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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圆圆的太阳，那太阳又红又亮。这天我在房间里用被子蒙住头，大哭了一场……”
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人既然要活着，就要挣扎，在火里烤，在冰里冻，跟人间的小鬼们斗，同人间的阎王们缠。
他每天都打电话，向那位中央机关工作的朋友了解，看什么时间能被叫去，向中央的同志诉诉冤。
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果然来了。朋友在电话中高兴地对他说：“我把你的情况和中央有关同志说了，他们很重视你的问题，并答应召见你，你马上来吧，我在北京等着。”刘建军第六次登上北上的火车。
这一次他很顺利地被召进中南海。
一位同志没有作自我介绍，坐下来就让刘建军说，他一边听，一边记，非常地认真。讲到半截，那位同志出去一下，又领一位年龄大的同志进来，坐在接待室继续听。上百万字的申诉书，2500公里的上访路，如今有人仔细、负责地听他讲，他是多么激动啊，他一边说一边哭，声泪俱下，一口气说了15分钟。
正说着呢，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就走了进来。刘建军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并不是领导人的办公室，可是按照刘建军的说法，他可是吉星高照啊。江总书记偶然走进这个办公室就碰见了刘建军，他问刘建军：“你是谁？”刘建军一时答不上来，大约过了好几秒钟，刘建军觉得实在是机不可失，哽咽地说：“我叫刘建军，现任保定地区轻纺局局长，原来的县委副书记。”总书记还没问他什么事，他就哭了起来。
江总书记和气地听完了刘建军的诉说，并且还问他：“上午还有事吗？你给秘书说一说好吗？你不要太激动了。”
后来，刘建军又哭了起来。江总书记说：“你不要太伤心了，不要着急，给我写个材料，你不要难过，这事找谁谁也得管。”
江总书记走了以后，刘建军想，这场官司已经告到最高领导人了，他觉得他的事情会解决的。
江总书记的音容笑貌使他一生也忘不了，他觉得他一生为党和人民作出的努力包括他吃官司的艰辛和委屈，都能够在这样的笑里面弥补了，他活得值得。
七
四尺白绫写血书
刘建军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保定。
第二天一早就上商场买回了四尺白绫，因为字大行稀，得多少页才能写完他的冤屈！他准备好了红笔和黑笔，然后用水洗净了手，再用剃须刀把笔削好。他咬了咬牙，用左手拿着刀片在右手食指的第一节上拉了下去。鲜红的血，滴滴嗒嗒地流出来。一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用他清纯的血，用一只血指，在白布上头写下了两行大字：心向贤明的总书记。
心向伟大的共产党！
——右手食指血写
然后他才拿起笔来接着往下写正文，他手指上的血，顺着笔杆往下流。他眼里的泪顺着下巴往下流。
苦煞邮电局
第二天上午十点半，刘建军走进了邮局，去给江总书记寄申诉信。他把邮包递了过去。过秤交钱时，人家一看这名字，先是吃惊，后是怀疑，就开始找麻烦了，邮局的女值班人员问：“你这里装的是什么呀，我们一定要拆开看看。”刘建军死死地抱着邮件说：“这不能拆，过秤交钱吧。”刘建军知道在他的身后有朋友也有敌人，他不能让对立面们知道他最后的希望。
值班员说：“不行，这是邮电部的规定，凡是邮包都要检查，看里边有没有危险品。”“我这么个小包，能装什么危险品？”“这个硬的东西是什么？”值班员用手摸着那张照片。“是张照片。”刘建军赶紧地陪上笑脸，用央求的眼光看着值班员。“那更得拆开啦！”“不能拆！这里边只是一块布，一张照片！”刘建军央告着。“一张照片还用这么多布包着，真奇怪，非拆开看看不可，没有鬼为什么怕拆！”
说着，那位女值班员唰地撕开了小包，一件血书散开在邮局值班员面前！她大吃一惊喊叫着说：“不行！不行！不能邮！一个普通老百姓，给总书记写信，还这么脏，绝对不行！”
