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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见到陈白露，是在学校的食堂。那天我端着一盒沙拉，想找个靠窗的位子，然后看到一个穿着牛仔裤、灰T恤和白球鞋的姑娘边喝酸奶边看表，身旁放着双肩包和一摞课本。清晨橘黄色的阳光照着她的侧脸， 碎发垂在高高的鼻梁上，她的脸色饱满而红润，像一颗成熟的苹果。
“嗨，陈白露。”我站在她面前说。
她在盛夏的阳光里抬起头来一笑，额头光洁如玉。
陈白露住在团结湖往东的日报社家属院。这是她妈妈的房子。当时这所房子是单位福利，不要白不要，没想到一朝变故，这间小公寓成了仅剩的财产。
陈白露回到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她的爸爸妈妈让她把这所房子租出去，房租就算她的生活费。可是据说她一进到学校宿舍，就被狭小的空间和公共卫生间吓到了，她既不能在五个人的注视下完成饮食起居，更不能忍受早上在洗手间外排长队。
她迅速布置好那套两居室，一个星期之后就搬了进去。这不是因为她行事利落，而是她根本没带什么钱，只比身无分文强一点点，而买了简单的家具后，就真的身无分文了。
到大二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陆陆续续添置了不少东西，可是依然很简单。卧室里一张小小的单人床，永远铺着白色或米色的床单，单日是白色，双日是米色；衣橱很窄，以至于我第一次进到她的卧室，还在好奇她把衣服放在哪里。我从未见过一个女孩的衣橱可以这样小。她的衣服很少，挂在一排银色衣架上，静静地罗列在里面，衣橱角落里垒着三五块沉香木，是她独有的熏香办法。除此之外，窗边一把孔雀椅，椅子上搭着豆青色半旧的丝绸坐垫，墙上一面穿衣镜，再没别的陈设。没有毛绒公仔，没有花瓶，你绝想不到这是个女孩子的房间。
隔壁是书房，占了两面墙的架子上密密地垒着书，正中央一只巨大的红木条案，似乎比床还要大，占去了小半个房间。我对那只条案非常感兴趣，当时刚好选修了一门叫“明代家具研究”的选修课，很用心地看过两本书，于是立刻跑过去又摸又叩，想判断出年代。
但是我没有成功，如果我听课还算用心的话，木头至少是清代的， 可是我从未见过明清时候有这样设计的条案：矮墩墩，四只粗脚，枨子勾脚一概没有，却有云纹牙头，云纹又雕得十分精美。
我鉴宝失败，求她公布答案。 “这只案子嘛，是‘文革’的时候从一个大人物的家里抄来的，后来那家人病死的病死，自杀的自杀‘，文革’结束以后发还家产，也没有人能来领了。” 我吓了一跳，顿时觉得这厚重的红木色泽带了血淋淋的意味。 “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东西？” “除了老首长，还能从哪儿？他听说我从学校里搬出来住，就让秘书带我去地下室挑一些不要的家具。那地下室大概有十年没打开过了，锁孔都锈住了。后来把门撬开，满屋子落了灰的大家伙，我一眼看到这个案子，是不是缘分？我也不大懂这些，不过像是明朝的，只可惜早年被那些不识货的人扔来扔去，四只脚有一只断掉了半截。我叫人把它抬出来，把脚锯平，所以它比别的案子矮一些，而且本来底下是有枨子的， 现在也没了。”
“可惜，可惜。”我摸着那精细的雕花，想象着被锯掉的半截是什么模样。 “可惜什么呀，遇到我是它幸运。老首长的地下室你没有去过，不比地上的房间小，里面这些东西一直堆到天花板。将来遇到识货的买走就算好的，其他的恐怕都要一卡车拉到垃圾站烧掉。”
“哎！”我大叫一声，“那你该多拿些。你看你家里多寒酸！”
她脸上的怜惜消失了，立刻恢复了她惯有的傲慢表情，斜着眼看我：
“咦，你也不是没见过好东西的人，怎么一股小家子气？东西么，够用就行，能少一件就少一件，多一件就是累赘。”
我当时在心里想：你说得光明正大，还不是因为你没有钱。
我印象中陈白露总是缺钱，永远在缺钱。现在我回想起来，能在记忆中搜寻出很多个她眉头紧锁的片段，有时候坐在那把孔雀椅上，有时候蹲在书房里的大花盆前，有时候盘腿坐在我家的地板上、手里捏着茶杯什么的，问她“发什么愣呢？”她就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不是回答我， 而是跟自己说：“去哪儿弄笔钱呢。”
