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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是从笔墨无法形容的日常生活的忧郁中解脱出来，哲学思维一直使我从“生活”忧郁的重压之下，从它的畸形中解放出来。 我把“存在”与“创造”对立起来，“创造”不是“生活”
，创造是断裂和起飞，它高于“生活”之上，它力图越出界限，越过命运，趋向超验世界。 创造产生的是和这种“生活”不同的另一种样式。“生活”这个词我在使用时加上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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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自我认识
号。 在创造的世界中，一切都比现实的生活、历史或者反射和反映的世界更有意思，更有意义，更有组织，更深刻。 我发现那个世界比这个主要部分是畸形的“客观世界”
更美好，不过，它要以创造的热情为前提。寂寞所具有的吸引力是极度空虚的，这种寂寞的体验，是否为我的特点呢？我几乎从不寂寞，为了我的生活事业，为了实现我的志向，我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我没有空虚的时间，但是我有很多甚至过多的感到寂寞的时候，我是由于与大部分人的世界观的对立，由于政治，由于意识形态和民族的国家的实践而体验到寂寞的。 生活的日常性、重复性、摹仿性、单调、拘束、有限性都引起寂寞感，产生虚无的吸引力。 当进入这个低等世界的空虚的消极瞬间时，当世界的缺陷表现为空洞的、平庸的、消除了深层变化的东西时，寂寞就成为可怕的状态，成为可以预见的地狱般的非存在。 苦难是对这种状态的解救，在苦难中有深刻的东西。 当人说自己一无所有时，那就是地狱般的寂寞的边界。 忧郁的产生已经是拯救，人们感到自己进入了荒漠之中。 这是俗气话。 很多人喜欢说他们醉心于生活，我却任何时候也不能这样说。 我说自己醉心于创造，醉心于创造的狂喜。 生活的有限性引起了忧郁感，只有人是令人感兴趣的，因为他是无限性的中断。我一直逃避生活的有限性，这种对生活的态度使我不能掌握生活的艺术，不会运用生活。 为了掌握“生活的艺术”
，需要集中精力于有限的生活，沉迷于其中，需要热爱时间中的生活。 卡莱尔在《衣裳哲学》中说，“人的不幸来自他的自命不凡。”在人之中有无限性因素，但他又不能彻底抛弃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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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客观的世界，这种“客观的”生活是在有限性中的埋葬，在有限性中最彻底的东西就是埋葬。 因此，“生活”是无限在有限中的死亡，永恒在时间中的死亡。 我有很强的形而上学——无政府主义成分。 这是对有限性权力的造反。 换一种说法，这可以叫作碰撞的成分。 在日常的和历史的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东西对我都毫无意义的令人愤慨的，有限事物的所有神圣性都是与我对立的。 忧郁可能成为宗教性的，宗教性的忧郁是以无限和永恒为根据的，以无限的生活为根据的，这种无限的生活与有限的生活完全不同。 比起这种日常的世界来，比起我个人的令人厌恶的生活来，我认为艺术总是浸入于另一个世界中。 正是对这种与生活不相联的东西的投入使艺术具有了魔力。经常的忧郁削弱了我在生活中的积极性，我过多地逃避时间，正如很多人努力去获得时间一样。 我很少甚至过于少地感到幸福，我有时觉得，如果在折磨我的那些原因消失了的话，生活会是好的和令人高兴的。 但是，当这些原因消失时，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原因，它们仍然没使我感到高兴，我在心灵深处认为它们是罪孽的。
自 由
我被人们称作自由哲学家，黑帮的主教则说我是“自由的囚徒”。而我的确是热爱自由高于一切。 我出自自由，自由是我的母亲。 对我来说，自由是第一性的存在。 我的哲学的特点首先在于，我确立为哲学的基础的，不是存在，而是自由。好像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创作过这种彻底形式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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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自我认识
世界的奥秘深藏于自由之中。 上帝想起了自由，从此，产生了世界的悲剧。 自由存在于开端，自由存在于终结。 实质上，当我努力使自由完善化并扩大自由时，我就是以全部生命来书写自由的哲学。 我的基本信念是，只有在自由中上帝才能出现，只有经过自由上帝才能发挥作用。 只有自由应当是神圣的，而所有充满于历史中的伪神圣的东西都是远离神圣的。我意识到自己首先是解放者，我同情所有争取解放的事业。我把基督教当作争取解放的事业来理解和接受。 我从一开始就热爱自由，在武备中学二年级时即幻想自由的奇迹。 我从来不能忍受任何的依赖性，而是一直具有很强的内在独立性，如果感觉到哪怕很小的对某人和某事的依赖性征兆，都会引起我愤怒的抗议和仇视。 我从来不同意放弃自由，甚至不同意减少自由，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为了金钱而放弃自由。 我可以在生活中放弃很多，但不能以义务和宗教禁令的名义，而要以自由的名义，可能还以怜悯心的名义。 大概我任何时候也不想把这个和削弱我的主动性，限制实现自由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 苦难紧跟着自由，放弃自由就会减轻苦难，自由不是轻松的，像诽谤它的敌人所想象的那样；自由是困难的，它是沉重的负担。 人们放弃自由，为了使自己更少些负担。 这个题目特别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青年时代我被称为“以太的自由之子”。只有在我不是大地的儿子，不是出自众多的自发力量，而是来自自由的意义上，这个称谓才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把“以太的自由之子”
，戏谑地了解为轻松放纵，没有痛苦，那对我就是不适用的。 自由的获得是困难的，需要忍受痛苦。“自由使我每天早晨都处于十字路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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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诗人这样说。 所有我确信的一切都是在获得自由之后得到的，并且是由于自由而得到的，自由的经验是第一性的经验。非——自由是必然性创造的（黑格尔）
