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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电视新闻联系到邻座的孝套联系到刚才证实的机械故障，在候机厅里诚惶诚恐。幸好有两台彩电，我便强制自己转移注意力。不久通知我们说有一顿免费晚餐款待顾客。这时，吃再一次在国人面前发挥了威力。果然，一听是白吃，乘客们气焰顿消，转悲为喜，奔走相告，潮水般涌向大餐厅。人们凭机票领了餐券，在大餐厅领到了盒饭和一瓶易拉罐饮料。我为了看“新闻联播”，草草应付后便到候机厅。看到报道的中国经济大好西方萧条中国稳定世界动荡，我的心中感到真高兴。特别是我最不放心的农业问题也有了转机。一条报道说，农民今年交夏粮不再象以往那样打白条，一年的血汗钱全部兑现。给人的感觉好象不打白条反而不正常，是开了恩，农民应该感激不尽。一个老实巴交一望无牙的庄稼老汉一边数着自己手里的一叠钞票，一边感激地说还是党和政府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盛夏的黄昏是美妙绝伦的，停机坪上银灰色的机身在夕阳的余辉中被蒙上一层稀薄的霞光，象镀上了一层闪亮的，近乎熔化的金子。八点左右，在暮色苍茫之中，飞机在巨大的轰鸣中，随着我的心跳起飞了。飞机迅速地大幅度上升，从而让我体会了短暂的失重状态。我从窗口俯视这个庞大的都市被一团烟雾所笼罩，但仍可以看见那些高大建筑物的模糊轮廓和细密的流动的灯火，不久便是成都平原整齐有致的稻田阡陌，交错有序的农舍道路依稀呈现出来。蓦然间我惊奇地发现了一副立体风景，在飞机的西方，是一片金黄闪耀的天空，向四周由强而弱地射出万道如剑之出鞘般的霞光，东方一片苍茫朦胧，而机身下面的云海却被黑暗所吞噬。这时我已经忘了一切不祥的念头。
不久空姐开始分批给我们分发各种稀奇古怪的精致食品，饮料和纪念品－－一个时髦的横拴腰间类似皮带的黑色皮包。餐后我要了几本画报翻阅。我们渐次飞越贵阳、桂林上空。在迷迷糊糊之中被播音员和空姐叫醒，飞机即将到达深圳。我一看手表已近十点十分了，我推开机窗盖子向下俯视，不久，前方出现了巨大的一片灯火，飞机开始盘旋下降。旅客开始兴奋起来。深圳简直成了不夜城，空气透明度极好，在无边无际的灯火海洋中，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鳞次栉比，四通八达的公路上爬行着密密麻麻荧火虫般的各式汽车。约十分钟后，飞机稳稳地停在深圳宝安机场。
十七
我一跨出机舱门，就有一股从未感受过的热浪向我袭来，我差点昏厥过去。通过一条连接着舱门的圆柱型的富丽堂皇的空中通道，进入一个凉气袭人的宽敞的大厅，等了一会，传动带送出了行李包。当我推着行李包向外走时，却没有发现卫超，我又四处找了一转，还是没有，我开始惶恐起来，立即去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操乡音的人，我这才有一种安全感。他告诉我卫超在下午5点就到机场去了，结果机场说本次航班无限时延迟，他一直等到9点才回去，现在又到汽车亭去等我去了。他让我自己乘中巴到上海宾馆汽车站下车就可以见到阿超了，如果没见到就再往前走200米到华强南路招待所的第二层，招牌是“豪绅川粤大酒店。”
我走出大厅，一排中巴正在路边招徕顾客，那些广东仔正在用一种几乎听不懂的普通话嚷道：“深圳！深圳！到深圳！”我刚一踏上那辆已经点火启动的中巴，就飞快地向前驰去。沿途是高大的广告牌和连绵不断的厂房、车间，正灯火通明，发出阵阵轰鸣声。半小时左右，中巴停在南头边防检查站亭外，我取出边境证和身份证随人流鱼贯而入，那个武警把我和边境证、身份证上的照片狠狠地盯了几眼，仔细地对照一番，然后放我入关。入关后，又换乘中巴，直奔深圳市区。一路上灯火愈加辉煌，座座几十层的高楼大厦在夜幕中不断掠过。在上海宾馆站，车还没有停稳我就发现了卫超，几乎同时他也发现我了，我们一齐叫了对方的名字。卫超身材高大俊逸，一表人才。
“不好意思，没有接到你。机场没有通知飞机延时到何时，我明天还必须上班。”他一边接过我的行李包一边说。