她的爸爸妈妈一开始是给她生活费的，每个月六百元，在2006年物价还算平稳的北京，这差不多是学生的平均消费水平，但对于陈白露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想想她的 Max Mara和Elie Saab、全套双立人厨具和Artemide组灯，它们与这萧条破旧的小区格格不入，但又的确由真金白银换来，六百元于她的生活来说，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还要听她爸爸妈妈的唠叨，说如果她肯屈尊住宿舍，现在就有房租收入了，不仅够她零用，还能贴补家里。所以到了大一下半年，她跟父母说好，把这点儿可 怜的生活费也省掉了。
她的生活来源是站展会和做家教，一开始没什么名气，赚钱很少。 但是她做得很认真，要露大腿就认真露，要讲课就一丝不苟。她给美术生补习英语，后来她带的学生考上央美，学生又把她介绍给画室的师弟师妹，再加上做些翻译和剪些广告片，反正七七八八加起来，能够支撑她自己的生活——事实上我估算过她当时的收入，完全抵得上一个白领，而白领是供房之余还有存款的，她却因为保持着幼年遗留下的奢侈的生活习惯，常常身无分文。
这并不是夸张，是真正的身无分文。陈白露的家在朝阳区，学校在海淀，往返一次并不太方便，如果一大早有课，她前一天会在宿舍过夜。 某个学期她在宿舍过夜的这天我也刚好晚上有课，这天我们会一起去食堂吃晚饭。
有一次，我在食堂门外的报刊亭等她，她笑嘻嘻地走来，手里握着一只有莲花纹浮雕的天青色茶壶。我很爱茶具，立刻夺过来想看壶底的印章，壶是温热的，茶已经泡好了。
我打开盖子，澄明透亮，是金骏眉。那只盖子做得很精巧，顶上的柄是一只貔貅的头，嘴巴朝天张着，貔貅头又是可以拧下来的，盖子中空，可以做小香炉。底下泡着热茶，上面香烟从貔貅口中吐出，我觉得十分有趣，问她能不能把这只小壶送给我，或者告诉我从哪里淘换得到。 “我从沈阳老家带来的，只有这一只。我帮你问问我爸它是从哪儿来的，不过你不要抱什么希望，年头太久，他不一定记得清。” 既然是孤品，我就不好强行夺过来，但我的心全扑在这精巧的小玩意儿上了，一路握着不肯撒手。我有收集这些东西的癖好，况且从小到大，凡我看上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这只小壶在后来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我的心病，直到有一天陈白露正式把它送给我——但我那时候已经无暇为得到它而高兴了。
那天我照例点了煲仔饭，但陈白露只点了一碗米饭，然后笑嘻嘻地把茶浇在米饭上。
“你要减肥？”
“没有钱啦。”她笑着说。 我记得一份卤肉饭是八元还是十元。“怎么至于？” “就是至于啊。”她用勺子咔嗒咔嗒地戳着食堂里的劣质籼米，澄明透亮的金骏眉慢慢渗下去。“我得弄点儿钱。”她边吃边说。 又过了一个月，她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去不去国大看《红楼梦》？” 那是2008年夏天，上海越剧院到国家大剧院演出新版的《红楼梦》，主演是我们俩都很喜欢的钱惠丽和单仰萍。我说：“好，我去买票。” 她很得意：“我已经买好了，两张。”
“我不坐二等座。” “一等座，‘哭灵’的时候连眼泪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钱了？” “翻译了一部片子，顺手把字幕做了，一共四千。”
我一算，两张国大一等票，差不多就是四千了。一场戏都看掉？前几天吃茶泡饭的是不是她？
“你节省一点儿吧。” “省它干吗？”她很诧异。 “你留一笔积蓄，就当救急用，以后再窘迫也不至于吃茶泡饭。” “留什么积蓄，我就是积蓄。”她干脆地说，“我脑子在，手在。” “总会有意外啊！” “富贵在天，”她说，“死生有命——你烦不烦？”
那年是2008年，我和陈白露刚好二十岁。
让我理一理思路，在陈白露和陈言相遇之前，还有什么是我没有讲到的？ 说一说首饰吧。 从广州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妈给了我一只保险箱，里面是足够我在各种场合佩戴的珠宝：金银缠丝的多层大项链、极细的镶着米粒小钻石的锁骨链、各式胸针和丝巾别针、刻着我妈妈名字的缅玉手镯和红宝石戒指，还有成把的发簪，我把它们都还给我妈，说我对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没有兴趣——但是我又想留下一条穿着一颗珍珠的银色项链，它装在一个小布袋里，设计简单，光色柔和，很戴得出去。