刘建军着急了，胸膛里像是一座火山就要喷发！他据理相争，他好话相求。然而邮局值班员还是不同意，她再三“提醒”刘建军，找当地法院、纪检多方便，干嘛打扰人家总书记！刘建军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他只是一会叫大姐，一会儿叫小姐，央告她给邮出去，多出多少钱也行。
刘建军大声地喊了起来，那声音像受伤的野兽：“老百姓有告状的权利。这是惟一的权利了，总书记那儿我就不能告吗？”
就这么吵了一个多小时，从里面走出一个50多岁的女同志。她已观察良久，此时此刻面容亲切地问：“什么事，你们喊什么？”
刘建军说：“我寄的就是一封告状信，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她问：“这个地址号码，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信的内容我可以看吗？”
“完全可以！”
她打开了白绫，眉头紧紧地拧在一起，她那么认真地读着，一种同情心和爱怜之情溢于脸上。等看完之后，她抬起头问：“你就是刘建军吗？”
“是，我就是。”刘建军这时心情平静了。
“你的事儿，我早就听说了。”
“谢谢您，大姐！”
女同志回身去到后门面对院子喊一声：“小赵，小赵，摩托修好没有？”远远地传来一个男同志的声音：“修好了！”“去，送一封快递件，赶上哪趟火车，送哪趟！”
说着，她把布叠好，装上，又从桌子上拿起常备的针线，仔细地缝好，放在天平上，对女值班员说：“给他发，按特快专递！”
刘建军说了一声谢谢，她没有任何反应。女值班员过完秤，只收了六元五角钱。包青天出京
12月下旬，刘建军打了个电话，托那位在京工作的朋友问问，他的邮包是否寄到收信人手里。对方答复说：“不用问，肯定会收到，你就等着吧！”又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告诉他：“有关领导已把你的申诉件批转给中纪委了，并且要结果！”
临春节前半月，地区的纪检委通知刘建军说：“建军，不要出门。”刘建军问通知的人：“不出门是为什么？”
那人说：“北京来人了，为你的申诉来复查，说是要找你谈谈！”到了第三天，有人又通知他说，让他到区招待所后楼208房间。刘建军接到通知后，穿上最干净的衣服，按照约定的时间走进了指定的那间房子。进去一看，地区纪委的人、省纪检委的人都已到齐了。全是他认识的人，这些人已多次打过交道了，其中只有两个陌生人。
刘建军走上前去和他们握手，他们一个姓刘，一个姓范。他想，中纪委的两位领导，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是他寻找的青天大老爷！
中纪委的人坐了下来，刘建军细细地打量其中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个高清瘦，一头白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看起来似乎能够看透人的心肺，但表面显得非常冷。正式谈话开始了。
中纪委的老刘同志对刘建军严肃地提了两点：
一、一定要实事求是，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都要实话实说。二、不要跑东跑西乱和涉及的人会面，电话也不能打。
刘建军认真地听，默默地记。他虽然对这位冷面老人一点也不了解，但是他深信就凭这位老人的一身正气，他的官司赢定了。
下面让我们原文抄写刘建军同志冤案的一些调查情况和纠正错误的过程，我们共同看一看这官场里面反腐败的艰辛和复杂情况。
微妙的巧合
这是刘建军同志当时的日记：
向总书记申诉以后，中纪委于12月末就派XX、XX两同志来到保定地区，他们先找我谈话说：“您给总书记的信，总书记于12月6日批示。12月7日，总书记办公室打电话告诉纪委。12月7日下午，常务副书记XXX同志批示：此案由我负责，三室的领导也做了批示，最后落实了人和调查的方案。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先找你谈一谈，希望你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反映。”两位同志来保定前后，先后找省委、省纪委、地委、地纪委领导和有关人员谈话，征求意见，还让地纪委的同志到中纪委送卷、汇报过。
在北京刘同志就问过地纪委的同志，你们给刘建军立案了没有？立案根据是什么？可是他们答不上来。