“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让你白白等了近五个小时。第一次乘飞机就这样。”我抱歉地说。“我们还用得着说那些。阿非，我倒发现你变了。”卫超说。
“是不是陈奂生上城了，太老土了？”我问，“他妈你才到深圳两年就瞧不起老乡了。”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发现你变老成了，以前总是先听到你的笑声后见到你的人。”他说。
“生活的艰辛嘛。”我笑笑。
我随卫超拐了个弯来到“豪绅大酒店”，这座十多层楼房中的第二层就是阿超上班的酒家。他告诉过我这里有五六个老乡。卫超两年前到这里，他以一个复员武警的国防身体被选中做了酒楼的保安部长。他把我领进去参观了一下豪华的酒楼，然后又下楼到街上，打了个的士到了不远处的住处。卫超告诉我他们住在赤尾村，离皇岗口岸和上步码头都很近，和香港新界仅一河之隔，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新界半山腰的别墅。
我们走进了一片建筑物相对零乱，低矮的居民区，仿佛走进一处都市里的村庄。繁华和喧闹被平静代替，那些光秃秃灰扑扑的水泥墙上，贴满了那种不通过电视、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介却又充斥中国每个角落，最家喻户晓的广告，专治那些让人面红心跳、难以启齿、裤裆之内、两腿之间的传染病。
我们走进一座崭新的六层楼洋房。卫超告诉我这座房子不过是当地一个农民修的，十年前不过花二三十万，现在一千万也买不走。每月仅酒楼就要付给他3万元房租，而酒楼只租了他的三四楼两层。这个昔日娶不上媳妇的穷光蛋娶了个漂亮的上海女子，买了辆奔驰轿车，整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我虽早就听说这里的农民暴发了，听了这些还是瞪大了眼睛。
我们走上了楼时，有几个老乡过来。卫超一一介绍，阿蕾、阿波、阿华。
“我的好朋友，老同学李亚非。”卫超把我介绍给他们。
“亚洲的亚，非洲的非。”我笑着自我介绍，“这名字好记，叫我小李好了。”
“这里得叫你阿非，你以后就叫我阿超。”卫超说，“阿非这名字你不介意吧。”
“阿非？我成流氓阿飞了？阿非就阿非吧。”我笑笑。
阿波替我提行李，阿超整理床铺。这时我已经热得大汗淋漓透不过气来，我真怀疑如此高的气温中人居然能生存。阿超领我去冲凉，半夜三更的水竟也是温的。冲完后我又穿上T恤、短裤、拖鞋随阿超去吃饭，下楼经过二楼时他大叫一声：“杨排长，吃宵夜去。”里面就走出一个上身赤裸，趿着拖鞋的年轻人，他个子很高，瘦得可怕，露出排骨，一看见他就知道又该重视农业问题了，怪不得叫他排长。他操着浓重的重庆口音和我们打招呼，看见我很亲热。
宽敞的大排档坐满了人。阿超告诉我这里的人有吃宵夜的习惯，通常午夜以前是无法入睡的，而且从不睡午觉，精神特好。
“今天为你接风，吃几个广东菜如何？”卫超问我。
“随便，简单点的。”我说。
不一会，又来了几个女孩。有老乡陈蕾、黄姐和杨排长的女朋友，大家对我一见如故，谈笑自如。他们极其关切地问起一些家乡的情况，我于是把那些家乡人都不在意的事情，如哪条破街拆了房子，哪条水沟被填平，哪个老板或官员翻了船或哪个刑满释放人员暴发了讲给他们，他们竟听得津津有味。
“还是给我介绍些深圳的情况吧。”我说。
“这里是中国的联合国，每个省甚至每个县的人都有。却是广东人的天堂，外地人的地狱。
”杨排长第一个说，“这是个移民城市，过客文化！”
“什么都学香港的，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商品、货币甚至口头禅都是香港的。”阿蕾说。“这里也是女人的天堂，男人的战场。”黄姐说。
“天气热死人，人际关系却冷死人。”卫超说。
“满街都是鸡婆。这里找鸡婆容易，找爱情难。”杨排长的女朋友说，她姓华。
“这里的人，不姓资也不姓社只姓钱，有钱就是大爷。还是你自己慢慢观察吧。来来来，吃菜吃菜！”卫超提醒我。
几个据说很有广东特色的菜实在是索然无味，不过我仍装出满有兴趣地勉强应付，幸好有一个被称为“通菜”的和川菜中的藤藤菜味道相似。
