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子。”
聂小菊越是这个态度，杨登科想改变自己的愿望就越强烈。他也知道这事急不得，必须一步步来。他开始厚着脸皮向吴卫东靠近，想通过他把车库里的破面包车弄出来开开。说马达一响，黄金万两，有些夸张，但手中有了方向盘，才好给人办事，才有可能多跟掌权的人接触，从而改变现状，这却是明摆着的现实。
只是吴卫东老躲着杨登科，只要他一进办公室，吴卫东就拿起话筒打电话，一打就是老半天。打完电话，杨登科正要开口说些什么，他不是说农村部等着会审文件，就是说政府有个办公室主任会议要参加，拍拍屁股走开了。杨登科当然不好强行拦他，或是热恋中的情人一样追着他屁股跑，只得改在下班后提着高档烟酒上他家里去。现在机关里的习惯都变了，好多要紧的话都不会放在单位里说，好多要紧的事都不会放在单位里办，非得去敲人家的家门，或是瞅准时机，另找妙处烧香磕头不可。
想不到轮到杨登科头上，去敲人家的门这一招也不灵了。他连续到吴卫东家里去了几回，可每次听到门铃响，吴卫东都要悄悄躲在猫眼背后往外瞧上一阵，一见是杨登科，便敢紧退下，要老婆死死把住家门，不让杨登科进屋，谎称他不在家里。
司机班几位同行见杨登科近不了吴卫东的身，很替他抱不平，说杨登科虽然已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还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就有劳动的权利，吴卫东不让你劳动，他那是违法行为。还说如今的人怕硬不怕软，极力怂恿杨登科不要胆小怕事，跑到办公室去骂几天娘，捶几天桌子，闹得吴卫东不得安宁，看他敢不给个说法。
杨登科当然不会这么做，他毕竟已在电大学了两年文化，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从前也许他还真做得出来，现在却不能有这个念头了。杨登科觉得这事还是不能操之过急，得另外想想办法，他不相信找不到任何突破口，天无绝人之路嘛。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吴卫东父亲重病住进了医院。杨登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想吴父病得真是时候，就像在街上捡了包美元，高兴得就要弹了起来。回到家见了聂小菊，就抑制不住地说：“小菊，告诉你一个特好消息。”聂小菊正在择菜，抬头见杨登科脸色红润，阴云尽扫，以为局里给了他车开，说：“这有什么好激动的，你又不是没开过车。”
杨登科顿了顿，意识到聂小菊想到前面去了，说：“这跟有车开也差不远了。”聂小菊说：“我还以为局里已给了你车子。”杨登科说：“吴卫东父亲病重住院了。”
聂小菊放下手中的菜，迷惑的目光在杨登科脸上停留了好一阵，说：“吴卫东父亲住院了？这有什么可高兴的？”杨登科说：“能不高兴吗？”聂小菊说：“你不是幸灾乐祸吧？”杨登科说：“看你想到哪去了，我的心肠还不至于这么歹毒吧？我是说吴卫东父亲在医院里，我就有借口接近吴卫东了。”
聂小菊终于明白了杨登科的真实意图。她又低下头继续择起菜来，一边问杨登科：“你打算送多少？”杨登科说：“你看呢？没有个三千五千的，大概出不了手吧？”聂小菊叹口气，说：“你也不是不知道，去年又购房又搞装修，把家里多年的积蓄都掏光了，还借了三万元的债，吃了一年的萝卜白菜，才还了一万三。现在存折上刚存进两千元，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凑得足另外一万七，好把债给还清。”
家里的底子，杨登科当然心中是有数的。他以为聂小菊不同意出钱，有些着急，说：“难道我就老这么闲下去？你也不是不清楚，只有巴结上吴卫东，弄台车开开，才可能找到为领导服务的机会，取得领导信任，成为领导的人。只要成了领导的人，转个干，当个科长副科长什么的，自然就不在话下了。一旦手中有了权力，也就不会老这么受穷了。”聂小菊说：“别给我上课了，这道理我懂，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我是说这两千元也不顶事呀。”