地纪委书记XXX说，这案子地纪委一开始就不同意，省委要弄，我们有XX省委领导谈话的纪要，接着他们把纪要拿了出来，递给了中纪委工作组。
刘建军在第二篇日记中写道：
中纪委的同志工作可真够细致的，他们天天找人谈话，有社会上的，有机关的，有领导层也有普通百姓。每次找我都是谈得很细，听得很认真，不但记录，还录音。他们看了我几年来的日记。
昨天，省里在保定开了个廉政会，请我反映的那位地委书记来作报告，把他安排在和中纪委的同志住对面屋。
人们议论，这真是太巧了！这个屋复查刘建军，了解与廉政典型有关的案子，而那个屋住看省里安排作康政报告的领导干部。
省里的做法可能是无意安排，是一种巧合。
但老百姓可不这么看，因为广大干部都知道中纪委来人干什么，为什么单单把报告会安排在保定开。
昨天上午，在复查组的住地开了轰轰烈烈的廉政大会，由李XX作报告。好像中纪委的同志对这种安排也不太赞成。
然而，大大破例，这样高层次的廉政会，保定的所有新闻单位都没有给报道。刘建军的第三篇日记写道：
一个领导干部办错了事，承认了有什么不可以，何苦用那么大的心思，用第二个错误去掩盖第一个错误！
昨天，中纪委同志回去汇报了。
社会上竟有人制造谣言，说中纪委那个姓刘的，是刘建军的堂兄弟，那个姓范的是刘建军的表兄弟，是刘建军自己请他们来的，简直是胡说八道！
老刘是天津口音，我是衡水人，再说，我老娘家姓范，可中纪委姓范的这位，我根本就不认识，人家是北京人。
奇怪，我的档案在组织部，我老娘家姓范，社会上怎么知道的！
八
过去你找我们，今天我们来找你
中纪委的工作组回京汇报后，于春节后的初十第二次来到保定。他们第一个就又把刘建军找去，对刘建军说，过去你找中央、找纪委，不好找，找到人家也听不那么仔细，这回我们找上门来，让你说个够。明人不做暗事，我们对你讲的话要录音，你最好有个提纲，不要漫无边际，那样浪费时间。
刘建军：“那干脆，我搞个材料吧！”
刘建军又是两天的伏案疾书，写了下面这个材料：
中纪委调查组：
为了搞清问题，中纪委的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数万字的资料中分析研究问题，深入细致、尽心尽意、尽职尽责。
我深为感动，深切地体会到党的英明、伟大和正确，深切地认识到党的形象是光辉的；中央和中纪委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
首先，我感到对我的“严处”不满、不服，有以下几点理由申诉和辩解。一、立案寸良据荒唐
我是向省委反映一个信息，这在信上第一句就开宗明义。
纪委找我谈话时说：“你准备接受严重处分，已经定了。”
我问：“根据什么？”
他们说：“信中反映的问题太严重了，从性质上看，完全够上右派言论。”我说：“我在反映信中，没涉及中央、没涉及四项基本原则、没涉及国家机密、没涉及政治、经济、作风问题，怎么能抓右派？”
他们说：“按诬告，是省里定的。”
我说：“我不是告状。”
他们说：“你写的内容太敏感了，还不抓你？”
我听明白了，立案根据是反映敏感的信息，因此，我在北京八处走访咨询，寻找理论方面的根据。
“诬告”是个法律的范畴，解释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在没有新的解释前，还参照1956年公布的法律解释。
在党内，对反映情况，控告调查不实的，一般分为部分失实、失实、严重失实、诬告；如够上诬告这个最严重的层次，即属法律的范畴。
……
显然，以“诬告”立案，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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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草率之极
限期严处，这已是不切实际了。在结案过程中，草率到难以令人相信的地步。（1）第一次找我谈写信的事，纪委就告诉：“处分很严重，要有思想准备。”我说：“那不一定，调查完再说。”他们说：“省里只让处分，没说让调查。”我说：“谁办案也不能只调查‘被告’，不调查我这个‘原告’吧。”他们说：“你找地委吧。”地委领导说：“好好写个检查，争取从宽从轻吧。处分完好好工作，过一两年，会解决的，你一年以后什么时间找我，我肯定见你而且管这件事。”（2）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