，对我们而言都是很开眼的东西。李鹏会见了芝加哥企业界的人士，见了芝加哥市长和伊利诺伊州州长，希望美方多来中国投资。但28年后的今天，情况完全变了，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美国多数的州和城市都深陷债务之中，芝加哥市和伊利诺伊州也不例外。今天美国的州长和市长似乎都在找机会往中国跑，希望中国去他们那里投资。芝加哥市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Michael Daley）在任期内已5次访华，2010年他专程造访了中国5个城市，推广“芝加哥—中国友谊项目”。他反复强调芝加哥在地理上和经贸领域都“位于美国心脏地带”，并承诺把芝加哥打造成“对中国最友好”的美国城市。他力推中国企业家到芝加哥投资，特别是投资总部营运、基础设施、机场合作、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业务、办公和物流配送中心等领域。他还亲自体验了北京至天津的高铁，希望中国能够帮助芝加哥建设高铁。戴利市长还在芝加哥推广汉语教育，强调“任何一个全球未来领袖，都必须学中文，从而了解中国。芝加哥要一直保持国际城市地位，更要如此”。＇7＇在这次习奥会晤中，奥巴马也对习近平说，美国鼓励中国企业来美国投资。＇8＇
另一个例子是技术转让。28年前，李鹏在会晤布什之前，与我打招呼。李鹏心很细，说会晤中可能会涉及一些技术词汇，让我事先准备一下。他说他会提及美国放宽对中国技术转让的问题。当时电脑对大家还是个很新鲜的东西，李鹏向我简单解释了cpu和64k等概念。与布什会晤时，李鹏就提到了美国的电脑技术发展很快，远远领先中国，但对诸如64k电脑这样的技术转让还设限制，有点说不过去。布什没有直接回应，只是表示这些问题可以由双方相关部门去商谈。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对中国技术转让限制是最严的。这次奥巴马对习近平说，美国将采取措施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他的话要真正兑现，恐怕不容易。好在中国人很聪明、很努力，也很争气，过去28年里，中国在电脑电讯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中国的联想公司已经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最近又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变成了世界最大的个人电脑公司；中国的华为公司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讯基础设施制造商；中国自己研发的4G通讯技术标准也被世界所接受。
中国在火电、水电、核电、特高压电网、地铁、高铁、造船、装备制造、预警飞机、海底勘探、太空航天等许多领域都“赶上”甚至“超越”了西方，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虽然我们在一些领域内与美国还有差距，但总体上，中国追赶的速度很快。现在世界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与前两次技术革命相比，中国今天的准备比前两次革命时充分得多，很多领域中国已与西方大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即使在技术上暂时落后的领域，中国也拥有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比拟的人才资源、资金积累和市场规模。
与28年前中美首脑会晤相比，这次习奥会晤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中国领导人展现出的自信和中国话语的崛起。坦率地说，多年来，在中美关系中，总体上看，美国处于主动，中国处于被动，美国不停地提出新概念，中国被动应付的情况较多。这次会晤扭转了这种趋势。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曾写过，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需要新的大国意识，大国需要大智慧、大战略、大担当；需要自己的话语权；需要理性从容的国民心态；需要拒绝沙文主义；需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9＇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大国意识，我们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强势话语，并以此来影响美国人的世界观，力争重塑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大国关系的看法和期待。我们从战略高度和人类未来的视角来探讨中美双方关心的所有问题。我们的领导人不卑不亢、理性从容、侃侃而谈。
习近平提出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双方需要“大处着眼、登高望远，小处着手、积微成著”。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习近平也是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全球的视角切入，指出：“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已形成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经济关系。中美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增强机遇意识、共赢意识、创新意识，深化和拓展双边经济合作，努力挖掘新的利益汇合点和合作增长点”，他提请美方“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注意“本国经济金融政策的外溢性影响”等一系列问题。＇10＇简而言之，从首脑会晤形式的变化到中国实力的崛起和中国话语的崛起，这就是28年前后两场高峰会差异带给我的最深感受。
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已经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取得了主动权；我们把中俄关系界定为“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我们的海军舰艇最近也“造访”了美国的专属经济区；我们的领导人接连走访了亚非拉和欧洲，然后又访问了美国的三个近邻，并在哥斯达黎加会晤了8位加勒比国家的领导人，这真有点像美国总统先到老挝访问，并约见五六位东盟国家的领导人，然后再抵达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会晤，而且这一切做得自然、大器、有理有节，使人感觉到一种久违的“爽”。一个大国就应该这样自信，就应该这样出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展现自己的力量、担当、分寸和节奏；一个大国领导人就应该不时地约约其他大国的领导人，除了谈双边关系外，一起喝喝茶，散散步，谈谈哲学、理念、战略和未来，谈笑中亦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指点一下迷津，让他们适时反思一下自己的种种问题。中国这种战略和外交的调整，中国这种话语的崛起，绝大多数中国人感到高兴，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人感到高兴，全世界中国的朋友都感到高兴。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把中国看成是大国，遗憾的是我们国内还有不少“大国小民”，到今天还觉得“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好在中国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只要我们继续沿着中国探索出来的成功道路走下去，借鉴西方和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同时也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被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中国就一定能在迈向世界第一的过程中，为人类、为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扎卡利亚的问题
