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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我爱“世界”的诱惑。但是，我的灵魂的外壳是受“世界”
（特别是它的印象）照耀的，我不能从“世界”获得充分的解放。我与那些自认为是完全正统的人相分离，因为对我来说，历史的启示与精神的启示相比较，是第二性的，精神的启示、精神的内在启示是真正现实的。 历史的启示是象征性的，是精神的象征。 全部世界的事件和历史生活不过是精神事件的象征。 但是，在历史上，元历史和元历史事件的断裂具有历史的性质。 在福音书中所讲述的是非现实的人类语言，对我来说它具有决定我的命运的充分的意义，这不是因为外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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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作为来自外部的真正的启示来掌握，而是因为我发现了、辨识出了其中的精神的中心事件，精神的宗教神秘形式。 因此，它对我便具有了巨大的哲学批判的意义。“教育”的克服应当意味着不是它的否定，不是向“前教育”
状态的恢复，而是比“教育”
更高的状态，这状态导向对教育的肯定成果。在我心目中，“教育”首先具有更深刻的、康德式的理性完善性与理性自由独立性的意义。 我不止一次地在东正教基础上使用“现代派”概念，我并不十分喜爱这个词，它使真理过于依赖于时间。 我当然是现代派，但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承认在基督教中创造过程的可能性，新事物的可能性。 我不相信意识的静止性，意识可以净化、扩大和深化，因此，许多旧的东西以新的形式向它显示出来。 真理是永恒的，而永恒的只是来自真理的东西，承认真理的相对主义是机会主义的谎言，我既不是相对主义者，也不是实用主义者。 但是，在揭示真理的过程中存在着阶段，这可能会侵害真理。 真理不是从天上落到我们头上的卓越的东西，真理同样是道路和生活，它是在精神斗争中，在运动中获得的。 天真的现实主义对启示的理解是最不能接受的。 伟大的希望——基督教中的启示可能继续，圣灵可能的新显露——把我和２０世纪初俄国宗教思想的许多代表联系在一起。 这种希望在与我格格不入和敌视我的弗洛连斯基那里也是存在的。 关于基督教对创造性、对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需要新的提出和新的解决。 存在着基督教的真理，它不依赖于时间，然而基督教在自己的历史中，也就是在相对的形态中走向终结。 基督教的新时代主要表现为批判和预感。 当我被指责为异端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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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显得是不合时宜的和荒唐的。 异教徒按其特点来说是个十足的教会的人，并且自认为他的思想是正统的、教会的，这完全不适合于我。 我一直不希望自己的宗教思想具有教会的特点。 我探索真理并且体验我所发现的真理。 历史上的正统思想对我来说不是宇宙性的，是闭塞的，几乎是宗派主义的。我不是异教徒，完全不是异教徒，我是信教的自由思想家。我的思想是自主的，完全自由的，但这种思想又是和原初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我的第一性的信仰是固有的，不可动摇的。我有宗教的体验，这种体验很难用语言表述出来。 我沉醉于深处，在奥秘的世界、一切奥秘的存在面前生成着。 每一次对我具有穿透性的刺激都使我感觉到，世界的存在不可能是自我满足的，不可能在它之后没有大的深刻的奥秘、神秘的意义。 这个奥秘就是上帝，人类不能发明更高的词了。 只能在表面上否定上帝，在深处否定它是不可能的。
G与人们交往在宗教生活中具有很大的意义，和人们交往是经验认识的途径。 我一生都在努力交往，而对我来说，与人们交往，在一生都是困难的，这是我的本性的主要矛盾之一。 在交往中我是很窘迫的，是孤零零的人。 但是我并不想停留于自我封闭状态，并不想永远为交往而发愁。 搬迁到莫斯科后，通过很早就有联系的Ｃ。 布尔加科夫，我和过去曾格格不入的、最具特色的东正教团体会晤了，和俄国东正教的最核心部分会晤了。 这对我来说，不是对东正教的书本上的认识，而是经验的认识。 东正教，我认为是最真实的。 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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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Ｍ。Ａ。 诺沃谢洛夫和他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中有Ｂ。Ａ。科热夫尼科夫（Ｈ。 费多罗夫的朋友，论述人是无边无际的学问的书的作者）
