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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谎言》，这篇文章在一定的阶段里决定着杂志对共产主义的态度。 杂志充满了大量的从思想上论证的社会纲领。 这个年轻人中的派别是我最同情的。《圣灵》倾向于人格主义哲学，而我则是人格主义哲学最激进的代表。 他们保卫人格主义的社会投影，接近于社会主义，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蒲鲁东式的社会主义。 这种观点被称为“共同体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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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不过，除了杂志以外，还组织了《圣灵》团体。 团体按所从事研究的不同问题分组，有哲学组，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组，有从不同方面制定纲领的组。 在最初几年我全力参加了这些有很多人的组。《圣灵》运动值得所有的人同情，但是它局限于知识分子，它的社会作用是比较弱的，没有广泛的影响。 在德国和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推动着和《圣灵》的愿望相反方向的运动，并导致灾难，恶的意志比善的意志要更强有力。 人们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恶成了最强有力的，我在自己全部生活中都看到了恶的意志的这种巨大力量，这种在恶中的前进。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前的年代，德国存在着有意思的青年人的派别，他们对于真理比对于其他国家的狂躁运动有更大的兴趣。 但是，在他们中间感觉到无力。 我知道，这个时代的法国青年中很多人赞成我，我有某些影响。天主教徒中间很多人以很大的好感读过我的著作Ｅｓｐｒｉｔ
ｅｔ
Ｌｉｔｅｒｔé（《精神和自由》）
，觉得比读托马斯主义的书更有趣。不过，我非常清楚，这种影响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后果是非常缓慢的。 我感到在我与比较接近我的法国青年人之间的明显区别，我的思考是更加彻底的，我的世界观是更加具有矛盾的和二律背反的，我的基督教具有更多存在主义性质。在这些年代里，思想界的法国青年都自认为是革命的，是敌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的。比较右的青年，比如“战斗”
组织，同样喜欢自称是革命的。这个词成了时髦的。我发觉，某些思想家并不喜欢外国的、俄国的影响。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对我的著作评价高的并不是我自认为主要的和最好的书，我所发生影响的不是自己最重要的思想。 我关于非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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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的思想，关于在人的创造中体现上帝需要的思想，关于客体化问题的思想，关于个性的至上性及其与世界结构、社会的冲突的思想，把人们吓跑了并且被不正确地加以理解。那些支持我的人努力隐匿这些思想，以便不再加大与我的意见分歧。 我发现，一般地说，朋友们比敌人更少注意我的主要思想。 我发现最能洞察我的思想的是一个德国天主教神甫（属于我的思想的敌对派别）的文章。 有时我很苦恼，因为赞成我的某些思想的人，却属于我所不支持的派别。对我来说，传统的“右派”和“左派”范畴是很难接受的。同样，必须回忆在格布利尔。 马赛尔那里举行的哲学集会。这可能是巴黎唯一的哲学集会，并且能够长期继续下去。在私人住宅里举行的这些集会有很多人参加，不仅有法国人，而且有外国人：德国人、俄国人、西班牙人。 有很多的哲学青年。 准确地说，这是在巴黎唯一讨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地方。 经常出席集会的有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雅斯贝斯。 在法国文化中没有封闭性，有很多精辟的思想发表出来，但题目是随意的，思想并不以最主要问题为中心，我企图以自己的干预引导讨论最后的、根本的问题（我不能按另外的方式思维）
