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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１自我认识
智慧果的罪孽的解释亦带有社会形态学的性质，也就是说把此理解为不顺从最高的权力，不服从最高的力量。 这是原始时代的信仰的遗迹。 然而，这种罪孽可以理解为失去自由或者检验自由。 现在我所说的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是抽象思维的成果，而是精神体验、生活旅程的成果。 我能够接受和体验基督教，仅仅是因为它是神人的宗教。对我来说，讲神人和神人性就意味着讲我所转向的宗教。我之成为基督教徒，并不是因为中止了对人，对人的价值和最高意义，对人的创造性自由的信仰，而是因为我找到了这种信仰的更深刻和更本质的根据。 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感觉到自己和改信基督教、东正教或者天主教、新教的大多数人之间的界限。 我的信仰不可能被人的极为卑下的情况所动摇，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人对人自身所想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神关于人所想的基础上。基督教对人的态度存在两重性，从一方面说，人是堕落的和罪孽的实体，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得到发展，他的自由被削弱了，被歪曲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人有与神相类似的面貌，人是创造的顶点，人倾向于雄伟。 上帝的儿子成了人，在他身上有着永恒的人性。 由于上帝的永恒人性，在人与上帝之间便存在着可公约性。 没有这种可公约性，就不能了解启示自身的可能性。 启示不仅以发出启示者的主动性为前提，而且，以接受启示者的主动性为前提。 启示是二项式的。 从关于耶稣基督的神人性的查尔西顿教条决不能得出神人启示的人类学结论。 我对那种在新的历史时代已经定型了的人道主义进行了很多批判，人道主义正经历着危机和崩溃，因为它得出人的自我满足的意识。 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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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以最大的力量论证人道主义的这种危机，论证人道主义转变为反人道主义，转变为对人类的否定。但是，宗教的人道主义，对上帝的人性的信仰，是我所固有的。 这个人是无人的。 人性是上帝的基本属性，人扎根于上帝之中，正如上帝扎根在人之中，这个第一原理是模糊不清的，甚至被人的堕落所掩盖。 人的外倾性，人的失落不仅仅是远离了上帝，而且脱离了人所固有的本质。 我就是这样意识到基督教神人性的基本神话的。这是双义性诞生的奥秘：上帝在人中诞生，人则在上帝中诞生，上帝之中的东西也需要在人之中，在人对上帝的召唤的创造性回答之中。 我的书《创造的意义》的序文中引用了西列祖斯的话：“我知道，没有我，上帝一分钟也不能存在，要是我不存在，上帝就不得不舍弃精神。”
日耳曼的神秘主义者深刻地意识到那个奥秘：不仅人没有上帝不能生活，而且上帝没有人也不能生活。 这是爱的奥秘，爱者需要被爱者。 这种意识是和那种把上帝与人的关系理解为审判过程的意识是相对立的。 扎根于神人观念中的宗教人道主义要求实现启示所教导的人类环境的净化、唯灵化和人道化。 对基督教启示的理解依赖于意识的结构，它可能是开阔的和受束缚的，深刻的和肤浅的。 人的意识非常依赖社会环境，这样，对于基督教的启示的纯洁来说，便没有什么东西不被曲解，没有什么东西不被弄得模糊不清，比如，社会的影响，比如，统治和奴役的社会范畴被搬到宗教生活中，甚至被搬入教义本身之中。《圣经》已经是上帝的启示在有限的人类环境和有限的人类语言中的折射。 奉若神明的圣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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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偶像崇拜的形式。 因此，科学的圣经批判有着解放的和净化的意义。 宗教生活，我不是将它作为教育或者审判过程来接受的，我是把它当作创造来接受的。《宗教裁判大法官传奇》这本书一直对我有很大的意义。我在其中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顶峰。 传奇的天主教揭露对我而言只是第二位的，“伟大的宗教裁判官”
——这是世界的开端，采纳了众多的表面看来是自身矛盾的形式：天主教和一般的专横的宗教，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国家。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一书中，我根据这个结论来阐述我的思想。它对于理解我的精神道路和我对基督教的态度、关系是很重要的。《宗教裁判大法官传奇》中的基督形象渗入我的心中，我接受了“传奇”的基督。 对我来说，基督成了带有自由精神的圣者，终身如此。 当有人反对自由是基督教的基础时，我把这领会为反对我最初所接受的基督和所转向的基督教。我认为，从无限的精神自由的脱离就是脱离基督，脱离基督教，而接受“伟大的宗教裁判官”的诱惑。 我在基督教史和基督教会史中看到了对精神自由的逐渐远离，看到了以神的名义对世界进行统治的“伟大宗教裁判官”的诱惑被接受。在宗教生活中探索保障和没有错误的准则，是虚伪的。在精神生活中有危险性，有无保障性。 敬神的象征形式替代了对千年王国的现实探寻，在基督教中复兴的是预言的和弥赛亚的精神。 我一直对预言家有着特殊的敬意，对宗教的预言方面也特别的亲近，可能亲过它的其他方面。 维护真理而不牺牲上帝的意愿。 我一直象征地理解宗教生活中的祭礼和肉体，反对那种可以称之为宗教中浅薄的现实主义。然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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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主义是现实主义类型的，而非唯心主义类型的。 我对于宗教的圣“体”
