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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往里面扇烟子。我呛得直咳嗽，直到头晕目眩简直掉不上气了，最终受不了就钻了出去。他们缴了我的枪，一阵毒打后被绑在一根木桩上。我发现皇军里夹着很多伪军，还有个是小埔镇餐馆的那个小老板。妈的，原来都是一伙的！孙仁一脸奸笑，妖里妖气地调戏我，还摸我的下身，皇军就露出犬牙狂笑不止。我呸了孙仁一口血水，他恼怒万分，对我一阵狂抽，又阴险地在皇军军官耳朵旁嘀咕了几句，那军官冷冷地笑道：“八格牙路，死啦死啦的！”嚯地一声抽出东洋刀，一下子架在我的脖子上，我还没来得及大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或“怕死不当共产党员！”就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惊恐之余，才发现原来是手电筒的铁皮挨在了我的脖子上，我回想起这个到深圳后的第一个梦，出了一声汗，赶紧到冲凉房去冲了一通。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常常梦见自己回到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人厮杀的情景，真的，类似的梦我做过不下一百回。莫非是我那杀过日本人也被日本人追杀过的父亲的战争后遗症，又遗传给了我？寝室里一片鼾声，吊扇吱吱地转着。我一时没了睡意，就趿着拖鞋，穿着裤头，穿过走廊到了阳台上。午夜的深圳，热浪似乎并未退去多少。由于阳台面向香港新界，背对深圳，所以这里领略不到深圳的夜景。在新界半山腰的许多小别墅，仍忽明忽暗地闪着灯光，那灯光虽然很微弱却充满诱惑力。
我胡思乱想一通，又回到寝室倒头睡下。忽然听到阿超悉悉索索地翻身，然后又发出咯咯的磨牙声，不久他的呼吸急促起来，喃喃地呓语：“阿蕾，那边没人，我们往那边游。”一边抓起床上的另一个枕头紧紧地抱在怀中。我想起阿超给我说过，他们两个之间有了感觉。在众人的眼中他们也是明摆着的一对。阿超下个月要回四川，难怪这几天情绪有些不对。
十九
第二天一大早就直奔深圳福田人才智力市场。这是阿超和苏茹都向我推荐过的，据说是最正规的。它位于福田区华强北路中段左侧振华路的深圳纺织工业大厦。我还没有走拢，就看见一大片人聚在门口－－我这才意识到又一批大学生毕业了。他们三五成群地交谈，他们大都二十多岁，一副焦虑和疲惫不堪的神色，他们大多戴着眼镜，夹着廉价的公文包，女生们大多撑着花伞。
上午九点，当智力市场工作人员一打开大门，人群一下子乱轰轰地往里涌，我随着人流到了二楼。当我看见一个巨大的牌子上镶嵌着几个豪华气派锃亮耀眼的镏金大字“深圳欢迎您！”时的确产生了到家的亲切感。我满心欢喜地走进去。这是个约1000平方米的大厅，中间被不锈钢或铝合金白栅栏和许多小洽谈间围起来，入口处有人守着。大厅左侧是巨大的几乎和墙一样高的玻璃窗，上面挂着一排招聘表，间隔几米就挂着一台彩电，随时报告当天的招聘信息。大厅的一角又被围成了一个小圈，几张办公桌、几台饮料机、几部公用电话，另有几台复印机，专门复印各种文凭，个人简历，招聘表等资料。即使对于我们这些不名一文的穷学生来说，收取昂贵的饮料费、电话费和复印费是毫不含糊的，若少一分钱，服务小姐都会拉起苦瓜脸。
我决定先到招聘表和电视前浏览一番，我发现每个职位都要求应聘者同时具备许多条件，条款非常苛刻。除大专以上文化外，一般还要求懂外语、懂电脑、懂广东话、有工作经验、有广东户口、有良好社会关系，身高、体重等等，仅有一技之长，已经很难胜任。往往一个职位的应聘者多达几人甚至几十人，不少人唏嘘不止，望而却步。我拿起笔选了几个比较对路的，例如翻译、文员之类，然后直接往中间大圈内的洽谈处走去。在入口被拦住，被告知必须到窗口买张求职登记表。一张纸竟花去五元，我填好表格，被守门工作人员将登记表剪去一只角，并被告知每一张表只能用两次便作废，若再用必须重买。我抱怨着进了洽谈处。我应聘的第一家公司是一家赫赫有名的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公司位于繁华的深南中路，是一座几十层的蓝玻镶嵌的柱形大厦，招聘的职位是两名英文翻译。我恭恭敬敬地把毕业证、中英文个人简历、英文求职书和求职登记表的复印件递上去。一个时髦的小姐收下来，用订书机将这些零散的资料订在一起，然后扔给邻座的一个中年男子，我便去排队。等了有二十分钟轮到我，我看见他先浏览了一遍我的资料，看看我，然后又问道：
