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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柴可夫斯基和屠格涅夫。这与其说是承认功绩，不如说是承认学问的水平。 我一直不很喜欢学院的圈子，认为自己是一个过于“存在主义”式的哲学家，比起学者型的哲学家来，我更是一个道德哲学家。 此外，我不是神学家，而是宗教哲学家。 宗教哲学是非常俄罗斯化的产物，而西方基督教始终不将它与神学相区别。关于上帝的对象我写了很多，剑桥大学和它的神学家注意热爱自由的方向，它认为我比同样列为候选人的卡尔。 巴特和马利丹要好。 ７月我为了接受博士学位而到了剑桥，像剑桥和牛津这样的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要举行极为隆重的中世纪式的仪式。穿上红色礼服，戴上中世纪式的天鹅绒帽子，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们在大厅中庄严地行进。 神学是科学中最高的，作为神学博士的我走在最前面。 我的后面，则是外交事务大臣贝文和印度总督韦维利元帅，他们获得了法学博士。所有这些很少适合我的本质和特点。 我从各个方面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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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这一切。 我想到了自己命运的悲苦。 在这个春天从瑞典传来消息，说我成了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 我立刻想到，我未必能得到它，为此所需要完成的一步，我没有做。 非常不利的是，我是俄国流放的犯人。 我经常听到说，我登上了“名人”的高位，人们很难相信，这对我很少带来喜悦。 我一直感到自己是完全不幸的，这种不幸不是根据外在的命运，而是由于自己内在的结构，由于不可能体验满足，由于不喜爱什么最后的东西，由于忧郁的倾向，由于经常的不得安宁。从内在的方面我还应说一说。我已经变老了，生命也疲劳了，虽然精神还很年轻，并且还迷恋着创造的智力。 但是，我，和我的亲人一样，被各种疾病搅得不得安宁。 此外，我很不会处理物质事情，不能从自己的名气中得到利益。 经常体验物质上的窘境。秋季，（日内瓦国际会议）邀请我作报告和参加集会，题目是“技术进步和道德进步”。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也写了很多。去掉了难以忍受的签证等等的麻烦以后，我同意了。欧洲著名的知识分子济济一堂。日内瓦的“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ｅｓ”
组织属于“资产阶级”世界，瑞士人，特别是罗曼语系的，非常敌视共产主义。然而，在１０个报告中有两个是共产主义者作的。 也有没作报告但很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很大的宽容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ｅｓ”
中所起的作用使我惊讶：一些人宣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批判马克思主义，但是所有的人都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打转。 我感到自己被抛到５０年以前了，那时显示出，不仅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来说，而且从对它的内在洞察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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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专家，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认定的。 但是，我不想去迎合对唯物主义的批判。 对我来说，在唯物主义中有基础性的东西，我想，世界转向浅层时，可能需要经过唯物主义，精神的运动——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存在于俄国和欧洲的——则被挤到一旁。在“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ｅｓ”
中有具有唯灵论方向和具有很高知识和精神水平的人，他们比马克思主义者更有水平，但是他们没有成为注意的中心。 这对于时代来说是很有特点的。我自己起了充分积极的作用，我的报告吸引了甚至是最多的听众，不过我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我很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 我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承认在马克思主义中有某些社会的真理。 我并不感到自己是完全轻松和自由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不能过分地抨击，因为所有的时代都感到，对世界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 其实，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应该指斥的，是要崩溃的，但是希望精神不要泯灭。 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批判的回答是很无力的。但是，在它的回答后面可以感到有组织的力量，意识的压力。 与此相比较，历史上的基督教没有活力，它的活力已经成为过去。 这完全与我关于世界的精神危机的思想相吻合。 但现在这个过于浅薄但又有力量的环境难于理解我的思想。 我重又尖锐地感到我孤独到怎样的程度。 我不能在有组织的宗教教会上讲话，当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社会进程结束时，我转向未来的世纪。 我的生活的基本矛盾一直重新自我显现。 我是积极的有能力进行思想斗争的，同时又极端的忧郁，向往着另一种，完全是另一样的世界。我还想写一本关于新的精神和神秘主义的书。 它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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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对人的创造的巫术行为的生命直观。 新的神秘主义应当是巫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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