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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把她横抱起来，而我慌得团团转。我出门时两手空空，连车费都是杨宽付的，我拿起陈白露扔在地毯上的一只手包，不知道她的卡和钱在不在里面；手包的扣子有些复杂，我越心急越解不开，杨宽在门口喊我：“我带了卡，快点儿吧！”我才跟在他身后跑了出去。
去医院的路上，陈白露的头枕着我的膝盖，痛苦地干呕着。看着她像水一样涌出的虚汗、迅速由蜡黄变得苍白的脸色，我心中惊恐万分：要是她死了我该怎么办呢？我白天还在和她怄气！陈言一定会杀了我的。 一定会的。
天亮时诊断结果出来了，是急性肺炎。
~3~
在病床上打着点滴，她对着电话和薛先生怒吼，剧烈的咳嗽不停地打断她自己的声音。
“你一年要打几十场球，一定要打明天那一场吗？好，打比赛是吗？ 你去打，你现在回北京，明天早上去天津也来得及 ——我怎么没有体谅你？又不是在天涯海角，只要半个小时的车程呀，你嫌开车累的话，那边公司没有司机吗？我病成这样！”她说着，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在一旁看不下去，塞了一张湿巾到她手里，她接过来，捂着嘴又是一阵咳嗽，湿巾上一片浅红的血迹。
“好，我都咳血了，我明天就死！你就留在天津不要回来了！反正那儿什么都有，有公司，有高球，姑娘也不少，别再找我！”陈白露使性子挂了电话。
薛先生的电话马上又打了过来，只响了一声就被按断了。然后陈白露关了机。
我看着她怒容未消的脸。 “唉，白露，你不能激怒他。” “为什么？”她敏捷地抬起头，用并不友好的眼神看着我，“因为他供给我一切，我就要事事顺着他，不敢忤逆他？”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嘴上这样说着，但我心里想的是：难道不是这样吗？ “两个人在一起要互相迁就。”我选择了比较稳妥的说法。 “哼，说得跟你特别有经验似的。”她在病中，可反应似乎比平时更快了，嘴上依旧丝毫不饶人。 我脸一红。我唯一的恋爱经验就是对陈言，如果那也称得上恋爱的话。 我泄了气。
~4~
那天是7月21日，天一早就阴着。我和杨宽坐在病房里陪着陈白露，她十分焦躁，一会儿要喝加冰的水，一会儿又嚷背后的靠枕不舒服。我好说歹说才说服她不要喝冰水，但全住院部最软的枕头都给她了，她还嫌难受。 “这是什么破医院？打完这瓶点滴就转到和睦家。”她盯着杨宽说，那语气完全是霸道的命令。 杨宽好言抚慰：“你看外面的天色，要下雨了，你得肺病最怕着凉。” 狂风正吹得窗外的杨树枝疯狂地拍打着玻璃窗；黑云压城，下午四点如同七八点钟。 “这么硬的枕头怎么睡？”她尖着嗓子说。 “我回家给你拿鸭绒枕。”杨宽拿起车钥匙就要走，被我一把拉住：“雨眼看就会下起来，又赶上晚高峰，没有四个小时你休想回来。” 我又转头看陈白露，她仍然皱着眉头不安分地扭动着，我有点儿生气：“陈白露，我和杨宽从夜里四点到现在没有合眼。”
陈白露不说话了，仰头躺在枕上闭目养神。杨宽趴在桌子上打盹， 我百无聊赖地刷着微博，这时候，暴雨已经瓢泼一样地下了起来，我站在窗前，视线里只有一片白茫茫的水柱。微博上各地的网友都在围观这场罕见的暴雨，到了地铁一号线被迫停运，语气才由调侃变成了担忧。
这场雨成了灾难。 夜里，我把已经睡着的杨宽叫起来，给他看新闻：“你瞧，广渠门下淹死了一个开车的人。” “我的天。”他吓了一跳。陈白露也醒了，茫然地看着黑洞洞的夜色，狂风似乎刮倒了一棵树，树干和地面发出恐怖的撞击声，然后是一连串的汽车警报声，在医院的夜里格外凄厉刺耳。我们面面相觑。
后来我说：“你要不要问问薛先生在天津怎么样？”