，但这不能决定集会的思想潮流，这仍然是我个人的特点。在俄国人的圈子里，由于雅致的文化较少，所以讨论是更加实质性的，更加紧密地与主要的表述出的问题相联系的。Ｇ。 马赛尔本人开始对我非常支持，但后来改变了态度，在政治上他完全是右的，而认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他的哲学集会上经常提到存在主义哲学问题，马赛尔承认存在主义类型的哲学，他比其他法国人更好地了解德国哲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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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雅斯贝斯有很高评价，但我并不认为雅斯贝斯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在承认尼采和基尔克果是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意义上）
，我不认为属于存在主义类型哲学家的法国人是这一派别的代表。 存在主义哲学首先是由自我认识的主体的存在主义性决定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在认识过程中并不客观化，并不将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他的哲学是沉溺于存在奥秘之中的主体自身的表现力。 存在主义地认识客体是不可能的，客体意味着存在性的消失。 这是雅斯贝斯自己说的。 需要把作为从主体的封闭性走出来的真正通道的超验性和不是真正通道的客体化相比较，但是在哲学集会上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交谈中，我一直看到存在主义的客体化。这不是存在主义哲学，而是关于存在主义的哲学。 在被驱逐的这些年代里，我开始认定，要做比纯粹俄国思想家更加西方化的思想家。 我的论著被翻译成１４种语言，从世界各个角落寄来支持的信件。在智利、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亚都有我的景仰者，更不要说欧洲国家了。 西方对我的批判比俄国对我的批判水平要高得多，俄国的批判者对我永远没有特别的喜爱和关注。但是，我的按其精神来说是包罗万象的思想，在西方却得到了最高的评价，其中包括俄罗斯问题的思想（它是在俄罗斯精神之中诞生的）。在我生活于西方２５年之后，常常把自己的视线转向俄罗斯，也就是从西方出发去看待俄国。 这给了我不同世界对比的强烈感觉。但对我来说，这种看法是令人痛苦的，并且难于解释其他的东西。 我异常强烈地意识到，在我这里所产生的一切是难以翻译成其他语言的。 生活的认识，最深刻的和真理的认识，带有不可表达的强烈情感的特点，只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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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强烈激情的思想才完全不受心理的扭曲。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我是俄罗斯人，但在外表上我好像是法国人。 我已经说过，我的本性是掩藏着的，精神上同样是腼腆的。 我特别保持着自己的个性，特别保持着与人们的距离。 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忍受过分亲昵。 在和人们亲近方面常常是往前走一步，又往后退两步。我和人们交往的能力很弱。交往问题一直使我苦恼。 我是平易近人的、社会的人，但在交往中却相当困难。 精神的封闭性、不可穿透性一直是使我受折磨的。 但我不大会打碎这种封闭性、不可穿透性，不大会把冰溶化，不大会克服条件性。 有时，也想按照思想准备最主要的东西，用热情激励自己，战胜自己的隐藏性，有条件地像法国人一样地去作。 当谈到宗教题目时，我的腼腆（特别是腼腆）
就进行干扰。从童年起我与女人交往要比与男人交往容易，友谊的关系干扰了我对思想冲突与断裂的爱好。关于我能够忍受的和不能忍受的形成了对立的意见，我已经解释过，正确的或者是这一个，或者是另一个，这依赖于在我的意识中那个因素的指向。 我最不愿意指责人们，是很宽容的，但是我却常常责备自己。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最好的朋友。 当思想是与道德上的斗争有联系时，我在思想上就不能容忍。 我难以忍受自由的敌人，但我又很好地意识到人的机巧和矛盾的本性，对自由的敌人的仇视可能变成对他人自由的侵犯。 思想上的纠纷有时和我与人们的交往搅和在一起，这样，与人们交往的快乐就消失了，爱的兴奋就消失了，因为思想上的嗜好比感情上的嗜好要强烈得多。 我经常感到奇怪：有男人的世界，也有女人的世界，甚至当有真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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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亲密的交往时，相互之间也表现出闭关自守和不可洞察。