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是美国的著名时事评论家，也是美国有线电视王牌节目《法里德·扎卡利亚的环球公共广场》（Fareed Zakaria GPS）的主持人。他视角独特、言辞犀利。2013年12月3日，在二十一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的最后一次讨论会上，他对我提了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你们说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但为什么除了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采用了西方制度？”我问会议主席，应该详尽地回答还是简短地回答这个问题？会议主席说，只能一分钟，因为会议已经超时一刻钟了。我说：“我只需要半分钟，也就是一句话：过去20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超越了其他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背后是中国的制度比较成功，所以我们是制度自信，我们欢迎政治制度的竞争，包括和美国政治制度的竞争。”关于中美制度比较和超越，我准备在第三章中再细谈，这里仅从国际比较视野来谈谈中国的“赶超”。
我们讲“追赶”也好，讲“超越”也好，都需要进行一些横向国际比较，才能看清楚、说明白。过去20年，我们消除贫困的人数，我们新增加的中产阶层的人数，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实超过了其他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我们还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把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与世界其他国家作一个比较。我们不妨把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分成三类：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发达国家，然后进行跨国的国际比较。
首先，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消除贫困，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绩超越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过去30年里，世界上8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墉2013年4月19日如是说：“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中国，中国已成功帮助6亿人脱贫。”＇11＇比尔·盖茨2013年4月在博鳌论坛上是这样评价中国扶贫经验的：在短短30年内中国帮助约6亿人口摆脱贫困。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中国粮食生产率每年上升了2。6％，农民收入翻了15倍，成为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此外，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智能手机，其所取得的突破性科技发展能帮助世界上其他地区最贫困的人口过上更加健康、更富有尊严的生活。他很希望借助中国的经验和智力，一起帮助非洲脱贫。＇12＇
有人说，尽管我们扶贫成绩很大，但我们的贫困人口仍然上亿，所以我们不能自满。这个说法我是赞同的，我们的扶贫在很多地方还是低水平的，但我们也要看到，从世界范围看，我们的成绩还是非常了不起的。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作出了决定，把农民人均纯收入2 300元（约合380美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样一来，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由2010年的2 700万又增加到了现在的9 000多万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扶贫标准还会继续提高，从而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可以纳入国家和社会帮助的范围。但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国家，今天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如果我们计算的不只是货币化的收入，而是也计算中国农民事实上拥有的土地和财产，那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把中国贫困地区农民的土地和房产也折成货币的话，那么以我自己的判断，我们贫困地区的许多农民，如果放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大部分国家，怎么都属于中产阶级了。我曾经碰到过一位去过贵州贫困地区考察的印度尼西亚学者，他说你们的贫困和我们的贫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们的贫困人口除了有自己的房子，吃饭还有三菜一汤，我们的贫困人口就是没饭吃，没房子住。我本人一直主张我们应该依据中国的民情国情来制定标准，用西方或者国际组织根据西方理论制定的标准，做横向的国际比较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当然，中国人有严于律己的传统，我们文化的特点是有七分成绩，也只讲三分，这使我们的崛起很有定力，从这个角度看，谦虚一点也不是坏事。
第二，与转型经济国家比较。转型国家一般指从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包括了中国和原苏联及其各个共和国，也包括中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概念不十分周全，特别是无法准确地概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姑且借用这个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概念。与这些国家比较，我也可以这样说，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了所有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是经济增长的倍数，中国经济从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中增加了约18倍，而相同的时间段内，原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为一倍左右，当然，多数转型经济国家的起点比中国高。苏联解体前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但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已是俄罗斯的4倍多，中国的经济结构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多数产业经过了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的迅速发展，而俄罗斯经济结构与苏联解体前仍然类似，能够拿得出手的还是军工和能源。
过去二三十年中，其他转型国家几乎都走了这样一条路：先是私有化为主的“休克疗法”，结果是经济大幅度下滑，然后是缓慢地回升，随后又不幸地赶上了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立刻陷入了严重的财政赤字，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