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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但是我的精神一直保持着自由的，不依赖于周围条件的，集中于创造的状态。我是用全部生命坚持着的，尽管我有很多弱点。 这里表现了我的力量，在这里我更加体验到天惠的帮助。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奠基性的思想来到我的头脑中时，可能多数情况下是不适合进行哲学思维的时刻。 有时，对我的思想来说，偶然的生活现象比哲学书里的深刻学说更为重要。 我一直都写得很多，但是书上的学说并不是我的思想、我的特有的哲学的主要源泉，主要源泉是生活事件、精神的体验。当我写作时，通常并不读书，甚至书就放在桌上靠近我的地方，我也不看它一眼。 看书会约束我的思想自由，会削弱创造。 我已经说过，我的著作中最系统的书是《论人的使命》，当这部书的全部纲要来到我的头脑中时，我正在观看佳吉列娃的芭蕾舞，这种活动和这本书没有任何的联系。 我可能被自己长期疾病和短期疾病折磨得很痛苦，可能由于沉重的生活事件而非常不幸，但在同时又能体验创造思想的热情与幸福。 我不会由于一个什么东西而沮丧。 这使得理解我变得十分困难。 在自己思想的形成中，在自己对写作的态度上，我不是只关心自己成果的完善性的演员。 我的内在感受性和直觉要比把这些表述出来的我的作品和演说更有色彩，更为丰富。 我不大会表达自己具体的世界幻觉，我写作是因为内在的声音命令我说出我所听到的东西，我写，是因为我不能不写。 在我这里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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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世界。 创造的意义和创造狂喜的体验９３２
何高于自己写作的内省，没有任何对寻找好于写作的事情的关心。 写作几乎是我肉体的需要。 像作家一样，我没有任何的卖弄和任何的谨小慎微。 在我的思想的产生中可能有表演的成分，但是我写作时，不是作为学者，不是作为演员，我并不企图使自己的创造客观化，我想表述自己，呼喊另一种我所听到的内在的声音。 创造与写作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客观化，不如说是超验化。 我已经使用了这种表述，我不属于喜爱自己作品的作家，我通常并不满意自己写的东西。 我不喜欢重读自己的作品，甚至不喜欢读别人论我的文章中所引证的我的话。 关于我，人们写了什么，我几乎是不正常的冷漠。 我不喜欢在客观化的世界里看到自己，不喜欢看自己的面孔。 我喜爱的只是我所出现的创造热情，主体与客体的区别的克服。 不过，我对自己的某些书还是非常珍惜的，特别是在某些时刻。 创造使我沉浸于一个特别的另外的世界，这个世界从艰难中，从通常是贪婪的权力之下得到解放。 创造行为是在时间之外进行的，只有创造的结果，只有它的客观化是在时间之中。 创造的结果不能使创造者满意。 但是，创造热情的体验，神魂颠倒，对主体与客体的区别的克服，则转化于永恒之中。 创造与直观的关系问题是十分复杂的，我想在另一本书中研究这一问题。 创造与直观是否永远是矛盾的呢？我想不是。 在直观中同样存在精神主动性和创造的因素。对自然美的美学直观以主动和另一世界的断裂为前提。美已经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世界。 对另一精神的，“智慧的”世界的直观以对这一世界的克服为前提（这一世界把我们和上帝以及精神世界分开）。
在最高的直观——美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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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２自我认识
的直观——中体验着创造狂喜的成分。 那种认为最有灵感最令人着迷的状态不是创造状态的想法是错误的。 天才——着迷的人，但他是创造者。 不过，直观自身的成分并不意味着斗争、冲突、痛苦的矛盾和艰难，这些状态都被克服。 这种“直观”
区别于精神主动性的其他形式。人应当周期性地进入直观的瞬间，体验直观的美好的安静。 独特的物力论，不断的攻势或者是对人的折磨，或者是把人变成机器，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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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
