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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死后，梦中几次梦见她，都是她坐在我的床前，替我拿水喂药。梦中我同她说：“曲扬，你没死呀！太好了！你不是死了吗？”她一直不答，醒来又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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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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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忽然忙起来了，因为年底各个学校开始立项。我们拼命地到处游说，希望他们明年能上我们的项目。
我在公司干得并不开心。首先是我的上司那个大屁股脸经理并不喜欢我，因为我从来不拍他的马屁。其实马屁我也会拍，但就是不想拍他。我觉得长一个大屁股脸的男人很烦人，那张脸太像被人一屁股坐下时压瘪的，又扁又平，还天天夹着，好像谁都欠他的钱。有的人真是没有出息，一个小官就能让他忘乎所以。我这样不肯俯首，倒是担心他会在我背后做什么小动作。不过有就有吧，我也不害怕，不过是卖东西，到哪儿都一样。
倒是那个督导挺好玩，逢开会必讲话，逢讲话必跑题。一次开会本来讲抢标立项的问题，讲着讲着，讲到了歌手费翔身上，也许那是他青春时的偶像。最后结论就是我们做工作时一定要有一把火。讲完，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我这几个月业绩一直不行，别人也不行，别的公司也不行，看来得快点儿换一个能唬住人的行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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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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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王建国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学校的内参消息。内参消息他没有，贼心他倒是有，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们学校去玩。
自从我们认识后，我就在学校里见过他一次，那次他骑着一辆二八的大脚踏车。两个胳膊往里面夹着，这是我这讨厌的骑车方式。小时经常见有的男老师端着架子骑车，腰板挺得笔直，两条胳膊往里并拢。小时候就说这种人真他妈能装阿拉伯神灯，现在想起来，觉得那应该叫傻逼。
王建刚当时在车上正襟危坐，身下却有两个大轱辘不停地转，这是我第二次见他，觉得他这个人怎么就没有一点儿让我喜欢的东西呢？现在除了他是清华的这一点，就再没有任何地方吸引我了。
他今天既然叫我去，那就去看看吧，也许有趣呢。有时我就是这样，对未知的东西充满最美好的期待。
我约他在食堂见面，因为到食堂可以各吃各的。我不想同他吃同一盘菜，他上次说话时喷出来的饭菜让我耿耿于怀。
他穿了一件黄色的棉袄，就是五道口那种四四方方的棉袄，农村人没钱，农村大学生经常穿的那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王建国这么个傻得连给校领导送礼都不知道的人，官瘾倒不小，竟然对当实验室主任充满了狂热的期待。
“你今天好漂亮呀。”他说。
废话！能不漂亮吗，那么大的胸脯在毛衣里挺着呢。那时的头发只有一寸左右吧，有点儿短发陈冲的味道，两只眼睛也像陈冲一样离得很远。那种丰韵少妇的味道，正是三十多岁老色棍最喜欢的口味。
这种酸不拉叽的三十多岁的男人，除了胸脯与屁股还能看见什么。
忽然，他又显出很不好意思的神情。
“哪天帮我绘图吧，我不会绘图，现在的图一放大就有毛刺。”
“啊，用矢量图。用矢量图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你还知道矢量？”两个小眼睛在镜子后面闪闪发光。
“是，我还知道自由度。”
他对我越来越热情，可以想像，按他的观点，我正是他再婚的对象。年龄嘛，二十五六；人长得嘛，丰满肥白；政治素质嘛，可以帮他出谋划策；前两者可以满足生理欲望；后一个可以满足他仕途欲望。最妙的是学历没他高，却又正好够用，正好可以产生自卑心理从而对他俯首贴耳。
走的时候他约我有空到清华玩玩，他说的是“玩”，而不是“玩儿”，听起来有种特有的小气与猥琐。
“玩什么？”
“啊，我说的玩就是溜溜，不是你们说的那种玩。”
“我们说的是哪种玩？”
“那种唱歌、跳舞……我不会的。”
“你会什么？”
“……”
酸！酸！酸！
傻！傻！傻！
想泡妞舍不得花钱，大冬天与他溜溜，亏他想得出，他以为自己很吸引人吗？
想在北京找一个有趣的、能说上话的人怎么就这么难呀！这个世界肯定哪儿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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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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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华这个傻瓜的交往经历并没有让我丧失找朋友的热情。我对自己说这只能证明以下几点：