甚至当女人和男人说同一种语言时，他们都在说出的每一个词中放入了不同的意义。 高尔基的经验令我信服：人们一般是不能很好地相互了解的，不能很好地相互听清对方的话。别人的个性对我来说一直是无法洞察的秘密。 爱情是这种奥秘中诚恳动人的体验，而奥秘则藏于更加深处。 很可能，需要如此。 交往问题是抑制孤独的问题。 有趣的是，和观点相同的人交往一点也不能克服孤独感，有时甚至增加了孤独的痛苦。我在巴黎生活了近２０年，在这段时间里巴黎成了俄国的文化中心，在那里居住着很多和我过去有联系的甚至亲近的人。 更多的交往则是与新的人交往。 我长年没有和梅列日科夫斯基会见，他写了反对我的粗野文章；和司徒卢威也中止了会面，他也在刊物上十分尖锐地指责我。 和卡尔塔谢维依也几乎没有会面，我们在政治上分歧很大。 同样，也没和扎依采夫、穆拉托维依会面，和布尔加科夫没有完全中断联系，但我们会面非常少，而且多数是在事务性会议上。我担心，如果我们痛苦地会面，将使意见分歧更加尖锐。 一直保持旧的关系并且巩固起来的是与舍斯托夫的关系，我们之间有着最有意义的交谈。 也有新的友好关系产生，最有意义的是和女修道士马利娅的关系，她死于德国，死于演奏会的场地。 我认为马利娅的母亲是侨民中最有意思的妇女之一。她的生活，她的命运反映了整个时代的命运，她的个性中有着俄罗斯圣洁妇女的那种迷人的特点：面向世界，渴望减轻人类的苦难，牺牲精神和勇敢。我很喜欢卢宁，同样也喜欢弗达明斯基，他们特别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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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精神，渴望实现社会正义，为了这个理想可以贡献自己的全部生命。 我还十分喜欢菲多托维依——具有很多才能的人，思想很细致，热爱自由；格尔申克伦——有很高的文化，很具个人特点的人；莫楚利斯基——很有天赋的作家，在理解别人的思想、评价别人的作品上有特殊的才能。在西方我所结交的朋友中应当回忆可爱的利伯，他有特殊的才干，是瑞士的神学家，同时也是社会学家。 他对俄国和俄国人爱得着迷，他有一个神奇的俄国图书馆，他请人称他为菲多罗。 依万诺维奇，虽然他是法国人。 和他的交往是真挚的、无条件的。 在他那里有俄国式的模糊。 他是一个具有丰富知识和智力兴趣的人，同他谈话非常有意思。 他对俄罗斯思想的态度是令人感动的，他在巴尔特和俄国宗教哲学中间感到被扯成两半。他是我们家的朋友，回忆他使我高兴。同样使我高兴的是回忆牧师波尔，他写了论述我的书。 我感谢他高度评价我的思想。我与这些人实际上是思想一致的。 在我的家里，经常集会和讨论精神结构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问题。 通常人们在我这里都觉得很好，很舒适，但舒适不是我创造的，而是我的亲人们创造的。在被放逐的年代里，我们在晚上大声地读书。通常由莉季娅来读，她读得很好；然后是若妮重读，几乎读遍了所有的俄国文学作品，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欢乐。 我们也读希腊的悲剧、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狄更斯、巴尔扎克、司汤达、布鲁斯特和其他人的作品，在大量的阅读中我特别深刻地感受到反映佛罗斯自发力量的俄罗斯文学的固有特色和特殊性。 当把俄国人和西方人加以比较时，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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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俄国人的非决定性、非目的性、没有边界、揭示无限、幻想性而惊奇。这可从契诃夫的小说的每一个主人公身上看到。西方人被钉在一定的地方和职业上，他们的精神形态是僵硬的。１９世纪的俄罗斯人是荒唐的，但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在我的生活中还很多次地收到人们，主要是妇女的奇怪的信，在巴黎时期连续１０年都收到一个离奇的女人的信，她的真正名字我一直不知道，与她会面只有３次。 这是一个很智慧的、有才干的和有组织能力的女人，但是又近于无理性的。 另外一些来自国外的通信都带有沉重的性质。 这是特殊的交往世界。我发觉某些俄国人对我的态度是有假象的。 这些人对我表现了比实际上更多的观点一致和更多的爱。 在不同意的情况下，很多人避免与我争论。 这部分地可以解释为：在争论中我很尖锐也很暴躁。 当然并不仅由于此。 另一些人则长久地努力保持与我外在的一致，而实质上与我在生活的基本评价上是有分歧的。 通常人们指责我很“左倾”
，我认为这个述语是有条件的和具有一定内容的，我对于侨民中占统治地位的讲究肤浅的体面的意见（实际上是丑陋的不成体统的意见）的态度是“左”的，但是希望按实质解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