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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⒑拧泵土铱诘囊簧材俏剩泄睦犯男戳耍蟮某收秸堑於酥泄魑澜缯未蠊牡匚弧Ｖ泄雍褪澜缟现饕业木佣冀还郑丛炝嘶曰偷恼郊āＲ桓龇⒄怪泄业木樱绱顺鲋冢澜缟霞偌�2008年中国军队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再次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第二，邓小平多次说过，如果说他有什么专业，那就是军事。作为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领导人，他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军队能打仗，他从中国军队的崛起中看到了我们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也使得我们国人对自己民族的崛起拥有了更多的自信心。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缺少的就是这种自信心。没有了自信心，也就没有了自己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结果往往是只能接受别人的话语，听别人的指挥，照搬别人的模式，最后落得个凄凄惨惨。还有一些国家干脆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别人的施舍上，结果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对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没有民族自信心，那是发展不起来的。
第三，我们的社会治安状况总体比较好，体现了国家治理的巨大成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国家尤其不易。社会治安比较好也和我们的文化传承有一定的关系。我老讲这个例子：汶川地震2千万人受到影响，但没有出现大的恶性案件，而美国2005年新奥尔良市一个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就出现了成百上千起恶性犯罪案件。我们的社会虽然也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总体上民风淳朴，民心平和，这是我们文明的基本面，也是我们文化和道德建设的最宝贵资源。
第四，我们是个人口大国，但无所事事的人相对比较少，这说明了我们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就业，说明我们人民有自强不息、发愤图强的传统，这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我们的棚户区大量减少，说明了我们在消灭贫困方面的成绩，也说明了人民居住条件的巨大改善。当然，这方面我们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认真解决。我们计程车管理与服务的水准，总体上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俄罗斯、乌克兰这样的过渡经济国家，但仍低于发达国家，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改进的巨大空间。
第五，我们的书店处在世界的中游水平，这不太符合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的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已经水涨船高。我们必须加大文化建设的力度，并可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提出“文化立国”的概念，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和软实力发展。不久前，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这十分令人鼓舞。
第六，我们的排队之差，令人汗颜。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点，如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自强不息等等，但和所有民族一样，我们也有自己的短处。比如，我们的市民文化基础非常薄弱。市民文化意味着大家讲礼貌、讲风度，讲君子之道，讲温良恭俭让。市民文化和公民文化相通，在政治生活中，市民文化就表现为公民文化，讲理性、讲宽容、讲法治、讲尊重不同意见。不排队不只是一种不良的习惯，它也折射出了我们文化中的某种无序状况：大庭广众下的喧哗和吵架、网上的人格侮辱和语言暴力，不少学者的文章也严重地缺乏理性。印度排队差，所以印度民主质量也低，政府拖拖拉拉，毫无效率可言，发展方面也远远落后于中国。我由此而想到中国的民主建设。我们的民主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社会无序文化仍然较为严重这个现实出发，来进行设计和推动。
当然，这方面中国也会赶上来的。记得有人曾这样评论中国的成绩和问题：在硬件方面，你可以把西方二三百年的成就压缩到50年里完成，但在软件方面，则不可能这么快。这是一句公道话，但我们要抓紧。市民文化提高了，人更容易心情舒畅，社会更容易温馨和谐。我们还有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一旦激活，就会成为人心向善的巨大动力，这在2008年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的人民展现出了那么多令世人感动的公德和善举。北京为了迎接奥运会，针对国人不排队等陋习，展开了一系列扎扎实实的纠正行动，并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值得称道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我希望我们全社会都能行动起来，激活我们民族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纠正我们自己的陋习；只要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成效，最终我们的国家一定能以一种文明、和谐、理性、民主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也希望在我们推动市民文化和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不妨采用打分这种方法来进行一些横向比较。可以考虑建立一批比较有公信力的民调机构，对我们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表现，让公众来打打印象分，然后进行横向比较，这也是一种市民监督和民主建设。比方说，哪个城市排队状况最好？哪个城市市民待人最友善？哪个地方的人最有教养？哪个地方最尊重残疾人？哪个地方公共设施最完善？哪个地方的政府办事最有效率？哪个地方的腐败最严重？每年公布一些印象排行榜。这样可以激励各个地方的干部和市民更多地关心本地区、本部门的集体形象，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持之以恒地这样做，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温馨、和谐、文明。
第六章 软实力，更触动世界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和新的话语，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诠释的新认知。有人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其实，西方对中国的“骂”，背后透露出的是对中国政治软实力崛起的担忧，因为中国话语有可能成为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世界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那么世界实际上也已进入了“后美国话语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话语的分量举足轻重，好戏还在后头。
