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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人名单。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地铁站走出来的，我一路哭到媒体看片会， 心想自己闯了弥天大祸。那是一部很棒的电影，我希望有很多观众喜欢它，如果因为我的工作失误导致它的宣传力度不够，我觉得自己是“国产电影的罪人”。
我跟我的老板英总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仍然能想起她先是惊愕然后拍桌大笑的样子。我站在她对面伤心地抹眼泪，她似乎想止住笑，弯下腰捂住脸，可还是笑得浑身颤抖。 英总是个三十岁的单身女人，但她总喜欢称自己“少女”。 我哭成了泪人，简直想以死谢国产片。 “不至于不至于。”英总边给我擦眼泪边说。 “来，擤鼻子。”英总又帮我擦鼻涕。 我觉得这是老板要炒掉我的前奏。 “英总我辞职，如果您要我赔偿损失，我就赔。”我抽抽搭搭地说。 “小姑娘没经过事儿，胆子跟芥末籽儿似的。你没备份，我也没有？”
英总把她的手机递给我。 看着通讯录里的一串名单，我真后悔哭得太早又太凶。说好的职场新锐呢？真丢人啊。
~2~
回到广州一连三天，我都陪着我爸妈奔走在各种应酬的场合。我记得小时候他们的应酬再多，上午的时间也是自由的。那时候我一般天亮时就醒过来，悄悄推开爸爸妈妈的卧室门，在床边找一条窄窄的空间睡下，不惊动他们。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十点钟，窗帘拉开，爸爸妈妈在客厅里坐着喝茶读报，偶尔有交谈声传进来，我幸福地闭着眼睛，感受着阳光洒在身上的温度 ——许多年后我想起“幸福”二字，浮现在脑海里的，只有那片暖和的阳光。
但是这一年不一样了。他们连早茶都在应酬。我照例天亮时醒来， 可是家里空空荡荡，和北京的房子一样。小时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过， 他们的床铺干净平整，客厅里的报纸整齐地叠好，只有茶杯上的水珠证明早上它的确被使用过。我曾经的幸福，小而简单的记忆，却很难找回了。
他们会在中午时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某个饭局。很多叔叔阿姨要见我，给压岁钱，夸奖一些我压根儿没有的优点，中午的饭局一直延续到晚上，换一批新的人，说的却是同样的话。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我已经在两轮饭局里被逼着吃了很多杂乱的东西，喝了又冷又热的饮料，听了满耳毫无意义的寒暄，我感到疲惫不堪， 可是饭局还没有一点儿要结束的征兆，我的爸爸妈妈分别在我的两侧和人们推杯换盏，推杯换盏，推杯换盏。
好像永远不会停下。 我因此想起了北京的聚会，从前我以为这是两代人，两个圈子，审美癖好和兴趣所在完全不同；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他们根本是同一个人，他们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是他们老去以后，他们热爱的东西披着各式各样的皮毛，但却有着同一个灵魂，不，两个，一个叫名， 一个叫利。
我想念北京。事实上搬到广州之后我一直在想念北京，可是这一次， 似乎和从前不一样。我很少想起那些会所和豪宅里的聚会，因为我这几日似乎并没有离开它；我想念扛着比我还高的展板布置新闻发布会，我想念因为多睡了五分钟而不得不左手刷牙右手梳头，我想念蹭四号线地铁里的Wi…Fi回邮件不小心坐到终点站，我想念公司楼下的肉夹馍——工作十二个小时之后我可以埋头吃掉三个。
我看着深夜依旧灯火通明的城市，立交桥依旧繁华，想象着同样的月光照在遥远的京城，照着我新认识的朋友们，她们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可做，而我在日复一日的推杯换盏里消耗着时光，消耗着，直到黑眼圈爬上我的脸，然后是皱纹，然后是永远无法修复的衰老和抑郁。
冰凉的可乐也不能使我振作起来，巨大的空虚和孤独感混合着夜晚的凉意，从每一个毛孔渗进来。想到以后的人生，我泪水涟涟。