我经历了俄国革命，这是我命中注定的，而不是从外边硬塞给我的。 这次革命就在我身边产生，虽然我非常尖锐地批判它，并愤怒地反对它的恶现象。 我深深地厌恶很多移民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由某种残暴的力量、不小的一群罪犯所完成的；而他们自己则是一直忠于真理和光明的。 我认为，所有的人都对革命负有责任，最要负责的是旧制度的反动力量。 我很早就认为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和正义的，但我并不认为它是非常美好的。 相反，我早就预见到，在革命中自由将被消灭，极端的仇视文化、仇视“精神”的因素将在革命中获胜。 我写出了这种观点，但很少有人同意。 对我来说，那种主张革命的田园诗，主张不流血的革命（在这样的革命中，表现出了人的本性和人民群众的善良）的革命人道主义者的想法，是天真的和可笑的。 革命是危急的疾病，是痛苦的手术，它证明肯定的创造力量的不足，证明它的使命无法完成。 我感受到“神圣的俄罗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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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衰落“
（在革命开始时我的文章里这样写）
，在这个衰落中我看到了（象征地说）历史的本质被消灭碾平的不可避免的过程。 我接近于卡莱尔在革命问题上的观点，旧的被称为神圣的俄罗斯的历史本质瓦解了。 应当出现新的本质，但是关于这个新的本质还什么也说不出来。 革命再次证明了俄罗斯命运的痛苦。 它的不幸不在于它是提前的，而在于它是迟到的。 俄国革命是战争的产物，由此决定了它的性质。 在革命中存在的不幸的事件，都是在战争中已经发生过的。 在俄罗斯，整个世纪都在准备革命，用各种类型的革命运动作准备。不过、直接的革命却是没有准备好的。 君主专制制度与其说是被推翻的，不如说是自行瓦解和自己崩溃的。 我记得，在二月革命前的一个月，在我的家里坐着一个孟什维克和一个布尔什维克，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一起讨论俄国革命和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可能性。 孟什维克说，这是可能的，大概要过２０年，不会再早。 而布尔什维克说，要过５０年，不会再早。 与其说布尔什维克准备了革命的转变，不如说他们利用了革命的转变。我一直感受的不仅是革命的宿命性质，而且是它的否定一切的开端。 当我们看到革命中的真理时，还需要说明这一切。在临近革命的几年里，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些不公开的社会集会，这些集会的参加者有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但已没有极端分子。 有比较中间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比较左的立宪民主党人。Ｅ。 库斯柯娃和Ｃ。 布洛柯诺维契是中心。Ａ。 彼特列索夫有时与维拉。 查苏里奇一起出席。布尔什维克的斯科沃切夫—斯切帕诺夫不止一次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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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３４２
过（他后来编辑《消息报》）。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些集会，有时甚至担任主席。 在我的印象中，所有这些人（都是革命学派或者反对派学说的代表）都感到处于自发的、宿命的力量的控制之下，对于这种力量他们不能按自己的意识进行控制和指导。通常，我完全感觉不到自己与这个团体能溶为一体，有时我甚至主动地说，我是歧异的和疏远的。 在二月革命期间，我也没有感觉到和任何团体的任何联系的需要。 当革命爆发时，我感到自己是异已的和不需要的。 我体验到了更大的孤独。 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临时政府中竭力往上爬，并轻易地变成了达官，这使我十分反感。 思想的扭曲——我的生活中最受折磨的现象之一，现在在战败之后的法国我也观察到这个现象。 在二月“热爱自由的”革命中很多人已经与我发生了冲突。在１９１７年那个可怕的夏天我内在地感觉到了最糟的事情。 我参加了那时的大多数大会，在会上我一直感到非常痛苦，而且强烈地感受到布尔什维克力量在增强。 我完全意识到，革命不会停留在二月阶段，不会停留在不流血的和热爱自由的阶段。 这是如此的奇怪：在十月变革以后的苏维埃时期，我的内在感受比１９１７年夏秋时要好。当时我已经体验到内心的震动，思考事件对我的意义，开始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读了很多的报告、讲话，写了很多东西，进行争论，在作家协会里很活跃，着手建立“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
当俄国军队从前线溃败时我感到很沉重。大约我身上的传统感觉突然发生了，这种感觉与这一情况有关：我属于军人家庭，我的先辈是英雄的勋章获得者。 在一段时间里我很激动，甚至准备声援我一般是与之格格不入的旧军队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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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自我认识