，而必然性则是自由创造的，是具有一定方向的自由创造的。 我不接受其他的，例如脱离自由的或穿过自由的真理。 在这里我使用自由这个词不是在学院的“意志自由”的意义上，而是在更加深刻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上。 对我来说真理可以导致解放，因为我能接受的真理只是通过自由获得的真理，可见，存在着两种自由，对此我能够写很多。我的自由的原初性，非派生性表现于：只有当“非—我”所完成的是自己的“我”的内容，从而把“非—我”注入于我的自由之中时，我才可能接受“非—我”。
为自由而斗争是我全部生命所从事的事业，这是我的生活中最肯定和最有价值的，但在斗争中也存在着相反的方向——断裂、异化、不融洽，以至敌对，自由可能和爱相冲突。 和广为流传的意见相反，我一直认为自由是贵族式的，而非民主式的。 广大的人群并不喜欢自由，也不向自由前进，革命的群众不喜欢自由。 在自己的精神道路中，在自己生活经验中我获得了很多，但只有自由是永恒存在的，它不是获取的，而是我的生命之先验存在，对我来说自由思想是第一位的完善的思想，因为强制的、强迫的完善性是不可能接受的。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应当能通过自由，通过自由的检验、通过对自由诱惑的拒绝而完成。可能，这里含有堕落的意义。回想我的全部生活，从它迈开的第一步始，我就发现从来也不知道任何权威，一向不承认任何权威，一直没有感受权威的经验。 我不知道家中的权威，不知道学校中的权威，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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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所事的哲学中的权威，特别是，不知道宗教生活的权威。从童年起就下决心任何时候也不服务，因为一直不愿意服从某种上级。 甚至我一直没有做教授的想法，因为这完全是以上级和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 我一直把自己的思想作为自由的最初产物来领会的。 关于自己以往的思想，我也把它看作第一次产生的思想，而不看作在我这里形成了的思想传统。当然，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不得从其他人，从所有伟大的思想老师那里学习什么，不受任何的影响，对谁也不感激。 我经常从世界的思想中吸收营养，得到智慧的推动，非常感激我读过其作品的作家和思想家，非常感激我的亲人。 但是，所有的东西都要通过我的自由才能实现，一切要深入于“我”的深处才能接受它们。 任何智慧的影响都要得到我的自由的核准才能接受，其他的途径是没有的。 因此，我一直是一个最不传统的人，我甚至无需与任何权威中断关系，因为我根本没有权威。 不过，的确存在一些这样的哲学家和作家，我对精神自由的热爱有赖于他们，他们肯定了自由，帮助自由在我身上的发展，在这方面《宗教裁判大法官的传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有巨大的意义，在哲学家中，康德的哲学的意义最大，尽管它不够彻底，没有发展到最后。 易卜生对我也有大的意义，尽管比较晚。 在易卜生身上我看到了对自由的特别坚强的意志。 从我来说，和人们及派别的全部冲突都是由于自由。我所理解的为自由而斗争首先不是社会斗争，而是个性反对社会权力的斗争。当我已经写完自己的书时，读到索克雷坦（Ｒｏｇｅｌ
ＳｅｃHｒｅｔａｉｎ）的书Ｐéｇｕｙ，ｓｏｌｄａｔ
ｄｅ
ｌａ
Ｖéｒｉｔé（《佩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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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卫士》）
，这是一本论佩吉的有意思的书。 其中论佩吉的一处地方令我吃惊，它可以说完全论述的是我。 现在逐字逐句地录在下面。“‘我们属于自由主义者或是绝对自由主义者，绝不接受任何权威。’这句出自《为了自我》一书的语言属心理学范畴而不属理论范畴。佩吉在１９００年不是作为社会学家的战士说这番话的，而是作为佩吉本人，为他自己的一生说这番话的。无政府主义是他终身所爱。 他本人既非虚无主义者，又非破坏者。 他厌恶不劳而获。 他赞成无政府主义积极和上升的一面。 是他的热情和参与的力量把他与自由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 这位不受制于任何人的正统信徒唯一可接受的约束的标准就是：这种约束，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并是自由选择的。有人谈论过佩吉党派，说这个党派只有他自己孑然一身。 我所见到的他的信徒都被他很快遗弃或被他鼓励与之断绝关系这位反抗者，这位被剥夺了权利的人，这位异端分子被灵感和骄傲所支配而追求权力但又不能受制于人。 做为公民他不能忍受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甚至国家本身）
，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他也不能忍受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的戒尺，做为一名思想者，他亦不能屈尊于知识分子派别的社会学者们的形而上学是他这种与地球上任何暴政极权绝裂的性格把他引向上帝。 但条件是上帝本人也须是位自由主义者或绝对自由主义者，或近似于无政府主义者：‘一种非自由的致敬或来自非自由人的致敬对我来说简直毫无意义’，佩吉的上帝在《无罪的圣人们》一书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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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我没看到自己和佩吉①有多少相似之处。但是这个地方和我是如此近似，每句话都是写的我。我的特点是，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请求”的东西，我也不可能丢掉信仰。我能够以更加自由和更高的思想的名义反对关于上帝的低级和错误的观念。 当要讲到上帝时，我再来解释这一点。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为自由的斗争，有时做这件事是带着愤怒和暴躁情绪的。 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家庭的权威性很小，我总是努力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在少年与青年之交我已经和我走出的社会环境决裂了。 这种决裂我采用了这种形式：一段时间里我侧重于和犹太人交往，起码可以保证他们不是贵族，也不是我的亲属，所有这些人不是由于让我厌恶的出身而联系在一起的。 所有的家族的因素都是和自由相对立的。 我对所有的家族生活，所有与家庭自发力量相联系的东西都是厌恶的，这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