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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新文化的死对头。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百年往事：大师王国维与“三境界”
都梁新作《百年往事》中，王国维等大师穿梭往来于松鹤斋（荣宝斋）的布景下，构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
王国维少年时代心悦《汉书》等历史著作，不喜举子业和《十三经注疏》，但十八岁之前所接受的仍是传统的旧式教育。早午战争后，使他“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静安文集·自序》）。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会书记校 。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辍学回国，读康德哲学而爱之，又转研叔本华哲学。后觉得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静安文集·自序》），便从哲学转向文学、史学、考古学和金石、音韵学方面。在此期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清华研究院教授等。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早年受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全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叔本华之知识论，康德之说得因这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此后他又重读了康德的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著作。1904、1905这两年间，他先后撰写了《论性》、《释理》、《原命》、《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哲学论文，全面介绍叔本华与康德的宇宙观、知识论和伦理观、美学观，特别是对“性”、“理”这两个中国古代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基本问题，作了批判分析。他用康德的理论来解释“性”，认为性超乎人的知觉之外，只有超经验的性是真性，而真性又是不可知的。他用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给“理”下了这样的定义；广义上的理，即理由，以宋代学者陈淳的“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来作证明；狭义上的“理”，即理性，是从直观概念中制造出来的抽象概念。王国维认为，无论广义之理还是狭义之理，都“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漠暗昧之概念中” （《静庵文集·释理》）。在“命”的问题上，他接受叔本华因果律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的意志中的观点，认为没有什么自由意志，意志受动机支配，意志是不自由的。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把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文的美学观点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戏曲方面，卓有贡献。他的美学思想由“游戏说”、“天才说”、“古雅说”、“境界说”构成，而“境界说”则是其中的精华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美学理论，认为境界包括自然景物与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二者的融合；词的高下以有无境界为衡量标准；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境界可分“有我之境”，其特点是“以我观物”；“无我之境”，其特点是“以物观物”；在艺术创作方面，又有“造境”与“写境”之分。
王国维在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方面的治学方法，继承了清代乾嘉孝据学的传统，也汲取了西文实证科学的精神。首先，与前人不同，他治学善于运用比较法，熔古今中西于一炉。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研究甲骨文、上古史，是拿地下实物与文字记载互相释证；研究边疆地理，辽、金、元史，是拿中外古籍进行互相补正；写《殷周制度论》、《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这些著作，则是把西文传来的观念同中国传统的思想互相参证。这比起乾嘉学派的学者来，视野确实要宽广得许多。
王国维一生著述宏富，著作达六十种之多，大部分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
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是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在王国维此句中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这自然是借题发挥，以小见大。那如果按原词解，这几句是情感堆积、蕴酿期，是对下文“望尽天涯路”一种铺垫。喝酒的这个境界，是寒喧之后，刚数杯下肚，酒气略微上升阶段。此时，欢者更欢，愁者愈愁，不过，肚中纵有千番言语，表面上不大多“和风细雨”。灌水的这个阶段是，刚刚“触”网不久的菜鸟雏儿，打字不快，技术不懂，骂架不行，所以，不管论坛（BBS）、聊天室，一般都比较“谦虚”，也不敢大动作灌水，还多是“新手上路，多多关照”之词，显得比较“礼貌”，比较“懂事儿”。然而，从“菜鸟雏儿”到“灌水专家”的心态与资格，也就在这个阶段慢慢的成长起来了。
第二境界的这段诗句，出自宋代的另一位词人柳永的《蝶恋花》。原词是：“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在这里，显然也已超出了原诗相思怀人的情绪了。他想说明，对事业，对理想，要执着追求，忘我奋斗，为了达到成功的彼岸，一切都要在所不惜。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第三境界，王国维则采用了宋代词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词句。辛弃疾的原词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用在此处，是指在经过多次周折、多年磨练之后，就会逐渐成熟起来，就能明察秋毫，豁然领悟。这就达致了最后的成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是厚积薄发、功到自然成。
百年往事：与毕加索齐名的画圣张大千
都梁新作《百年往事》中，都梁在画圣张大千身上花费了颇大笔墨，他在松鹤斋（荣宝斋）“挂笔单”，也因才气干云，年轻气盛，善仿石涛的画，也戳穿过名鉴赏家的画皮。
张大千幼时，家贫。曾随母、姊、兄学画，打下了绘画基础。他祖上曾作过【“文】内江知县，后归田【“人】耕读，写诗【“书】作画，过着闲【“屋】淡的田园生活。传到张大千已是第十代。其父张忠发，字怀忠，母亲名叫曾友贞。张忠发夫妇共生育九男二女，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的兄弟张正兰也是现代著名的画家。在他六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姐姐、哥哥读书识字。九岁时在母亲和姐姐的教导下，正式开始学习绘画、书法。他姐姐琼枝擅长画花卉、小鸟，在幼年时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大千自幼就很聪明，所以作画进步很快。十岁的孩子就能帮助母亲描绘花样，画比较复杂的花卉、人物，写字也很工整。他的四哥张文修在资中教私塾，故大千也就从四兄就读古籍，在课余常随兄赴资中，游览山水名胜，培养了对自然的审美意识。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对他起到很好的启蒙作用，同时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后入重庆求精中学读书。18岁时，张大千随兄张善子赴日本留学，学习染织，兼习绘画。20岁时，张大千由日本回国，寓居上海，曾先后拜名书法家曾农髯、李瑞清为师，学习书法诗词。接着因婚姻问题，削发出家，当了一百多天和尚。还俗后，即以其佛门法名“大千”为号，从此全身心致力于书画创作。
在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张大千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其画意境清丽雅逸。徐悲鸿说过“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他才力、学养过人，于山水、人物、花卉、仕女、翎毛无所不擅，特别是在山水画方面具有特殊的贡献：他和当时许多画家担负起对清初盛行的正统派复兴的责任，也就是继承了唐、宋、元画家的传统，使得自乾隆之后衰弱的正统派得到中兴。
和许多画家一样，张大千也同样经历了描摹之路。在近代像大千那样广泛吸收古人营养的画家是为数不多的，他师古人、师近人、师万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