“咦？这条怎么在这个盒子里？它不值钱。”
我用指甲刮着那颗珍珠，这是我唯一知道的检验真假的办法：“是假的？”
“真倒是真的，只不过不是什么好的。” “我根本分不出好坏，只要是真的就好。”我捻着指尖刮下来的一点儿白色粉末。 “傻孩子，那是你见好东西见得少，见得多了，自然就分得出好坏。” 结果是，我连那条看中的珍珠项链也从来没有戴过。 人体已经足够天然和美，无须珍珠和钻石的装点；或者，如果人体是丑的，通体贴上金箔也是尊丑佛。 所以何必呢。 但陈白露不这么想。
我和陈白露成为好朋友后，有一天，我打开保险柜给她看，并且说，她可以随便取用。
她一眼看中一条钻石项链，钻石有六克拉重，吊在铂金蛇骨链子上。 钻石太大，而链子极细，拎在手里沉甸甸地下垂着，仿佛随时会断掉。 这搭配虽然不安全，可是十分好看，纤细和炫目搭在一起，使人觉得惊心动魄。
“这不是一套吧？”陈白露细细地抚摸过链子，把椭圆的钻石握在手心里。
“是我自己搭配的。石头是裸石，外边的环是我在银铺定做的。” “该配个粗一点儿的链子。”她拿起另一条粗一些的铂金绞丝链，放在手里比了比，皱着眉头说：“这条倒是不会断掉，但是太难看。” “难看？哼，你未必见过这么难看的东西。” 还没有等陈白露做出反应，我就从她手里把项链夺了过来，她始料未及，蜷起的手指勾住了纤细的蛇骨链，我们同时听到一声金属的断裂声——链子断掉了。
链子断掉可以修复，就算不能修复，也不值什么钱。但我那天大怒， 随着钻石从断口处滑到地板上，我腾地站起来，和陈白露发火：“你为什么弄坏我的东西！”
陈白露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那条断链，抬起头讶异地看着我。 “对不起。”她迅速说，然后尴尬地一笑，好像在提醒我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故，并不值得生气。 当然不值得。我无意识挥霍掉的、被人以各种名目诓骗去的、随手弄坏的财物，不知道值多少条这样的项链。但那天，她越平静，我就越生气，我冷若冰霜地站在她面前，紧紧地抿着嘴。
她愣了一会儿，然后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她把手里的项链放回匣子，站起身走了。走到门口，她蹲下来捡起钻石，放在手边的书架上， 说：“再见。”
后来我无数次想起这件事。正如同那条项链在首饰匣中并不起眼一样，这场冲突在我和陈白露的争吵史中同样不值一提。可是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那天要发火，为什么要让她难堪？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是我不愿面对的：那就是我嫉妒她，或者说，是我面对她时长久以来的自卑感。
这种心理我从来没有对朋友们提起过，连陈白露本人也不知道。 我嫉妒她接地气的生活。不，不只如此，还有她始终抬着的头，即使住在线路都老化了的小区，她也永远整洁，并且丝毫没有降低生存的标准；即使账户余额是零，只能吃食堂的籼米，她也能从茶罐里拿出不多的存货，泡上一壶好茶；即使在车展上被男人们用垂涎的眼神打量，她的仪态也是高贵而不可侵犯的。
我去过她的车展，她和一排漂亮姑娘站在一起，她的姿色并不是最出众的一个，个子也不算最高，但你一眼就能发现她，因为她的眼神和旁人完全不同。
怎么说呢——我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但我无法精确地形容出来——比较接近地说，她的眼神在透露着这样的信息：“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这个信息不只停留在车展上，它一直延伸到生活里。我想，每个人某一时刻的价值观和仪表，都不是孤立的形态，它有来路、有去处，它的来路是过去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它的去处是一整个未知的人生。
而陈白露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