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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像当年那些富人生活的奢侈，但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1959年的古巴革命。仓皇出逃的富人中不少是华人，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导致动乱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则是艰巨的、复杂的、耗费时日的。古巴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还在探索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我相信古巴人民也最终会找到这样一条道路。
至于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的是激进改革的道路，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曾引来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羡慕和赞扬。经历过“文革”等无休止的政治动荡的中国民间，特别是知识界，真诚渴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因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确实不少。
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18倍于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戈尔巴乔夫则是以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改革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
我是1990年6月访问苏联的，当时就感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方法行不通。首先是苏联经济非常困难，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古姆商场，漂亮的俄罗斯传统拱顶商厦内，买什么都要排长队，在皮鞋和大衣的柜台，只有一两种式样，排队总有100来人，而且需要护照才能买。莫斯科的天气比我预期的要冷，我想买一件风衣，随即开始体验苏联式排队，一个小时后轮到了我，一个服务态度非常粗鲁的女营业员告诉我，仅有护照不行，还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证明，我只能作罢。中午又步行了一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餐馆少，都排着长队，营业时间又短。
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乐。我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里面都是俄罗斯自己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我好奇地进去望望，陪我的苏联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为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激进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立陶宛首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寻开心。一个俄罗斯汉学家对我说了这么一个笑话，有个人发誓要去克里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给杀了，于是他拿了把手枪便上路了，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人家问：怎么回来了？他说，要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着长队，我等不及了，只能回来。
我记得1993年“休克疗法”的策划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教授曾来日内瓦大学做讲座。在场的一位俄罗斯知名学者、前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突然站起来提问。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质问萨克斯：“我的祖国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拂袖而去。萨克斯一脸错愕。他退场后，萨克斯说：“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好，而是刚才提问的那么一批共产党的老朽在阻碍我们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改革方案受挫。”但人们更要问的是：改革方案的设计怎么能不考虑到各种反对因素呢？
实际上关键还是这些美国学者不懂得俄罗斯的国情，乱开药方，而苏联从普通的公众到政治精英当时都迷信西方，迷信美国，全盘接受了西方政治话语，结果导致国家解体的悲剧。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1％。一位俄罗斯朋友最近对我说：“90年代那些年，对俄罗斯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人对美国这么反感，对普京这么支持。”
综合比较中国过去30年可能出现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通过30多年的奋斗，经济迅速增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指责，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认中国这些成就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如果说我们从大约300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那现在确实是赶上来了。
二、从丘吉尔的名言说起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和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自己内部消化所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并使之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中国究竟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我曾出版过两本英文专著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2006年11月我又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的评论，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2007年底，美国有影响的《新观点》季刊把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茨、亨廷顿等人的文章编在一起，出版了一个探讨全球化有关问题的专刊。其实不是我的文章写得怎么好，而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为什么西方自己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收效甚微，而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模式却能够如此迅速地崛起。
30年的时间不过是历史的弹指一挥间，中国却发生了巨变，整个世界为之惊讶，称之为“中国奇迹”，我们的经济总量增加了18倍，我们大部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但奇迹也伴随着问题，引来了争议，甚至非议。至此，我想起了英国大政治家丘吉尔在1940年代评论西方民主制度时说过的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他的意思是与其他制度相比较，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问题，仍然是最不坏的制度。但丘吉尔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中说这番话的。他本人一贯捍卫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大英帝国法统。比方说，他坚决反对印度独立，更不要说支持印度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了。但现在丘吉尔的这句话，已被不少人抽离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条件，变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旨，甚至导致了民主原教旨主义，结果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少麻烦。丘吉尔本人如果仍然健在的话，看到世界上这么多诸如菲律宾、海地、伊拉克这样的劣质民主，看到民主的印度至今还有4。2亿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不知他老先生会有什么感受，但这是后话。
我这里只想套用丘吉尔的句式说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的模式很不好（有很多问题和抱怨为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别的模式似乎还没有中国模式好，也就是说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可能属于最不坏的发展模式。当然，我把中国模式看做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还没有比东亚（“四小龙”＋中国）模式更好的模式。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虽然也出现过各种严峻的问题甚至危机，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方面，其他模式还无法比拟。与“四小龙”相比，中国又同时完成了现代化事业起飞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还是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性大国，具有“四小龙”所无法比拟的规模效应，中国发展模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自然也更为深远。
中国发展模式虽然衍生出不少问题，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走的道路相比，特别是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中国模式还真是不错。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减少政府的作用，结果使非洲的国家能力变得更加脆弱，一般认为这是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艾滋病严重失控的主要成因。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是13世纪蒙古铁骑的入侵和“二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海啸，使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10到20年。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摊上了这三个馊主意中的任何一个，后果将不堪设想。多亏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才避免了上述灾难。
三、东亚模式之争
“东亚模式”是有争议的，这里首先要对“东亚模式”这个概念作个界定。我这里讲的东亚模式指的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在相似的历史、文化（尤指儒家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实行赶超战略，迅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指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在内的泛义的“东亚模式”，因为那些国家我也都访问过，他们虽然想学“四小龙”，但我的感觉是他们远远没有达到“四小龙”的现代化水准。我讲的“东亚模式”也不含现代化后期的韩国和台湾地区（他们后来转而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但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当）。
在经济发展早期，韩国、新加坡、台湾的政府当局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经济起飞后，又逐步转为间接干预，而香港政府的作用则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引资政策，补贴公共商品供给，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东亚模式尽管自身有不少弱点，但其总体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四小龙”是战后世界上惟一从第三世界的起点出发，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准的社会。
东亚模式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备受争议，因为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说，一夜之间，我们过去20年的发展努力付之东流。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中，美国学者和国内不少学者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也就是说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引起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缺乏权力监督，钱权交易腐败，最终成为泡沫经济。中国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问题，需要注意提防和解决，特别要注意从制度上来解决，千万不要等到一发而不可收的时候才解决，那就太晚了。
但这里要作一个区分：第一，上述这些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属于我所讲的东亚模式，他们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远远没有达到质的飞跃。这些国家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都远不如“四小龙”的水平，后来又盲目跟进美国搞金融自由化，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第二，东亚很多学者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也就是说国际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金融投机大鳄兴风作浪，大发横财，这个过程本身也不乏诸多腐败因素。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和“赌场资本主义”（东亚国家和地区资本市场过早地开放、金融领域过早地自由化、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体系等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这场危机。苍蝇不叮没有缝的鸡蛋，苍蝇和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