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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就积累了不少经验，当时中国派出不少代表团考察匈牙利经济改革的情况。我问这位学者：“如果坚持当时卡达尔的改革路线的话，匈牙利能否走出一条更好的路？”他说：“匈牙利本来的改革模式很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也许会走出一条类似中国的渐进改革的成功之路。但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不喜欢，他们不想让这种改革获得成功。而我们精英阶层完全跟他们走，放弃了渐进改革，转向了激进革命和彻底的私有化，最后把能卖的公司，包括银行，统统卖给了外国人，我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了。”他叹了一声。匈牙利中央银行前行长也对我说：“我们把自来水公司卖给了法国公司，本来期待他们能投资开发我们的矿泉水资源，结果他们却在匈牙利推销法国的‘依云’矿泉水。”不过他也告诉我：“不能夸大卡达尔时期的繁荣，那是靠借外债维持的，结果弄得匈牙利债台高筑，新政权上台后只能靠变卖国有资产来还债。”
一位匈牙利朋友还与我谈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尽管制度变了，但旧制度的许多东西仍在运作，特别是原来按照前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安全系统至今在匈牙利，在许多东欧国家仍然影响巨大。“旧安全系统的人与政党、政客、黑社会联系密切，表面是多党制度、媒体自由，实质上是这些人继续控制着许多政治经济等各种资源，继续进行各种利益的私下交换。独立的司法体系根本没有建立，也没有一支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任人惟亲的现象广泛存在。”连《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也载文感叹匈牙利过去的二十年是“令人失望的二十年”（Economist on line，2010年8月9日）。
四、东欧的“两个激进”
东欧的变革可以用“两个激进”来概括：政治上激进转型，由原来的共产党体制迅速转变为西方式的多党制；经济上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迅速地转向私有化、市场化。其核心也是一个梦：只要进行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些国家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所有的问题。结果政治激进带来的是政治参与突然爆炸和持续混乱，一个新体制从建立到良好运作谈何容易。“休克疗法”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有时高达2 000％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人数剧增。匈牙利还是受灾较轻的，因为匈牙利在卡达尔时期就尝试了不少改革，一般老百姓对市场并不陌生。但对于多数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等于是一场浩劫，导致了既无政府干预又无市场制度的混乱状况，为非法掠夺提供了可能。使一批原来的官员获得了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的机会，也使腐败（特别是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我不能说大部分东欧人都想回到过去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也有很多问题，更何况世界上愿意自己国家历史倒退二十年的人恐怕总是少数。但我可以说，如果东欧人民有机会重新选择变革的话，大部分人绝不会选择这种“两个激进”的变革方法，而会选择更为温和理性的改革，因为东欧普通百姓为激进变革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
匈牙利，乃至整个东欧经济经过“两个激进”的变革之后，全都变成了高度依赖外资的经济，而且普遍负债过高，贸易逆差过大，金融自由化使很多银行被西方银行控制。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又使多数东欧国家遭受了一次劫难。匈牙利货币对欧元的汇率半年内就下跌了20％，匈牙利人买房大都采用外币按揭：赚的是匈牙利的福林，还的是欧元，但现在福林大幅贬值，对按揭者是雪上加霜。拉脱维亚、乌克兰、塞尔维亚已接近破产，它们的债券评级已经被评为“垃圾”级别。
东欧经济形势不佳也反映在其经济竞争力的普遍疲软。据2007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加入欧盟的八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都落后于中国。中国在该报告中排名第15位，爱沙尼亚是第22位，立陶宛第31位，斯洛伐克第34位，匈牙利第35位，保加利亚第41位，罗马尼亚第44位，波兰第52位。从这个报告来看，一个13亿人的中国，在政治稳定性、政策一贯性、社会凝聚力等方面的得分都明显高于这些国家。政治上，东欧也困难重重。二十年过去了，尽管有欧盟大量的资金投入和专家指导，这些国家宪政的架子都有了，民主的形式也存在了，就是没有产生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大批自私自利的政客在那儿争权夺利，导致百姓对政府的普遍失望。
奇怪的是我们国内一些学者至今还认为我们应该走东欧的道路。例如，不久前，国内一位教授说：“向市场经济转型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苏东国家的激进式转型，是把两个改革放在一块进行。我们的渐进式转型是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进行政治改革。但第二个改革的相对滞后，使第一个改革难以彻底。当前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加强政治改革，在此基础上再彻底完成经济改革。”（见《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2月8日，总第456期，第86页）幸亏这些人无权指导中国改革，否则的话中国早就成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翻版，国家大概都四分五裂了，中国的资产也早就被西方资本席卷一空，哪还有今日之崛起。中国当然要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但我们要汲取东欧的教训，汲取西方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的教训，超越西方模式。我们的目标，严格地讲，不是“转型”，而是“创新”，即使我们使用“转型”这个词，指的也是“制度创新”，而非效仿东欧。
这里还要谈谈东欧民主的质量。2008年初，欧洲权威机构Eurobarometer公布的民调发现，大部分东欧国家人民对自己政府的信任度均非常低：保加利亚为16％，波兰为17％，拉脱维亚为19％，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为21％。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下属的EIU发表了一个2006年世界民主质量评估指数，认为东欧国家民主的品质普遍还不如陈水扁主政的台湾地区。这个评估把台湾地区民主排在第32位，而上述的八个东欧国家中只有捷克超过台湾地区，排在第18位，其他均排在台湾地区之后：爱沙尼亚为第33位，匈牙利第38位，斯洛伐克第41位，拉脱维亚第43位，波兰第46位，保加利亚第49位，罗马尼亚第50位。如果这个评价是公正的话，人们就可以想像这些东欧转型国家民主的品质了。