杨登科听出聂小菊同意了自己的意见，说：“你开了金口，我就可以去借了嘛。”聂小菊说：“借借借，你真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说得杨登科乐了，低身捧住聂小菊的头，在她额上狠狠咬了一口。聂小菊没有防备，身子一歪，一条腿踢着了一旁的塑料盆，里面择好的菜全被抖出来，撒满一地。
最后两人商量好再借三千元，加上存折上的两千元，五千元应该出得了手了。只是这借钱的事说说无妨，真找人伸手，还确实不易。用流行的话说，如今是抢钱容易借钱难。抢了钱不用还不说，只要不是巨额款项，人家公安既管不了那么多，按比例拿提成又拿不了多少，也懒管得。抢钱的安全系数如此之大，抢起来既省事又来得快，谁还求爹爹拜奶奶去找人借呢？去年购房和搞装修时，杨登科夫妇俩就找过不少亲友，没说到钱，他们比爹娘还亲热，一论到钱的事，一个个脸色骤变，如遇大敌似的。最后还是聂小菊回了一趟娘家，才解决了问题。现在旧债还未还清，聂小菊再也不好意思回去找父母张口了。
杨登科只得自己出马，先找了一位做房产生意的朋友。给陈局长开车的那会儿，杨登科曾转弯抹角帮过他一些忙，心想找他借几千元钱，应该不在话下。那朋友开始挺热情，指着桌上那个镌了“世纪英才”字样的铜牌，跟杨登科吹嘘他去北京领这个铜牌时的盛况，说是某某高官亲自颁给他的，还一起照过相，共进过晚餐。可当杨登科刚说明来意，朋友脸色便一下子由红转灰，说是税务局刚来查过账，户头上仅有的几万元流动资金都被划走了。并故意大声喊里间的女秘书，问楼下讨要征地补偿费的拆迁户走了没有。杨登科是个还有些自尊心的角色，拍拍屁股，知趣地走了。
接着找了一位在法院做庭长的老乡。都说一等公民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当法官的不想致富，至少在原告和被告那里就通不过。杨登科走进老乡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真是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家乡人，一见杨登科，老乡就电话也不打了，放下话筒，过来拉住杨登科的手，一边用家乡话问长问短起来。杨登科好不容易有了开口的机会，可那个钱字还只念到金字旁，老乡又揿下了电话的重拨键，直到杨登科离去，他的电话还没打完。
就这么跑了两天，最后一分钱也没借到手。杨登科也想到找找过去的战友，可那些战友几乎都是农村兵，复员后回了老家，买农药化肥的钱都没着落，哪有钱借给你杨登科？城里也有几个战友，可他们在厂里干了几年，也已下岗回家，有的穷得连老婆都跟人家跑了。找单位相好的同事比如老郭他们借钱，数字不大，估计不是什么难事，可这钱要送给吴卫东，找单位人借钱给单位里的人送，总不是那么回事，万一事情漏出去，岂不尴尬？
无计可施的时候，杨登科才忽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毕业那天用警车送他回局里的电大同学钟鼎文。如今流行这样的说法：要发财，去打牌；要想富，快脱裤。钟鼎文在城西派出所做所长，天天抓不完的赌，捉不尽的嫖，抓赌捉嫖得来的钱除了部分上缴国库外，顺手牵羊的事也不是不可能，找他借几千元钱应该没事。
果然跑到城西派出所，杨登科刚一张嘴，钟鼎文就不折不扣，当即从包里掏出三千元，说：“够不够？不够我口袋里还有一个存折。”杨登科心里感激得不得了，说：“够了够了。”伸手去接钱。不想钟鼎文手一缩，说：“先说清楚，拿这钱干什么去？现在单位向政府要钱都得说明用途，专款专用，朋友要钱也含糊不得的。”
杨登科知道钟鼎文下面的话是什么，故意说：“你做所长的见得多了，还看不出来？”钟鼎文说：“别绕圈子，我看不出来。”杨登科故作神秘道：“包了个二奶，这样的事你总不好让我向老婆开口讨钱吧？”钟鼎文说：“还算坦白。一等男人家外有家嘛，登科能赶上潮流，我是支持的，以后这方面的开支，老钟可提供部分援助。”将钱给了杨登科。
