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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地位也就自然占了主导地位。当年欧洲人企图灭绝美洲的印第安人，其解释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年欧洲人贩卖黑奴，其解释就是那个时代谁都这么做；当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贪婪掠夺，其解释就是为了传播现代文明；后来的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也都经过了详尽和理性的科学论证。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世界变了，中国变了，西方也变了不少，虽然在话语权问题上，西方话语仍占主流地位，但越来越多的不同声音正在出现，这是好事情。
“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源于西方的观念，只要不被滥用，都是好东西。中国人过去反抗西方列强的欺辱，坚持的也是这些理念，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了它们的内涵。这些理念今天已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进程中，它们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其解释权也属于各国人民，而非少数几个国家。否则就可能出现各种荒谬，比方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使4亿多人脱贫，会被认为与人权进步无关，而美国大举入侵伊拉克，无数生灵涂炭，则被看作是捍卫人权。世界在进步，中国在崛起，那种谁拥有强权就拥有话语权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这里首先要纠正一个历史偏差。西方现在的主流话语称：西方一直致力于推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不少人也以为当年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法文叫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其中的“人”和“公民”（l’Homme和Citoyen）在法文里，指的就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不包括穷人。在这个《宣言》通过两年之后的1791年，一位名叫奥林匹·德古吉（Olympe de Gouges）的伟大法国女性，骇世惊俗地起草了一份《女人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但她却被送上了断头台，她所希望的妇女投票权直到她死后一个半世纪才在法国实现。
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也一样。美国的国父们的确是一批很受尊敬的人，但他们也都是欧裔男性富人，不少还拥有黑奴。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间的平等，其中的“人人”不包括妇女、奴隶、华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穷人，保留奴隶制也是美国国父们经过辩论后作出的选择。从17世纪开始的两个世纪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是西方推崇的“普世价值”，他们谈的自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了贩卖奴隶的自由，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自由。美国的南北战争（1861—1865）废除了奴隶制，值得肯定，但战后双方还是作了政治妥协，认为美国“统一”的价值高于黑人“自由”的价值。美国不久又颁布了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种族隔离的制度。这套践踏人权的制度在美国又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从1870年左右开始，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世界范围内对财富的掠夺，欧洲主要国家经历了迅速的经济发展，但也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当时的欧洲各国迷信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恶报恶，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遭受重创。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比较文明的欧洲实际上是侥幸才保存下来的。这种侥幸包括了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还没有发明原子弹，包括了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以3 000万人伤亡的巨大民族牺牲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同时也帮助捍卫了欧洲文明。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像一些欧洲“民主”国家那样在法西斯进攻面前纷纷投降的话，日本法西斯早就可以轻易地拿下中国，然后与德国分进合击拿下苏联，再以中国和苏联的巨大资源为后盾来称霸世界，欧洲文明还能保留多少？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在西方还远远没有得到承认。英国首相丘吉尔1945年和西方领导人交谈时，对中国根本就不屑一顾，提及“中国人”，他用的还是那个对华人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字眼“Chinaman”。
但是公平地说，经历了这些灾难之后，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终于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并对欧洲的很多主流价值重新作了评估和筛选，把坏的剔除，把好的留下，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世价值，这才有了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确认了人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都应该享受人权的原则。至此，我们才可以说国际社会真正开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伟大进程。
但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之后，种族主义理念还是继续主导着西方的国内外政策。比方说，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法国又发动了极其残酷的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直到最后实在是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些殖民地。同样，美国黑人不堪再忍受种族歧视，于1960年代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1963年大声疾呼：“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而这离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遥。
追溯这些历史并非要贬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关键作用，也无意贬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经取得的进步，而是要准确地找出今天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澄清某些认知上的盲点，确认“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过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觉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经过长期英勇的抗争，并和西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渐把这些本属于世界上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价值，其内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动过程中被大大丰富了。