即使是相对表现比较好的捷克，其民主质量也大有问题。捷克前外长伊日·丁斯特比尔（JiíDienstbier）曾于2006年10月9日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撰文，坦率地承认：“捷克公民不满情绪到处都在蔓延，参加投票的人数锐减，公众对政府、议会和整个政治进程的信任度日益走低。”他说，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时候，“我们期待得太多而不现实”。捷克政治人物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贪污丑闻。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顾问佩赫（JiíPehe）说了一句中肯的评论：“今天的捷克共和国，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独立捷克国家的奠基者、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所说的情况：‘国家已经民主了，但不幸的是，还没有民主主义者。’”
波兰2005年的大选，选出了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当总统，不久他孪生的哥哥也当了总理。兄弟俩奉行的政策很令欧洲头疼：他们先是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向欧盟的主要成员德国叫板，要算二次大战还没有算完的账。后又提出了在波兰禁止同性恋、恢复死刑、加强天主教会影响等主张，使欧盟老成员觉得很尴尬，欧盟不少国家现在已经把保护同性恋的权利作为重中之重的大事来抓了。卡钦斯基总理下了台，当总统的弟弟不高兴，认为哥哥遭到媒体的陷害，与新总理经常闹别扭。
2010年4月10日，卡钦斯基总统在赴俄罗斯卡廷吊唁“二战”中被苏联杀害的2万多波兰精英时飞机不幸失事，魂断俄罗斯。中国国内网上有文章称颂波兰的穷政府、烂飞机。这些文章的作者太不了解东欧了。依我之见，这个悲剧正好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波兰国家治理的混乱。波兰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也变成了选举社会。多数政客们忙着争权，没有多少精力用来治国，波兰时至今日连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尚未划分清楚。卡钦斯基所乘坐的图…154型飞机，中国早在2002年就淘汰了，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权的尊重。而波兰总统的专机还在用如此简陋的机型，连波兰空军司令本人和波兰各界精英都坐在这架飞机上，这只能说明国家的治理很不专业。但是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波兰还算好一些，因为它尚能掌控自己的银行，否则波兰将很难渡过这次金融浩劫。英国《经济学人》2010年4月载文评论卡钦斯基总统亡命时这样写道：他是一个不懂外交的人，他只知道美国好，俄罗斯和德国不好，但波兰需要更为精明能干的领导人。他死前在波兰的支持率连25％都不到。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虽然也加入了欧盟，但距离欧盟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罗马尼亚发展不顺利，从布加勒斯特机场到市中心的路上，还可以看到很多破旧的房子和汽车，腐败亦很严重，去医院看病住院一般都要行贿，各种政治丑闻也不断。一位罗马尼亚学者告诉我一个最新的政治笑话，老师问学生：“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把自己的手伸到别人的口袋里，这个人是什么人？”学生齐答：“罗马尼亚财政部长。”
保加利亚的问题更为严重。索非亚的一位NGO负责人告诉我：“我们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官员腐败，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人才外流。现在连称职的中小学老师都很难找。一旦学会了外语，就走了，以后只有傻子还待在这个地方。我看我们的国家要完了。”她的话可能夸张了一点，有一种斯拉夫人常有的悲剧情结。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前，进行了很多面子上的改革，加入之后，改革派就被赶下了台。但保加利亚警察、司法体系都与黑社会勾结，使之成为欧盟新成员中最腐败的国家。我在2006年曾去索非亚参加一个会议，了解到保加利亚的各个级别的选票在街上均可以买到，总统选举的选票最贵，开价是100列弗（约60美元）一张。在所有东欧国家中，对欧盟支持率最低的是拉脱维亚。这还是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情况。一位当地朋友对我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这儿的说法是，一到9月份，问题都来了。”9月就是议员们休假结束，议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像拉脱维亚这样的东欧国家，采用了西方竞选制度，老百姓前三天新鲜，之后就是普遍的厌倦，而厌倦的原因是竞选上来的基本上都是政客，空谈多于实干。“政客的特点是内斗，不是大事化小，而是小事变大，越大越好，他们可以浑水摸鱼，最后牺牲的是公众的整体利益。”她对我说。
德国明镜国际新闻在线对东欧的政局作了如下的评论：“虽然共产主义政权已经在东欧倒台将近二十年，但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迄今仍然在为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而挣扎。这些国家的政治缺乏中心，从极端右翼到后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形形色色，贪污腐败、极端主义横行，一片混乱。”（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2007年5月29日）克罗地亚作家德古丽琪（Slavenka Drakulic）曾是一位反对铁托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南斯拉夫解体后，她写道：“我们当时错把自由与民主当作是到西方随便采购的自由，但最终我们为此付出了三场战争的代价。我们的孩子在战争中被杀戮，我至今都感到对此负有责任。”（《国际先驱论坛报》，2009年11月7日）
东欧国家本来的经济都相对发达，人口远远少于中国（除了波兰和罗马尼亚人口超过2 000万，捷克是1 000万，其他国家的人口都只有几百万，少于中国任何一个中型城市），教育程度不低，与西方文化的同质性也明显高于中国，欧盟和美国还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指导。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二十年后的结果竟是如此不如人意，确实值得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民主建设中深思。前面提到的“有民主而没有民主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