（这是在２０世纪初被普遍接受的）是反对和厌恶的。 我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的。 现在，当东正教、天主教、新教中存在着向极端正统的复归时，我的思想也是不合时宜的，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相对立，我永远相信，存在着的不仅仅是多面的基督教，而且是多面的宗教。 基督教是多面的宗教的项峰。 但是，基督教自身也不能达到顶峰，它也没有完结。 可以这样说，基督教在历史上并不是基督教的发源地，关于赎罪的神话带有多方面的性质，在基督教中它只是现实的。 我认为，神话并不和现实相对立，在神话中有着现实的因素。 所有这些并不是反对基督教，而是保护它。 基督教的最主要的东西不能历史地加以解释，它不是历史的，而是历史起源的象征。 基督——神人的个性是不能解释的。 然而，基督教历史上不仅吸收了犹太人的弥赛亚主义于自身，而且吸收了全部的古代宗教（在那里有着基督—赎罪者现象的预感）于自身。 从某一时刻开始，我读了许多有关神秘主义的书，使我惊讶的是，所有时代和所有宗教信仰的神秘主义者都是相类似的。 这种类似在一定的精神深处显现出来。 宗教体现于精神——肉体的外壳中。 一元论类型的神秘主义者不解决个性问题，它有着反个人的倾向。 这样的一元论学说对我格格不入，因为个性问题、个人的命运问题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心问题。 按照我的宗教形而上学，我一直是关心个人的。 因此，个人在永恒中的命运问题，我认为是全部问题中的第一问题。 个性、有个性的人在无个性的神性中的消解，在抽象的上帝的统一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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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解——这和基督教关于人、关于神的人性的思想是对立的。这种看法始终意味着宇宙中心论对人类中心论的胜利。对我来说，没有比这种所谓人消溶于上帝所承认的宇宙生活中的思想更令人厌恶的了。在２０世纪初，这种对宇宙的神往诱惑和勾引了许多人。 基督教的秘密就是神人性的秘密，两种本性相遇的秘密，但它是结合的秘密，而非混合的秘密。 人没有消失，他被神化了，但他在永恒的生活中继承着自己的人性。 我想，这个思想甚至完全是正统的，但是在正统思想中，它的阐述是不够的，而且常常被基督一性论倾向弄得模糊不清。 我一生都在和各种形式的基督一性论者战斗。 但是我十分喜爱日耳曼的神秘主义，把它尊为精神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 在伟大的日耳曼神秘主义者之中我最喜爱的是Ｊ。伯麦，他对我有很大的意义。 我一直在自己的祈祷中对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他我所最喜爱的人一起表示敬意。 伯麦的神秘主义有着希伯来神秘哲学和闪族的嫁接。 因此，人的问题对他有特殊的意义。 把他归入宇宙中心论的神秘主义者，或是归入泛神论者，都是不正确的。
G我的内在宗教生活是痛苦地形成的，不易察觉的喜悦时刻是比较罕见的。 不仅保留着毫无疑问的悲剧因素，而且我体验到，这些悲剧因素作为宗教现象是占优势的。 我讨厌安慰的满足的宗教类型，特别厌恶宗教的麻木和小市民的宗教舒适。 我想，这样的受折磨的宗教道路不仅和我的内在矛盾相关，而且和对恶的尖锐感受以及对自由的无限的热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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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缺乏宗教热情，缺乏宗教的肉体热情。 有时我很羡慕人们，他们有很多的这种热情。对我的非常敏锐的美感来说，大量兽性的热情以及与它联系在一起的精神，都是让人厌恶的。 这种美感提供了更多的乐观主义情绪，还需要说，幻想在我这里一直是直接的有力的精神。 我终究完全是一个理想的人。 然而我很少将这种幻想的特性表现在外边。 常常，至少是常常，我把幻想体验为深刻的现实，而将现实当作虚幻的恶梦。 我的生活中的最伟大的热情是与由幻想所唤起的内在的音乐相联系的。 但是，我的这种幻想又是和严肃的宗教现实主义（它厌恶多愁善感的唯心主义，温情的宗教性）相联系。 我的宗教生活的局面和景色对我有时就如同高耸的悬岩旁的沙漠。 我并不想自己永远是一个向悬崖的顶峰攀登的人，而宁可在宗教上能够自己体验到不多的幸福恩赐。 我并没有宗教上的自信，我经常体验到不幸和被神遗忘的感觉。但是，也有热情澎湃的时刻。 我想起一个梦，这是我的生活中最有意思的一个梦，在梦中显现出我的精神道路中存在的某种东西（我经常作梦，并且常常作折磨人的恶梦，只是有时作有意义的、象征性的梦）。我梦见一个巨大的、无边无际的广场，上面放满了木制的桌子和长凳，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食品，这是普世会议。 我想坐在靠近桌旁的一个长凳上，并且参与宗教普世会议的事业和交际，我看到许多我所熟悉的东正教世界的好朋友都坐在那里。但是，当我试着坐下时，所有的人都对我说，没有我的自由的地位。 我转过身，看到广场最后升高为没有任何植物的陡峭的山崖。我走向这个山崖，企图登上它，这困难得不得了，我的双手在流血。从侧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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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看到曲折的道路，在路上发现了简朴的人民、工人。我受尽折磨，仍然向上攀登，最后，我终于到达了山崖的顶端。在最高处，我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满身是血。 我完全精疲力竭，几乎没有感觉地跪在他的面前，就在这一瞬间我醒了。 梦使我极为震动。 当我向某些东正教的朋友述说这个梦时，他们告诉我，这是我的自尊心的体现。 我想，不幸的不是我的自尊心，而是在这个梦的高峰处我成了不相配的人。这个梦与我的隐秘的思想、我的理想相适应，而与我的宗教意志、我的宗教活动能力不相适应。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配有自己思想和自己探索的人。 准确地说，我的不幸在于我只能部分地抑制自己的贵族作风，在于我的思想和精神的想象力的过盛。“新的宗教意识”
完全不意味着精神的奢望。在我的基督教理解和体验中一直存在着有力的世界末日论因素。 然而，我也一直没有感觉到自己达到世界末日论意识的顶峰，因为那需要很大的努力、主动性，需要完整地贡献自己。 我不能说，我爱“世界”
，不能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