“英文水平如何？”
“自信有六级水平。”我答。
“口语怎么样？”他问。
“这怎么说呢？还凑合吧。”我说。
“用英文作个自我介绍。”他放下资料抬起头。
于是我开始说起来，大都是英文简介上的句子，非常流利，引来了周围一圈人。还没说完，他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又用英语问我：
“有相关工作经验吗？（Do you have any related experience？）”
“我以前受聘于内地一家经济开发区作翻译，这是聘书。”我赶紧从皮包里取出聘书递上去。
“会讲广东话吗？”他又问。
“不会。”我说。
“有深圳户口吗？”
“没有。”
“深圳有住房吗？”
“住在一个朋友那里。”
“来深圳多久了？”
“刚来。”
他收剑了满意的表情说：“不行，我们老板是香港人，要求必须会讲广东话。而且我们短期内无法提供住房。”
“广东话学起来挺容易的嘛，不可能比学英语还难吧。”我着急了。
“我看不见得吧。这样吧，你把资料和电话号码留下，如果我们决定聘用你，会给你来电话Call你的，好不好？”他记下了阿超酒楼的电话。阿超是我的深圳市内联系人，求职表上有这一栏。
在我之后是两个女生和两个男生，情节大同小异，最后照例是留下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静候命运的安排。
我又到了一个洽谈间，这是一家港资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里面坐着两男两女，桌子上放着两部大哥大，铁栏前挤得水泄不通，至少等了近半小时才轮到我。
“先生您要应聘什么职位？”漂亮的小姐问。
“中英文秘书。”我边说边把资料递上去。
“你以前是局长秘书，师范院校毕业的，怎么不教书呢？”她边看边问。
“噢，是这样的。”我说，“我毕业时被一所成人高校选中，要破格接收我到该校任教，－－因为我的文凭只能做中学教师。我是说，怎么说呢？我学得还不错。但教委坚持不放我，硬要我到一个没电灯、没自来水、讨不到老婆的偏僻山村教中学。我有教高校的水平，为什么非得去教中学呢？人才浪费嘛。现在农村都把城市包围了，我又为什么要下乡呢？我一气之下就改行了，由于专业不对口，我就停薪留职了。”我一口气讲完，她就象听天书一样给搞糊涂了。“会使用电脑吗？”她又问。
“会使用四通电脑打字。小姐请看，我的中英文个人简历，求职信都是我自己打印的。”“是不是用五笔字型？”
“对。就是王永民发明的那种五笔字型。”我补充说。
“每分钟能打多少字？”
“没试过。”
“来深圳多久了？”
“刚来一个星期。”
“你以前是局长秘书，平时干些什么？”
“为领导起草报告、计划、发言稿，整理文件，找资料等，把领导想说、想写、又无暇顾及的找出来写出来，然后署上领导的名字，再让领导去说。”我字斟句酌地说。
“内地机关秘书和深圳企业的秘书不同的啦，这里的秘书还要求成为老板经营管理、市场预测和营销策划的助手，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恐怕不行。”
“小姐的意思就是我不行了。”
“不，我们要考虑的是每个应聘者的综合素质。你的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要找的是最合适的那个。如果你是最合适的，我们会及时通知你的。”她彬彬有礼地解释。
她刚说完，就有自以为条件是最合适的人马上凑进来递上自己的资料。我刚退出来就感到肩上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生，他对我说：“师兄，刚来的？”
“是的，怎么啦？”
“我叫邓刚，华南大学中文系毕业。你过来一下。”他把我拉到一旁说，“你应聘要注意技巧，我刚才一直在听你说，象你那样应聘希望永远不会太大。”