从上面对普世价值来龙去脉的叙述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发：第一，所谓普世价值的概念在西方得到真正确认的历史并不长，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更多。如果以1965年美国开始在法理上真正允许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样的“自由、民主、人权”开始，那么也只有40多年时间，比我们改革开放只多十来年。所以普世价值还是个新鲜事物，需要我们共同呵护，中国为其作出自己的贡献也正当其时。
第二，西方对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放弃糟粕的东西，继承优秀的东西。比方说，西方已被迫放弃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在西方曾经非常风光的“普世价值”，又对“自由、民主、人权”作了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虽不完美，但还是包含了值得肯定的进步。相比之下，我们不少国人对中国自己的传统还是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整个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史，一切要推倒重来。实际上今天西方已罕有学者否认在过去的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至少在1500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领先于当时的西方。西方整个文官制度也是从中国借鉴来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就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诠释。伏尔泰特别赞赏中国人的宗教观：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战争，而欧洲历史上宗教战争打了上千年。
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在一个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基础上，用今天的眼光来认识和发掘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资源，这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巨大智慧宝库，对重塑民族魂，对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对新的普世价值的形成，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促进普世价值的过程本应继续是一个不同文明取长补短的互动过程。但是西方主要国家总想垄断这些价值的解释权，搞“话语霸权主义”，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例如，他们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样、操作精致的民主简化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还编造了一个神话：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创造了西方今天的财富。实际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资源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30多倍的基础之上的。不信的话，你去掉这30多倍的差异，再看看西方的人权会是什么水平？而西方的财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义之财？光是根据那几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当年被迫支付给英国的战争赔款就足以在当时的英格兰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而西方列强在那个时代强加给中国的可是1 000多个不平等条约呀！当然，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的话语垄断，于是就有了苏联的解体（也有了俄罗斯后来的顿悟），就有了南斯拉夫的崩溃，就有了第三世界的众多劣质民主和混乱动荡。
西方在推销自己“自由、民主、人权”话语的时候，很少提及自己财富积累的真实过程：英国有个港口城市叫利物浦，这个城市在1800年左右成为整个英国最富裕的城市，靠什么富裕起来了？靠的是奴隶贸易。当时整个英国80％的奴隶贸易，欧洲40％的奴隶贸易，都从这里经过。欧洲的商人们用美洲的棉花、糖、烟叶换取非洲的“黑奴”，一本万利。主要发达国家在其资本迅速积累的百年间，对外奉行的野蛮的殖民主义，对内享有选举权的人几乎从未超过本国人口的5％。2001年我去南非德班参加世界反对种族主义大会，不少非洲国家代表发言，要求西方国家为奴隶贸易进行道歉和赔偿，他们提出的赔偿额度为：777万亿美金，约等于今天美国经济总量的50倍。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但索赔数额之大，是不容质疑的。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曾于2008年初正式向几百年前受害的澳大利亚土著人表示了道歉，令人感佩。如果西方的政治领导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和良知，我们这个世界就可能变得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道一些，更加和谐一点。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2008年3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埃及代表整个非洲集团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题为“从夸夸其谈走向实际行动”，其内容是呼吁世界各国，采取具体行动来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其中提到：欢迎澳大利亚政府正式道歉这一“划时代的历史性举动”，“欢迎澳大利亚政府对过去给其土著居民造成沉重伤痛、苦难和损失的法律和政策表示正式道歉”，并“促请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政府向过去和历史上不公正的受害者进行正式道歉，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愈合创伤、取得和解”。这一决议草案遭到了西方代表的反对。欧盟发言认为此提案的语言不妥，不应该把一部分国家单独列出来进行批评。
实际上，我在意的并非西方一定要就过去的错误，包括鸦片战争，作出正式的道歉，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应该向前看，但我比较在意的是西方是否能够从自己过去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改变那种总是自以为是、惟我独尊、自己永远正确的心态。“自由、民主、人权”是好东西，但如果只能照西方的模式来界定这些概念，并且不分时间、地点、民情、发展水平就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的话，从本质上看，和过去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心态无异，结果就造成了今天世界上类似伊拉克这样的悲剧。
西方谋求话语霸权现在面临着三个困境。一是国际政治中的困境，中国、俄罗斯等有影响力的国家都坚决拒绝西方的话语霸权，并积极发展自己的话语权。二是实际操作中的困境，美国入侵伊拉克，推销“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陷入泥沼、骑虎难下。西方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推动的“颜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这些国家更加动荡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束手无策。面对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如贫困问题、战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文明冲突问题等，西方价值观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对策。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为贫困；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式使世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恐怖主义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有增无减；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