她点点头，示意我把手机递给她。我替她开了机，她拨通薛先生的手机，却显示无法接通。 “可能在应酬？”她疑惑地说，然后打给薛先生在天津的秘书。 秘书说：“薛先生下午一开完会就回北京了。” “他不是明天还要打球？” “他说明天早上再来天津，他急着回去看你。” 陈白露一愣：“他几点钟出发的？” “大概下午四点钟，我们说天气不好，劝他不要走，但他说开得快一点儿，能赶在雨下起来之前回到北京。” 然后陈白露的面色霎时变得惨白。 “白露！”我眼看她要晕倒，冲到病床前。她重重地倒在我身上，前额的碎发立刻被虚汗浸湿了。 “你别胡思乱想，哪里有电话打不通就往坏处想的？”我劝她，但我自己也慌了。 我和杨宽四处打电话，给交通局、给公安局、给武警大队，动用我们认识的所有人寻找薛先生的下落。按照时间推算，雨下起来的时候薛先生正在京津高速上，而铺天盖地的新闻都显示着，这条高速严重积水， 汽车像火柴盒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有的只露着一个车顶，有的漂到了远处的田地上，远看如同汪洋大海。人们手拉手站在大巴车的车顶。
我们没敢把这恐怖的图片拿给陈白露看。 而这时我和杨宽才发现，我们自恃了二十几年的所谓权势，在危难关头根本没有用。一条高速路有几百公里长，被积水没过车顶的汽车有成千上万辆，除非动用卫星——只怕卫星也无能为力！
我和杨宽把两个手机打到没电，瘫坐在椅子上。
陈白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的白炽灯，然后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找陈言。”
“谁？”我和杨宽都吓了一跳。 “陈言。他不是用外交部找过我？” 我的眼泪涌出来。
我摸着她蓬乱的头发、她高烧消退后冰凉的额头：“现在连外交部也使不上力气了。”
她神经质地一笑：“连我都找得到，还能找不到别人？” 我不知该说什么。 筋疲力竭的杨宽握住她因为打点滴而高高肿起的手。“白露，现在只能等。” “等？”她抬起头，像是听不懂这个字似的。 “听天命。”杨宽说。
这是多么可怕的三个字啊。雨在后半夜停了，我们的恐惧却没有减少一分。房间里闷热得吓人，我把窗子打开一条缝，外面劫后余生的新鲜空气一股脑儿涌进来，带着些微的泥土腥味。我清醒地一凛。
我扶着虚弱的陈白露站在窗前，院子里那棵被风拦腰吹断的树死状惨烈，枝丫摔得到处都是，一只巨大的乌鸦在树干上蹦跳着，在路灯下留下贪婪的阴影。
“天哪。如果他死了怎么办？”陈白露惊恐地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转头看向杨宽求助，但杨宽只是沉默着摇了摇头。
“他死了我怎么办？”她像怕我们没有听清楚似的，又重复了一遍。
我见过陈白露经过无数困难和险境，她从来不问“怎么办”，她总是知道怎么办。
“等天亮。”我无力地说。
杨宽从护士的值班室拿了一副扑克牌回来，他帅气地洗着牌，问陈白露：“你不是德扑高手吗？用棉签当筹码，好不好？”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医用棉签，“顺来的。
”
我们在雪白的被单上玩着牌，我和杨宽小心翼翼地交换着眼色，故意卖破绽给她。我们让她赢了点儿小钱，为了不使游戏太无聊，又认真地赢回了一点儿。再后来，不管我们怎么有意地让着她，她还是输光了。
天亮了，万里无云，晴好得仿佛昨天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铺天盖地的新闻，雨中死亡数人，失踪无数，郊区受灾严重。我们不能再瞒陈白露，她握着手机，每看一条，脸色就更白一分，等她把所有的图片都看完，神色反而镇定了。
她紧抿着嘴唇看着窗外被洗得一尘不染的树叶，脸上带着大病未愈的蜡黄。
“白露？”我轻轻抱着她的肩膀。 “要是他没事，我以后脾气会好些。”她轻声说。“要是他死了，你同我去他家，我要保险柜和书房里那几张画。” “白露！”我喊出来，“你在想什么？” “你少指责我。股权、房产没有我的，我能动的只有这些了。”
“薛先生待你不薄。”
“我也没有辜负他呀！但是道义是对活人讲的，如果你觉得我这样算过分的话 ——”她瞪大布满血丝的眼睛，间或一阵咳嗽。我看着疲态和狠毒同时汇聚在我熟悉的那张脸上，那张脸上曾经带着纯美羞涩的笑容， 在老首长的沙发上，对我说“我叫陈白露”……又想起秘书翻着白眼说 “喂不熟的白眼狼”。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转身走出病房，毫不犹豫。杨宽在后面喊我的名字，我没有理他。
谢天谢地，我走后不久，薛先生就回来了。 据杨宽说，薛先生当时可以用“衣衫褴褛”来形容。如我们所估计，他的车在京津高速上熄了火，他在水面淹过车顶之前打开车门走出来， 避免了一场惨剧。他和逃出来的人们站在大巴车顶上熬到天亮，手机和钱都冲走了。早上积水消退以后，他走了十几公里，用西装外套跟村民换了一顿饭，然后搭车回了北京。