这几个菜几瓶啤酒居然花掉卫超三百多元，我十分过意不去。回到寝室时已经十二点过，冲了个凉瞬间又是大汗淋漓，热得睡不着，阿超给我找了台盒式电扇对着吹才好点。卫超兴致很好地对我说：
“你先休息，我明天下午才上班，刚才和阿波调了班，我们还要继续干革命。”便叫上杨排长、陈蕾、阿华去打麻将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十点了，我感到浑身又是汗腻腻粘乎乎的，没有料到早上的自来水竟也是热的，实在难找一丝凉意。阿超冲凉时告诉我昨夜的鏖战他赢了五百多元，杨排长被剃得只剩下骨架了，今天天然由他请客。我乘着空闲拿出电动剃须刀剃了剃满脸的胡茬，让自己强制性地年轻了一截，我又换了一件干净的宽松的T恤衫。我决定今天不到台湾老板那里去，我想先熟悉一下这个神秘莫测举世瞩目的现代化都市。阿超要带我去逛一阵。
刚一出楼，火辣辣的太阳光几乎刺得我睁不开眼，滚滚热浪向我袭来，瞬间浑身又被汗水浸透，汗水沿着脸颊和下巴向下不间断地滴落。我发现南方的天空格外高远格外蔚蓝，南方的阳光格外充沛格外耀眼，和内地相比，太阳似乎离地球近了许多，如头顶火炉，炙烈得令人不堪忍受。热带季候风挟着海洋的苦涩和潮腥扑面而来，还有一氧化碳气体、类似食物腐败的味道和一种难以言传来历不明的独特气味弥漫在城市中。
一到大街上就可以看到深圳的真面目了。那座座高耸入云、鳞次栉比、造形各异的楼厦都在艳阳普照下五光十色、流金溢彩、轮廓分明，显得比在电视中更加气派更加豪华，更有说服力。繁华商业街一条接一条，高档商店一间挨一间，制作洋化的广告牌和霓虹灯充斥眼中，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车流你来我往穿梭不息。随处可见到内地很少出现的豪华型奔驰、林肯、凌志、皇冠轿车，的士是纯一色的红色“桑塔那”。街道两旁遍布着棕榈树、椰子树、槟榔、铁葵、芭蕉树等热带植物，街区拐角处有片片芳草萋萋的绿草坪，街心是高大的多层次立交桥或街心花园，园心有水池，池中清泉荡漾，喷泉飞舞……
这个平地乍起、急骤膨胀起来的南滨都市给人的感觉是繁荣但不拥挤，整齐而不零乱，是一个充斥着舶来商品、舶来文化、舶来客人，透着喧嚣浮华和富裕气息的大熔炉。几乎所有的人都绷着脸来去匆匆忙忙碌碌，其中晒得黝黑发亮的年轻人最多。大街上很少见到内地城市大街上常见的那种趿着拖鞋不慌不忙、胜似闲庭信步、甚至成排地蹲在街沿呈大便状的闲慵之人。阿超告诉我，这里一眼就能分辩出哪是外地人哪是本地人，即使不听他讲话也能。那些皮肤黝黑，身材干瘦精悍，穿鞋不穿袜子的就是本地人，他们手提大哥大，腰挂“挤奶机”显得轻松自若无忧无虑，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大街上随处可见驾着豪华车，手提“大哥大”，牵着漂亮女人的新富们。手机，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严禁在公共场所使用的通讯设备，在这里却专凑人多的地方去，大街、商店、餐厅甚至冷不防地从轿车中探出一颗长颈鹿似的头颅来，对着手机大声说笑。那些用手机通话的神龙活现的家伙，一边格外宏亮，格外造作地讲话，一边用婊子般的目光胡瞟乱扫一气，生怕别人没看见，只要你一留意他，他的声音立即会高八度！俨然成了身份和富有的标志。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生意全都被他们做完了、垄断了，这个世界他们说了算。也难怪，我记得当时的手机价格在两万元以上一部。其实根本没必要，因为这座城市通讯非常发达，就连许多僻静角落的小杂货店都有国际国内直拨电话。当然，这并不妨碍两年后我稍有盈余便也迫不及待地买了部手机招摇过市－－新事物嘛。
我随阿超回到酒楼后，他替我买了份套餐。他告诉我，这是这个物价最高的城市中最实惠的吃法，只卖给酒楼工作人员亲属朋友，不对外出售。卖一份酒楼还要亏几元钱呢，价格每套十元。阿超说即使一两个人到最低档的大排档，一顿三四十元挡不住。套餐有数量不多的两荤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