又做了一个冰凉的梦，一幢豪宅，雕梁画栋。宽阔的阳台上垒着空酒瓶；条案上的黄铜蟾蜍香炉里燃着奇楠香，这似乎是杨宽的家；烟灰缸里一截尾巴还温热的雪茄，我拿起来闻了闻，是陈白露爱吸的Cohiba， 这是个普通的聚会，可是他们在哪儿呢？白露！杨宽！我大喊，然后回声传过来，没有人应答。这是个匆匆结束的聚会，他们也许匆匆赶去了另一个聚会，来不及收拾残局 —— 这是经常发生的，可是为什么撇下我呢？
为什么撇下我？我在梦里困惑而焦虑地皱着眉头。
这是多么空虚无聊的生活。可是突然他们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我慌乱得像五岁时走丢那次，在陌生的人行道上放声大哭。
哭着醒过来，眼泪已经把枕头沾湿了一大片，半边脸都是冰的。 我把枕头翻了个面，可是睡不着了。从门缝里往外看，似乎客厅的灯没有关。
我下床关灯，起得太猛，眼前一阵发黑。
推开卧室门看到我妈正坐在客厅里，穿着一件绣着丹顶鹤的丝绸睡袍——那是一次慈善拍卖会的拍品，一个只会绣花的聋哑女孩绣了这件睡袍，我妈花了二十万拍下，钱用来捐助二十个贫困的聋哑女孩读完高中。这件事登在第二天日报的头版上，而我只希望这二十万真的到了那些女孩手里。
我妈抬头看我，她已经卸掉了脸上的妆，眼睛依旧有神，但没什么光彩。
“你没睡？” “我口渴。”我端起我妈手边的杯子，看了一眼就皱眉头：参片足足放了半杯，已经被泡得发白，水是吓人的暗红色。 “这是我们上年纪的人喝的，补元气。”我妈从我手里拿过杯子，递给我一瓶水。 “妈妈，我心里很乱，我……” 你知道最悲哀的事是什么吗？是你明明有一腔心事，要表达的时候，它们却突然变得透明了。
我要说什么？孤独？明明在家里办party，人多到杯子都不够用。 迷茫？从来无人给我压力，要我成为什么人。我倒宁愿他们逼迫我，多少有点儿方向感。 “你在北京遇到什么事了？” “没有。”我想，我的“事”，可能就是我什么事也遇不到，就是空虚，就是明明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又没有勇气走出去。 “妈妈，我到底为什么要被生下来？我死的时候会不会什么也没有？
我总觉得自己是上帝不小心多造出来的一个人，我……我没有意义，我没有想要追求的东西。” “自由，孩子。” “自由？我已经自由到无拘无束。”
“真正的自由。不活在别人的价值观里，也不为什么主义而活着。真正的自由会让你快乐和勇敢。”
“我该怎么做？” “跟随你的良心。”
~3~
回到房间后我过了很久才睡着，第二天醒来得很晚。我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睁开眼，白花花的阳光已经洒满了房间。
是陈言。 “干吗？”我声音干涩。 “你家门密码是多少？我借住一夜。” 我糊里糊涂地说了，然后他挂了电话。 又睡了一个回笼觉我才觉得不对劲，于是我又打了过去。
“不要用我的洗衣机洗内裤；音乐不要开太大不然会吵到邻居；不可以带女孩来我家过夜，被我找到一根长头发你就死！定！了！”我把我能想到的都交代了一遍，那边却很久没有回音。
“喂？” “好。” 咦。
“你住几天？” “两天。初六房产中介上班，我去找房子。” 糟。
“怎么突然要从家里搬出来？” “我爸妈离婚了。”他冷静地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替陈言感到遗憾。 我替他的爸爸妈妈感到解脱。 吵吵闹闹二十年，这场离婚甚至来得太迟了。十年前陈言被逼出国就该离婚；二十三年前陈言未出生就该离婚；他们甚至不该结婚，既然筵席反正要散，当初就不该聚在一起。
2010年春
~1~
我本来定好正月十六回北京，为了尽快看到陈言，我把机票提前了两天。他那时已经在新公寓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我迫不及待想要看看他的新房子，以及安抚这个刚刚遭遇了人生第一次打击的男孩。
他住在北三环边的一个小区，从师大东门外的一条小巷延伸进去， 路边有一所中学、几家文具店和一家烧烤店，我从机场出来直接去了陈言家，那时是晚上，尽管冰天雪地，烧烤店外仍然有红光满面的大叔在谈着上亿的生意——或者叫吹牛吧，总之，这是北京。
我太愉悦了，拖着大箱子砰砰地敲陈言的门。这是一个新小区，环境还不错。