、。 。 萨马林、。 曼苏洛夫（旧的斯拉Z l夫主义的残余，莫斯科圣灵学院院长，过着禁欲主义生活的主教）。
布尔加科夫在这个时期已经接近这个团体，这意味着他在一定程度上向右转，包括宗教上和政治上。 弗洛连斯基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也常常到这个团体中去。 诺沃谢洛夫是中心人物，他的房子使人产生像修道院的集体宿舍的印象，人们在那里集会，朗读报告和进行讨论。 这是一个比与索洛维约夫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宗教—哲学学会更加右的和更加正统的集团（在他们这里，索洛维约夫是不受欢迎的）。在诺沃谢洛夫周围集聚的人们都是严肃的东正教徒，是与修道院和寺院相联系的，与长老相联系的。 他们中的很多人受到佐西莫夫修道院长老的精神指导，当时这座修道院，已经代替奥钦修道院而取得精神中心的地位。 赫尔曼长老以自己的思想而闻名，关于他以后我还要讲到。 诺沃谢洛夫——从前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现在转向东正教。他建立了东正教的图书馆。诺沃谢洛夫自身是个卓越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非常信教，无限忠于自己的思想，很积极，甚至非常忙碌，非常关心人，经常准备帮助人，特别是在精神上。 他很想改变信仰。 他使人产生进行神秘剃度的修道士的印象。 他的文化领域是狭窄的，没有广泛的智力兴趣。他很喜爱霍米亚科夫，自认为是他的继承人。 很不喜欢索洛维约夫，对他来说，索洛维约夫的诺斯替教派倾向和对天主教的好感是要不得的。诺沃谢洛夫的东正教是保守主义的，带有强烈的修道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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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主义的倾向。 但是，同时他也没有教权主义和等级制度的权威崇拜，而这是俄国侨民的右派所固有的。他只承认长老，也就是具有精神才华和精神经验的人的权威（这些人的权威并不与等级制度的官衔有关）。
他并不把主教看得很值钱，认为他不过是垂首于国家的东正教最高会议机关的官员。 他是禁欲主义者，认为宗教的意义就在于专制的禁欲主义。 但是他又是教会完全依从于国家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 一段时间里我参加在诺沃谢洛夫那里举行的集会，并参加辩论，我关心这个世界，我真诚地想洞察东正教的奥秘，希望找到比彼得堡文学团体那里更多的严肃性。 然而氛围对我特别的格格不入，全部时间里我都尽力克制自己。 我的这种感觉是由天生的反教权主义产生的。 然而，正是这些人引起了尊重，特别是诺沃谢洛夫本人。 我回想起有一次在诺沃谢洛夫团体中讨论精神科学院关于“比较宗教史”的提纲绪言。 当时菲多尔主教（莫斯科精神科学院院长，也就是最高的校长）站起来，说：“为什么比较宗教史能产生吸引力？
灵魂的拯救与灭亡都是为了永恒的生命，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宗教史是什么，科学又是什么？“这是传统的敌视知识、科学、文化的修道士——禁欲主义东正教的声音，这是蒙昧主义，听了它我直发抖。 我是不可能走这条道路的。 佐西莫夫修道院之行使我得到了体验，并且看见长老的生活方面。 诺沃谢洛夫全力引导到那里，我与他们及布尔加科夫一起去往那里。 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是折磨人的。返回于东正教的知识分子，想看一看长老的生活方式，想寻找精神领袖的长老，在那个年代，向长老提出愿望成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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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的很大特点，这些知识分子想成为比传统的东正教徒（他们无论何时都是不脱离教会的东正教徒）