实际上，只要走出欧洲和北美，到处都有中国模式给人带来的触动：几乎中国周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都在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非洲很多国家和古巴等拉美国家也在关注中国的经验，西方有识之士也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软实力。中国的政治软实力是中国成功崛起的关键。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仅仅是太极拳、中华美食、写意画、书法、孔子学院等等，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国话语、政治价值观、治理模式等等，而且这种软实力，不仅对于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对于解决世界的问题都要有一定的影响力。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话语、新的范式变化、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诠释的新认知。有人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实际上，西方对中国的“骂”，背后透露出的是对中国软实力崛起的担心和疑虑，因为随着中国的软、硬实力的崛起，中国话语有可能成为终结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世界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那么世界实际上也已进入了“后美国话语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话语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作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话语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实事求是
1985年9月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来中国访问，想了解和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9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他，我担任翻译。那段时间邓公的心情很好，他最关心的几桩大事都处理得比较顺利：农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区建设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邓小平告诉罗林斯：“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邓小平讲这番话时，我感觉他好像松了一口气。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探索一种前人从未走过的路，经过7年的艰辛探索，现在指导这个实验的最高领导人说“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走出了一条既不沿袭苏联模式，也不照搬西方模式的中国式发展道路。这很像一个老师给自己指导的实验打分：结果不错。
当罗林斯当面恳请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邓小平还进一步解释，“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然后吸了口烟，补充道，“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
罗林斯告诉邓小平，他还要去厦门访问，邓小平很高兴地说：“那是我们的特区，有一些成绩，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确实，邓小平对特区建设的关注，很能体现他倡导的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早在1984年1月，邓小平就专门去深圳特区视察，他一开始就和当地领导打招呼：“我暂不发表意见，主要是看和听。”当时国内对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很有争议。果真，邓在视察过程中很少发表评论，而且没有为深圳题词，几天后，邓小平抵达广州，对自己在深圳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然后他才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访问深圳后邓又去视察厦门特区，他还是以看和听为主，离开厦门后才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并一言九鼎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后来我陪罗林斯去厦门特区访问，他一路兴致盎然，说中国的不少做法对加纳有启发，他还对福建省的领导说：“西方人总是给你规定一个模式，只能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千万不要照搬我们的模式，而是要实事求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是一种西方远远不及的智慧。”我后来去加纳访问过两次，对罗林斯访华后根据自己国情推动的改革有一些感性认识，这些改革增加了加纳经济的活力。
回忆这些往事无非想说明一点：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其指导思想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的理念，而且这个理念的意义超出中国的国界。“实事求是”是个很中国的概念，最早见《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指的是一种做学问的诚实态度，后来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又把它解释为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律和法则，英文翻译成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后来毛泽东主席又把它上升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精髓。1978年，邓小平把这个概念再次提出，认为毛泽东主席晚年的错误就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提出的这个理念，邓小平还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式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由于有了这么一个“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成了世界上意识形态偏见最少的国家之一，这使得中国可以以罕见的勇气、广泛地借鉴别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发展。从经济特区的建设到市场经济的形成，从企业管理到政府运作，从保险业到股票市场，从科技研发到商业物流，可以说在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部门，都大胆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好经验、好方法。
这个概念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奔向现代化的觉醒，很像欧洲经历过的启蒙运动，中国人也经历了一个从“文革”时相信神到相信实践和理性的过程，中国的“实事求是”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这就是双方都摆脱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且都推动了各自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实事求是”毕竟是中国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摆脱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惟我独尊等历史局限，强调了一切理性活动需要由社会实践的结果来检验，而检验的标准就是：有利于人民的整体利益。
西方的理性主义，在创造了伟大工业文明的同时，也曾带来过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恶果。中国的实践表明，与西方大国在其理性主义指导下的崛起不一样，在“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没有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更多的和平和发展机遇。
实际上，中国今天是真正坚持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提倡的怀疑精神与理性主义，不断地反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