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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画家一样，张大千也同样经历了描摹之路。在近代像大千那样广泛吸收古人营养的画家是为数不多的，他师古人、师近人、师万物、师造化，才能达到“师心为的”的境界。他师古而不拟古，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他还想到了创新，最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了泼墨，创造了泼彩、泼彩墨艺术，同时还改进了国画宣纸的质地，最后成为了一代画宗。然而思想的先行者往往是孤独的，在他五言绝句《荷塘》有“先生归去后，谁坐此船来”之句，似乎暗示着后来者继续他的道路。
1918年来到上海后，他与兄长坐海轮东赴日本留学，学习绘画与染织技术，不久回国。1920年他在上海拜曾熙为老师学习书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曾熙为他改名张猨。后经曾熙引见，又拜临川李瑞清为师研习书法。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他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百幅作品全部售完，自此以卖画为生。那时的张大千在上海艺术界一鸣惊人。但是那个年月兵荒马乱，未婚妻的退婚，使得大千的心情感到无比的郁闷，他似乎看破了世俗，再加上对佛学的钟爱，顿有出世之心，于是决定在当时的松江县禅定寺出家为僧，法号大千，张大千之名由此而来。和百日师爷一样，过了一百多天，他便还了俗。
在上海期间他作画习书，以画水仙花见长，时人谓之“张水仙”，同时他开始了以石涛艺术为中心，旁及八大山人、渐江、石溪、唐寅，徐渭、陈淳等人的研习。对于石涛他尤为推崇，他用了大量精力去学习石涛的绘画艺术，把石涛的艺术比喻成万里长城。他还从李瑞清之弟李筠庵学会仿制古画的方法，并做了许多石涛的赝品，曾多次骗过程霖生。石涛画境变化无尽，新颖怪奇而又法度严谨，大千正是通过石涛而涵泳了唐宋元明百家之长。在二十年代的上海他获得了“石涛专家”的美誉。
三十年代，他艺术更是趋于成熟，工笔写意，俱臻妙境，于齐白石齐名，素有“南张北齐”之称。1936年他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在南京北京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并在此时创作了传世名作《中郎授女图》（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然而抗日战争爆发了，很快日寇就占领了北平，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在面对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大千表现出了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他拒绝了担任日华艺术画院院长及日伪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职位，并拒绝了借出所藏明清书画。由于在言论上表示了对日寇侵略罪行的不满，被日本宪兵队关押了一个多月。随后他又回到了四川，这时的风格略脱八大山人、石涛的粗犷写意而趋于唐寅、沈周的细润华滋。
张大千因受曾、李二师影响，曾广泛学习唐宋元明清中国传统绘画，尤得石涛等大师神髓，被国内外艺坛称为“当代石涛”。其画路宽广，山水、人物、花鸟、虫鱼、走兽等，无所不工。其工笔写意，俱臻妙境。特善写荷花，独树一帜。20年代，他与其兄张善子，被称为中国画坛的“蜀中二雄”。30年代，他与北方大画家溥儒（心畲）齐名，被称为中国画苑的“南张北溥”，被国立中央大学聘为艺术教授。徐悲鸿曾盛赞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40年代，张大千自费赴敦煌，耗时三年大量临摹了石窟壁画，并将之宣传介绍，使敦煌艺术宝库从此为国人和世界广为瞩目。从此，张大千的画风也为之一变，善用复笔重色，高雅华丽，潇洒磅礴，被誉为“画中李白”、“今日中国之画仙”。1942年，春末，他决定举家赴敦煌临摹壁画。在敦煌的生活是艰苦的，恶劣的气候条件，再加上住在与世隔绝的石洞子里对于一般人是无法忍受的，但对于一个艺术家却可能是有益的。大千在此时画风为之一变，他善用复笔重色，笔力也变得丰厚浓重。可以说在敦煌时期对他风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考察莫高窟的壁画佛像，还对莫高窟进行了编号，成为了为莫高窟编号的第一人，为保存文化遗产做了积极的贡献。他还到达青海西宁，邀请藏族画师共同赴敦煌协助临摹工作。为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对摹品的负责，每幅画上都注明了画家的名字，凡与他合作也注明了作者的名字，所以在他许多临摹的敦煌壁画中都标有“番僧某某同画”。两年后他结束了在莫高窟的临摹工作，同时开始了对安西榆林窟的临摹工作。
在离开莫高窟后，他花了大量时间对十六国、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朝的壁画代表作及雕塑进行了临摹，共有摹品共记三百多幅。
这一年八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兰州举行，随后在成都等城市展出深受好评，第二年三月，他被推选为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四月，四川美术协会出版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敦煌临摹白描画》，算是对这一时期成果的肯定。
1945年在成都北郊昭觉寺完成巨幅作品《四屏大荷花》、《八屏西园雅集》。这年八月抗战胜利日寇投降，张大千欣喜若狂，他取消了赴新疆考察石窟的计划，与十一月从四川乘飞机去北京。
1949年，张大千赴印度展出书画，此后便旅居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并在世界各地频频举办个人画展。他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与西画泰斗毕加索齐名，被称为了“东张西毕”。他荣获了国际艺术学会的金牌奖，被推选为“全世界当代第一大画家”，并被世界舆论称之为“当今世界最负盛誉的中国画大师”，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巨大荣誉。
张大千是位旅行家，旅行不仅可以陶冶情趣，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美学观念的层次上体会山水、花鸟，禽兽，形成了良好的审美意识与丰富的创作题材。他从青年时代到老年时期足迹遍布了祖国各地，游资阳；登峨嵋，临敦煌；之康定，到了晚年更是游历列国，穿梭在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
在他五十一岁的时候他来到了台湾，从此开始了漂泊不定的游子生活。在国外期间他的一首诗句写道：“行遍欧西南北美，看山须看故山青。”从这首诗中可以读出淡淡的乡愁，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的深深的眷恋之情。
1951年他终于来到了印度，在印度期间他临摹研习了印度的石窟壁画，还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风景胜地大吉岭居住了一段时间。其后他辗转于香港、台北、日本等地开画展。在东南亚颇有声誉。但是对志在行万里路的大千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1953年五十四岁的画家来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南美，为了不使名画落到外国人的手中，他低价把所藏的《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文物卖给了大陆，由国家文物局收购，使国宝回到了祖国。一方面在风光明媚的巴西他在新购土地上大兴土木，布置园林，取名为摩洁山园，后来回到了台湾又为新宅取名“摩耶精舍”，画画，写字，读佛经，过着空闲淡雅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在美国、香港、日本、韩国、欧洲等地办画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大学特颁赠七十六岁的张大千人文博士学位，从而奠定了他世界文化名人的地位。可能是历史的巧合，在法国他会见了毕加索，我们不知道这两位东西方文化名人相遇的情景，但是两位艺术大师能够在同一时间空间会面，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的幸事。
张大千晚年，仍孜孜不倦从事中国画的开拓与创新，在全面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泼墨、泼彩、泼写兼施等新貌，给中国画注入了新的活力，影响广泛而深远。张大干长期旅居海外，爱国怀乡之心浓烈。1976年，返回台北定居，完成巨作《庐山图》后，不幸于1983年4月2日病逝，享年85岁。
百年往事：变法理论家康有为
都梁新作《百年往事》中，康有为与松鹤斋（荣宝斋）少东家张幼林等人过从数回。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性别男，身高约合现今1。7米，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广东佛山市南海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或南海先生。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 ）、《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等。
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十九岁时拜广州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廖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从容不迫。1895年～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个学会。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