他来开门，穿着羽绒服，脸色发黄。我一进门就傻掉了，房间冷得像冰窖。一间小小的一居室，小得只放得下一桌、一椅、一张大概一米五宽的床。哆哆嗦嗦地摸暖气，冰手。
“你怎么住这破地儿啊！”我脱口而出。
“又没让你跟我同居，你抱怨什么呀？”他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嬉皮笑脸。
我只有床可坐了。我坐在床边想了一会儿，差不多明白了：“有骨气是吧？离家出走是吧？卡被收回了是吧？”
“没那么丧，主动交回。” “车呢？”我在楼下没看到他的车。 “地铁也挺好的。我搬来的第一天坐地铁去批发市场买窗帘，真不错！又快又空，以后再开车我就是大傻子。”
我冷笑：“春节假期当然空，你现在再去看？挤死你。我赌五毛钱， 过不了半个月你就得哭着回家跟你爸妈认错去。”
“哥跟你不一样，”他嘻嘻地笑着，“哥开得了法拉利，挤得了一号线， 你快走吧，娇生惯养的小傻瓜。”
“对。”我赌气站起身，“我脑子在飞机上颠坏了才会连家都不回先来看你。再见。”
他竟然没拦我！
我拖着箱子雄赳赳气昂昂地三步迈到门口 —— 这房间实在太小了 ——又折回来，打开箱子扔出一盒葱烧海参、一盒粉蒸排骨、一盒梅菜扣肉，都是我妈今天早上给我做的。
“吃完记得把乐扣还给我。”我说。 “拿走拿走。” “你不识好人心是吗？”
他换上一副诚恳的脸色：“我吃不了这些东西。太油腻。你箱子里有菠菜豆腐倒是可以给我。”
你妈才让你千里迢迢扛菠菜豆腐。 “你又装什么蒜呢？” “我胃溃疡犯了。”他说。
我太粗心了，他这样说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他的脸上的确一层病容， 眼角无力地下垂着。
“去医院了吗？” “我是爷们儿。”
“好，别去，熬着吧，胃溃疡之后不就是胃穿孔吗，爷们儿不怕。”
我做出一个笑嘻嘻的表情把饭盒装回箱子，转身就走。 他忙跑过来堵在门口：“你这是真生气了？” “别做梦了，你是死是活关我屁事。” “不是我不想去医院，胃病治（W//RS/HU）不好，只能养着。” “告诉我你准备怎么养？” 他笑嘻嘻地指着茶几上的一盒开了封的布洛芬——止疼药？ 当年他抢了伦敦小贵族的女朋友，胳膊被打得肉都翻出来，据说他顺手拿起一瓶黑方浇上去消毒，把那帮英伦混混吓得目瞪口呆。 有多疼？我看着那盒布洛芬红了眼圈。
我尽量保持语气的平静：“什么时候发工资？要不要我先替你交取暖费？”
“没有工资了。”他笑着，“我把工作辞了。” “啊？”我真的吓了一跳。 “纳税人也挺不容易的，我就别浪费他们的钱了。” “蛀虫不多你一个。”
“ 要走就走得干干 净净， 我都跟 我爸妈翻脸 了， 还要他们给的 工作——要是我真的有什么事儿可做也行，可是我跟部门经理谈了大半天， 他什么工作都不敢给我安排，因为这是我爸交代的。”他得意地说：“所以我说，去你妈的，我堂堂伦敦政经学院的全A生，年轻英俊，风流倜傥，就在你这儿养一辈子大爷？你们这么小的庙，还养不起我这么大的佛呢。”
我乐了：“你是准备去居委会领低保吗？”
“你瞧，养活自己有什么难的。”他打开电脑屏幕，给我看一个英文的word 文档。“不过我刚知道做翻译这么低薪，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妈做翻译也是这个价钱，可那是90年代初。”
能一样吗？如今是个人就懂英语。
堂堂伦敦政经学院的全A生，竟然做钱最少、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翻译。他的毕业证一定在抽屉里哭死了。
~2~
第二天，陈言告诉我，他有了在病中照顾他的人。 一开始我没有往心里去。他回国后身边的女孩蜂围蝶闹，我随口问：
“谁呀？” “你认识，陈白露。” 我惊得直接从床上跳下来。
可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用发小儿之间惯用的嘲笑语气说：“这可不容易哪！不是谁都能约到她，你可以啊！”
“我也纳闷呢。她看上去像个冰山似的，我可是一点儿希望也没抱。” “是吗？那是鬼拉着你的手拨通她的电话的？” “我找了很多姑娘，本来以为一说就成，可是她们一听说我搬出来，卡和车都没了，谁也不肯来，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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