更为真正的东正教徒。 不仅新的东正教徒向长老提出愿望，而且人智学者也是如此。 他们在长老那里看到了“告知”的东西，长老的生活方面创造了真正的神话。 人们推测，除了出名的、生活于确定的寺院和修道院的长老以外，还有隐居的长老，他们的居住地不为人知，或为很少人知道。 人们寻找精神的导师和领袖。 对于那个时期的东正教派别来说，圣谢拉菲穆崇拜是其特点，圣谢拉菲穆的修道士是新的白修道士，在那里可以看到圣灵思潮。 在圣谢拉菲穆和莫托维洛沃依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东正教的深层的启示，东正教的圣灵中心主义，在长老的生活方式中能看到那种东正教秘密传统的继续。 为了了解奥吉诺依修道院和阿穆洛西长老，我重新阅读所必须的文献。在阿穆洛西长老的方式中，我找不到任何我想关注的东西。阿穆洛西长老属于东正教修道士的十分传统的类型，完全可以作为它的代表。与实际上是白色之光的圣谢拉菲穆相区别，阿穆洛西长老那里有的是灰暗的东西，而没有新的精神思潮。佐西莫夫修道院有两个长老，哥尔曼长老（被认为是特别有精神的人）和阿列克赛长老（苦行僧和隐修士）。后者是由吉洪牧首在会上最终决定的办法选举出来的：在两个候选人中选择，从投票箱中抽取名单。佐西莫夫修道院在弗拉基米尔省，它那里没有任何的美景。 白天，当我们乘车来到时，我在教会看到了叶利扎维塔。 菲多罗夫娜大公。 对我来说，这是令人不快的印象，因为它标志着东正教会和皇帝制度的联系。服务是长期的，黑夜是意味深长的。 在修道院中，我之后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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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连斯基，当时他还不是神甫。 我应当到哥尔曼长老那里去进行忏悔。但是，修道院的阿列克赛长老同意接待我们。同他的谈话使我产生了沉重的感觉。 无论任何精神的东西我都没有感受到。 他在全部时间里都在用被称为紫罗兰（）
Q S L j N q的。 托尔斯泰最后的话进行责骂。 我非常敬重。 托尔斯Q泰，我不能接受这个。阿列克赛的举止风度完全是粗野的，没有任何值得在精神上敬重的东西。 哥尔曼长老给我的是另一种印象。 他是一个朴素的庄稼汉，没受过任何教育，他给我以仁慈和亲切的印象，我感受到他对人的弱点和罪孽的很大宽容。哥尔曼长老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回忆，但这不等于说，他所说的就是人们所寻找的东西，在任何场合，我都很清楚，我不属于那种把自己的意志全部献给精神领袖——长老的人。我的道路是另外一种，也可能是更为困难的一种。一清早，我站在佐西莫夫修道院的宾馆面前，看那落下的潮湿的雪。 我出现了忧郁的情绪，体验到由于艰难的和矛盾的精神命运所带来的忧愁。 我完全准备为自己很多的罪孽悔过，并且克制自己，但是，我不能克制自己对新精神的探求，不能克制自己的认识，不能克制对自由的热爱。 一个时间里我读了许多充满禁欲主义精神的“热爱善良”类型的书，当然，在书中可以找到某些基本的、无可争论的真理。但是它们贬低人、否定人的创造激情和热情，一直使我感到异常沉重。 我仍然最热爱《基督的榜样》。这本书高于教会的书，其中有高尚的悲伤，有对人类生活和命运的痛苦感。 不过，我不认为它是神秘主义著作。 日耳曼的神秘主义对我有特殊的意义。 除了先知书、约伯记、传道书、福音书之外，我所喜爱的思想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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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是日耳曼神秘主义者。 最喜欢的是Ｊ。伯麦和安戈鲁斯。西列祖斯，部分地还有泰列尔，不过实际上我一直在想，神秘主义的禁欲生活，特别是锡利亚方式是对基督学说的歪曲，是基督一性论，它与上帝人性的启示处于互相矛盾之中。 与此相联系，我经历着危机、震荡，我企图在精神的体验中进行创造。 最使我厌恶的是菲奥凡。 扎特沃尔尼科（我们这里最大众化的思想作家）的书，他所写的全部东西都不是关于禁欲生活和内在生活的，而是关于实践道德，关于对社会生活的态度，关于他的可怕的非教育性，他的蒙昧主义和奴隶地位的。２０年修道院的禁欲生活的成绩不是培育了智力和道德意识，没有锻炼出对社会生活的真正的基督教的态度。 我反对东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