~5~
我几乎两天两夜没合眼，昏天黑地地补着睡眠，我梦见一间大房子， 灯光明亮、墙壁厚实，我的父母都还年轻，系着红绳的水仙花在白瓷盆里盛放；我梦到许许多多无聊的琐事，比如踩着小板凳擀饺子皮，往磕破了的膝盖上涂紫药水，偷偷在书包里装一盒火柴烧柳絮 ； 在大花坛前吃串红里的蜜汁……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多么不情愿地睁开眼睛，早在骑在我爸脖子上嚼大白兔奶糖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梦。
杨宽说：“薛先生请我们过去。” “不去。”我不想见到陈白露。 杨宽叹口气：“我和薛先生的司机在你楼下。” 我拉开车门，杨宽和我一样一脸睡眠不足的疲惫。 “她总是需要你，也总是需要我。”我赌气说。 “惯出来的。”杨宽第一次没有站在陈白露那边，顺着我说。 “好大的脾气，好尊贵的架子。当年的程雪粟也没有这样过，路雯珊也没有。”我顾不得胖司机在支愣着耳朵听，一口气说出来。 我以为我们要去薛先生家，但车子停在了陈白露的公寓楼下。我有些诧异，薛先生劫后余生，难道陈白露不应该陪在他身边吗？ 推开门，我和杨宽都呆住了：酒气熏天，浓重的烟味呛得我直咳嗽，一浪接一浪的说笑声从客厅里传出来，音箱里似乎放着一支爵士，被大呼小叫的加码声不时地盖过——陈白露竟然在这里开了一个赌局。
我们瞠目看着这群半醉的人，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想必是陈白露新结交的朋友。陈白｛“文｝露穿着一｛“人｝件白底绣｛“书｝樱花的睡｛“屋｝袍，露着光滑的胸脯和手臂，天，她手背上的浮肿还没消呢，现在就推了一把筹码上去，然后迅速输掉了。除了陈白露，每个人手上都夹着一支粗壮的雪茄，那是薛先生送给陈白露的。她在烟雾里开怀地笑着，又止不住地咳嗽，不时抽出一张纸巾捂住裂了口的嘴唇。
他们不知道她有肺炎吗？ 就算他们不知道，她自己也不在意吗？ 对面的书房门开了一条缝，我和杨宽看到薛先生露出半张脸。我们走进去，他站在书架前，脸上胡子拉碴，也许是光线的缘故，我感觉他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年。房间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桌上一大杯水里泡腾片正飞快地冒着气泡。
“您还好？”我问。 “有一点儿感冒，没有关系。”薛先生说，声音嘶哑。 杨宽指指外面的狼藉—— “她故意气我的。”薛先生说，“她生我的气。” 我差点儿脱口而出：“气你活着回来吗？” “一个小姑娘，我在天津的朋友，知道下雨的时候我正在赶回北京的路上，打不通我的电话，很是担心。今天早上她找到我家来，正好撞见陈白露。”
我和杨宽站了一会儿，慢慢想通了原委。薛先生当然不止陈白露一个女朋友。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女朋友。
薛先生站在落地灯旁，有一点儿无助地看着我们，他的背微微地驮着，额头上有一点儿皱纹。那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许多人的父亲，平日里精明强干，昂贵的西装和炙人的权势能使人忽略掉他们的年龄；可是在生病和受了责难的时候，总是无法掩饰地显露出老态来。
“她一直是知道的。所以我没有预料到，她会发这么大的火。”薛先生说。
我们面对面在沙发上坐下，这沙发是我陪陈白露选的，米白色的罩子，豆绿色的棉垫，清新柔软。 “她要和我分手。我以为她是赌气，和她确认了好几遍，可她说什么也要走。我没有挽留女人的习惯，二十年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但是我挽留了她，海小姐，你懂吗？”他从灯光里抬起眼睛看着我。
“我看得出你很喜欢她。” 他摇头：“我已经不年轻了，我的感情不像你们一样浓烈，把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