军们。 在这以后，我产生了大的深化过程，我体验的事件更加是精神性的。 我意识到，俄罗斯正通过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来进行体验，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俄罗斯民族的内在命运的因素，是它的存在主义辩证法。 不能恢复到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所有的复辟企图都是无力的和有害的，即使是恢复二月革命的原则。 可能的仅仅是在经历了痛苦的体验之后把运动推向前进，可能的仅仅是黑格尔意义下的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扬弃）。不过，这种深化了的意识并不意味着我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权。 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我还在调整过于感情化而精神性不足的情绪。 不知什么缘故，我在一个短时期里被邀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成员，在那个被称为“预备议会”里，我感到十分的不适应和愚蠢，我在那里看到了革命的俄国的全部色调，那里有很多的老相识，看到那些过去受迫害的、处于地下状态或侨居国外的人们在政权中起新的作用，我感到很苦恼。 我一直厌恶所有的政权。 我有好战情绪，不想和某些老相识打招呼，因此我站在了所有这些人之外。１９１８年初我写了《不平等的哲学》这本书，我并不喜欢这本书，认为它包含了很多不正确的东西，没有表述出我的真正思想。 一些人为这书本指责我，另一些人则因我“放弃”了这本书的思想而指责我。 但是，应当说，在这本充满激情的书里（它表现了对那些日子的强烈反动）
，我仍然忠实于自己对自由的热爱。 现在我依然这样想，平等是形而上学的空泛的思想，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每一个人的价值的基础上，而不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我素来了解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变态，对我来说，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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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５４２
方式从美学与伦理学上是不能接受的。 在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下我生活了５年，在这整整５年之中我了解了道德之不可调和性。 可以说，在过了这困难的５年之后我一直没有改变自己。 我甚至珍惜这些年的生活，承认它在自己生平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我看到周围有很多人都改变了自己，再说一遍，人们的改造——我的生活中最沉重的感受之一。 我在苏维埃政权中占据显要地位的革命者中看到这种形象的更新。 我想起Ｘ。，当他还处于地下状态时我就很了解他。他是很令人喜爱的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特别忠于自己的理想，宽容，很令人喜欢，过着清心寡欲形式的生活。 为了逃避追捕而到处藏匿、挨锇。 在他那里出现了令人悲伤的事情。 。与。在Q B过去的年代里很了解这个人，。甚至帮助他从西伯利亚逃出Q来，而在苏维埃时期，他则不能再与他们交往了。 按。看B见他以后的话来说，他完全改变了面孔，他发胖了，表现了残忍性和傲慢态度。他作了苏维埃的官，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人民委员。 这个人的改变是惊人的，这很尖锐地提出了个性问题。 个性是变化中不变的东西，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自发力量中，最使我惊讶的是从人的早先表现到新的面孔出现的现象。 出现了某些过去了解的人的质变，出现了早先在俄罗斯民族中遇不到的全新的人物，出现了新的人类学类型，其中已经没有善良，它是模糊不清的，以往俄罗斯人的概貌成了不确定的。这些人按其表现来说是被剃得光滑的、规整的、进攻的和积极的。 他们和准备革命时的老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少相似之处。 新的人类学形式是从战争中产生的，而战争是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带来的。 对此我不止一次地写过。 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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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２自我认识
和民族中产生了奇怪的质变。 对我来说，这是新的和折磨人的体验。 后来，那样的质变在德国产生了，现在在法国也产生着。 我回忆在苏维埃俄国生活的年代就如同生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