出了城西派出所，杨登科没有去局里，打的直接回了九中。刚好聂小菊上完课回到家里，见杨登科终于借到了钱，也替他高兴。如今借几个钱太不容易了，有时能借到钱，甚至比赚了钱更能给人带来成就感。
将钱收好，正和聂小菊商量第二天到医院去看吴卫东父亲的事情，忽听外面有人咚咚咚敲门。杨登科走到门后，对着猫眼往外一瞧，原来是战友猴子。
猴子不但姓侯，长得也跟猴子一样精瘦精瘦的，所以在部队里，战友们都叫他猴子。猴子只在部队里呆了不到三年，就先杨登科复员回到郊区老家侯家村做了农民。去年侯家村农民购买市农业局下属种子公司的稻种，秧苗育出来插到田里后，高的高矮的矮，秋后颗粒无收。村民没法活命，只得集体上法院告了种子公司，后来官司是赢了，钱却没拿到手。为此猴子还找过杨登科，想请他帮忙到种子公司去讨要法院判给他们的赔款。当时杨登科没在单位里，两人没见上面，回家听聂小菊说起猴子，本来想过问一下，过后又把此事忘了个一干二净。杨登科估计今天猴子又是为这事来找他的。
将猴子迎进屋，杨登科问是不是要去找种子公司，猴子摇了摇脑袋，说：“现在哪还顾得上那事？”杨登科说：“那你还有别的什么事？”猴子张张嘴，却没出声，欲言又止的样子。杨登科说：“我们老战友了，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开句口嘛，何必这么婆婆妈妈的？在部队时，你好像不是这个鸟性格。”
再三犹豫，猴子才支支吾吾告诉杨登科，他老婆住院了，医院诊断是什么肠癌。
杨登科就明白了猴子的来意。这是巧合，还是猴子会掐手指？要不自己刚借了钟鼎文的钱前脚迈进屋，猴子后脚便跟进屋借钱来了？只是杨登科有些无奈，自己又不是为你猴子借的钱，怎么能将急着要用的钱转借给你？
聂小菊生怕杨登科抹不开战友的情分，把刚借来的钱给了猴子，忙过来满脸热情地对猴子说道：“嫂子住在哪个医院？我和登科一定抽空去看看。”猴子说：“看就不需要了……”话只说了半句，聂小菊又赶紧接住道：“猴子你客气什么呢？你和登科是多年的老战友了嘛，我们去看看嫂子也是应该的嘛。”
猴子还想把后面的话说完，聂小菊又掉头对杨登科说：“快跟我去厨房做饭，留猴子吃顿便饭，一起看嫂子去。”抓了杨登科的衣角就要往厨房里拉。
杨登科终是不忍，站着不动。正想说句什么，猴子已经看出女主人的意思，也就没将要说的话说出口，默默转过身，出了门。杨登科满心惭愧，拿开还紧紧抓着他衣角的聂小菊的手，追到门边，说：“猴子你别走，家里烧的是管道煤气，饭一下子就做好了。”
猴子已经到了二楼，说：“饭就免了。”那声音明显带有哭腔。
杨登科怔怔地站在门口，半天回不过神来。他真想拿出刚收好的那三千元钱，追上猴子，递到他手上。可他的脚心却像是铆在地板上一样，怎么也拔不起来。
三
第二天上午聂小菊没课，夫妇俩拿上从钟鼎文那里借的三千元现钞，又上储蓄所取了刚存进去不久的两千元，打的往医院方向而去。下了车，见水果摊上的水果新鲜，顺便买了一袋水果，然后走进医院，直奔住院部五楼。
吴父的病房在五楼，这是杨登科两天前就打听清楚了的。
上到五楼，杨登科先让聂小菊在楼道口站住，自己到吴父病房外晃了晃，见吴卫东不在里面，才招呼聂小菊过去，一起溜进病房。病房里很安静，吴父正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打点滴，只有吴母无声地坐在一旁守护着。听杨登科和聂小菊说是吴卫东的朋友，是专程来看望吴父的，吴母忙起身表示感谢。问候过病人，又陪吴母说了一会儿话，杨登科这才拿出装在信封里的五千元钱，从容塞到病人枕下。
吴父对此浑然不知，吴母见了，哪里肯干？说水果就留下了，钱是万万不能收的。聂小菊捉住吴母那只伸向枕边钱的枯手，说：“平时工作忙，也没时间来陪吴伯，一点小意思，伯母你就别介意了。”拉扯了一阵，吴母自然敌不过两位年轻人，只好作罢。
杨登科和聂小菊要走时，吴母千恩万谢，说：“两位提了水果，还要留下那么多钱，我们哪里受用得起。”又问两位高姓大名，在哪个单位工作，说也好告诉儿子吴卫东。杨登科正要开口，聂小菊将他扒开，抢先说道：“是吴主任最好最好的朋友，不用说名字他也是知道的。”吴母信以为真，点头道：“那倒也是的，像你们这么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