我赶紧感激地道谢：“谢谢师兄提醒，我这初来乍到什么也不知道，还望您指点迷津。”“你不能太老实，问你来深圳多久了，是想了解你是否熟悉深圳的环境，千万不要说刚来，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的；问你在深圳干过些什么，是想了解你是否有外资企业的工作经验，千万不要说没干过，胡诌一个，这里外资企业多如牛毛，人员流动又快又多，谁也记不起曾聘过哪个职员，他们也绝不会去调查；问你是否会讲广东话，就说听得懂一些，日常句子会讲几句，你现在马上要学会几句简单的广东话。应聘也是门学问。深圳这地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真本事需要，但更需要手段。真本事求发展，而手段却是求生存，需要使出全身的解数才可能有你的立锥之地。何况我们都是文科生，文科生在这里找工作更难，机会更少，所以更要注意手段。”他说完我赶紧道谢。
“你一定来深圳时间不短了？”我又问。
“一年多了，什么都干过了，秘书、文员、管理、业务员、酒楼领班……”“怎么现在又要换工作了？”
“深圳这地方，一两个月换一次工作的人多的是，满意就干，不满意就走，谁也不碍着谁。老板没有几个是好的，他们内心有一种施舍者的优越感，而且被施舍者还必须有油水可榨！万恶的资本家！这里并不是久留之地，混混还是有些好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真实的，虚假的都有很多好处。”他老练地说。
这时，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吆喝：“下班啦！关门啦！”人群躁动起来，有的人在抓紧最后几分钟拍卖自己，大多数人都被往楼下赶。我和邓刚在门口分了手。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你文凭不高，可以去买一个，才二三百元一个，一些名片行有卖的，全是名牌大学。”
火辣辣的太阳令许多没有带伞的人望而生畏，在大厅的空调处拼命地吸收冷气，连几个重庆人都在大骂，这鬼地方，这鬼天气，比重庆还难受！我在稍凉的地板上坐了十几分钟，喝了一杯冰镇荔枝汁，猛吸了一阵冷气，然后鼓足勇气，一个箭步射出去，刹那间觉得宛如一只飞蛾扑进烈火中，一眨眼就被熔化，我一阵目眩，头立即膨胀，感觉转眼之间身体发生了状态的变化，由固体化为液体又化为气体，直冲脑顶又逸向天空。
我恹恹地走到华强南路和深南路交叉口，这个以前的人才市场此刻仍聚集着大批露天应聘者。这里有一片树荫，是洽谈的地方。许多人买了盒饭坐在地上吃起来，我花去八元，买了一种有一只鸡腿的盒饭，又到上步储蓄所旁的杂货店买了杯冰镇可口可乐，提起一个矮塑料凳，靠着墙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鸡腿太难吃了，爵着口感如木屑。吃完以后点起一支烟，伸展开双腿，迷着眼睛养神，一派疲惫不堪状。忽然有一个人影凑过来，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手里也提着个小方凳。
“有火吗？师兄？”他一边坐下来一边递给我一支深圳人很少抽的“红双喜”香烟。深圳人通抽“三五”、“万宝路”等外烟。
“哥们，什么地方来的？”拿出打火机，一边点燃我们的烟一边问他。
“陕西宝鸡。兄弟什么地方人？”
“离宝鸡不远，四川蒙城。”
“蒙城？我知道，进四川的一个大站，我经过几次，挺不错的。”
“不错，说它穷山恶水恰如其分，说它是一座封建堡垒并不为过。”我说。
“宝鸡也差不多，所以我也来了。”他说。
“穷山恶水出刁民嘛。”我笑道。
“以前在内地干哪行？”他又问我。
“城堡中的城堡，机关小公务员，跑腿打杂混政府的饭吃。我是停薪留职出来的。你呢？”我说了又反问他。
“那我就更是个刁民了，你还停薪留职，心中还有组织有纪律嘛。我是开溜跑出来的，什么手续也没有办。”他说。
我望着这个并不健壮的北方小伙子问：“为什么？你不怕被单位开除吗？你以前在哪个单位上班？”
“我是宝鸡一家国营机械厂的技术员，西部大学毕业，但没有拿到毕业证。”他说。
“为什么？”我感到奇怪了。
“学潮时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