有一个能考上清华的人是SG。
有一个清华的博士是SG。
有一个清华的老师是SG。
我设想我不认识的那部分清华人是高明而有趣的。我相信清华的名声应该不是浪得虚名，就像北京号称文化城一样。我宁愿相信那个王建国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我宁愿相信我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没有接触到。有时候，对未知我尽量充满最美好的幻想，因为要是不这么想，我真不知该怎么活下去。
我相信在别的地方一定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可是现在他们既然离我这样远，我就不妨先买一个电视看看，好歹算是精神文明。
我在蓝靛厂旧货市场买了个二手电视机，很破很旧，花了一百五十块钱，还是那种按钮的老式样。我自己找了一根长棍，在头上接一块木条，自制了一个长柄遥控器。找好受力点，一转手腕，“啪啪啪”地换台，居然被我用得得心应手。我想我前生肯定是一个灵巧的木匠。
我把曲扬与林元找来一同看电视，我们就像七十年代没见过电视的人一样看得如醉如痴，对节目大加评论。
那时在播电视剧《致命邂逅》，是根据女作家张欣同名小说改编的。小说写得不错，改编成电视后却很花哨。基本就是“你爱我来我爱他，几男几女几老妈”。当时播到结尾，女主角经历万千，终于选了一个爱她的大款。
电视里她与大款最后在电梯前相会。只见电梯上的女主角东张西望找大款，大款翘首企盼望伊来。看不见，看不见，俩人就是看不见对方。简直是白痴，才多长的电梯呀！我们仨看得直撇嘴。
“啵！啵！”
“上！上！”
我与林元大喊。
电梯还在走，他们还看不见。
“啵！上！”
“上了她！上了她！”
“妈的！你要是再不上我就换台了！”
后来，我们真换台了，演得太假了，它也好意思演，我们都不好意思看了。觉得那个女主角太矫情了，脸盘子那么大，还愣装没性欲的纯情妞。
那个电视机看了三次就不出影了，刚开始拍一拍还能凑合着看，后来冒了一股烟就只能当小凳坐了。折算了一下，同看电影的价钱差不多，不过那个小凳坐起来挺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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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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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扬倒从不说我和林元都说的那种粗话，但是她也不反对我们说，她总在一旁起哄跟着笑。最令我没想到的是她管林元叫“安全丢丢”，林元屁股长得很鼓，叫“丢丢”很正常，“安全”那两字刚开始我以为是指安全套的“安全”，后来才知林元以前在国家安全部门待过很短的时间。这段经历，就连曲扬也只知这些，根据纪律，不能多说。曲扬管他叫“安全丢丢”时充满爱意，我可没那么客气，就直接叫他“国家机器”，有时就叫“机器”。
发现人大游泳不贵。我、曲扬和“国家机器”就去游泳了。天冷水很浑，看来有很多人不洗澡就下了水。
“国家机器”果然与众不同，下了水之后什么也不说，游上五个来回。然后，很酷地坐在池边。看他那副吊样我决定刺激他一下，就问他水是不是有点儿咸。
我会水，在水里沉不下去，但是游姿不美，就是“激情自由式”，实际上就是“狗刨”。说好了让他们教我蛙泳的，这两个人可能是世上最认真、但教法最差的老师，对我说“要上臂斜伸四十五度，手先划，腿再蹬，一手一腿不可同时动，要用手‘抱’水。”
我对这种“庖丁解牛”的教法最不能领会，累坏了他们，我的脸也红了。他们一个劲地鼓励，说：“游呀，游呀。”我忽然不好意思游了，一个原因是觉得自己太笨拙，另一个原因是觉得自己身材不好，在那儿瞎扑腾一定很丑。
当时我穿的是蓝色的分体泳装，在这两个健美的人面前，一个劲地缩着身体，觉得自己的身材很差劲，因为没想到现在还不如那时候，现在我再穿那件泳装，才知什么叫大势已去。结果最后是我一个人跑到离他们很远的角落，把自己想像成一只青蛙，“哗哗”地游走了。
原来就这么简单。
那天我学会蛙泳后，林元就一个劲地对我使坏，拿腿绊我，把我的头往水下按。在水底下，他的身体像一尾大滑鱼，让我浮想联翩。
我开始喜欢这个好看的家伙，其实一直都喜欢，只是现在有了点儿自信而已。这点儿自信来自于相处时间长了，对自己所谓“思想”的自信，希望某个男人为自己内心的“丰富美丽”喜欢上自己。
我希望林元喜欢我，哪怕只一点儿喜欢。我一点儿也没有同曲扬抢林元的意思，抢也抢不走。我只是太寂寞了，希望有个人欣赏我喜欢我而已。而我身边又没有别的男人，只有“国家机器”这一个。
有时我想，所谓爱情，不过就是孤岛上的爱情罢了。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孤岛上，我们不一定非要爱上这个人，可是在孤岛上只有这么一个人。我们骗自己说这就是爱情，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对手来谈恋爱。当我们离开了这个孤岛，来到了另一个孤岛，这幕东西就会重新上演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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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行业大形势不好，公司年底就要裁人，我开始没在意这件事，因为我的业绩不错。然而，人事经理却找我谈话了。那一刹那，我觉得羞愤难当，一时间有种自己被他们当猴耍了的感觉，肯定是那大屁股脸经理搞的。
那天，我一回办公室就有同事让我去人事部一趟，没事上人事部干嘛？我瞅了一眼周围的同事，他们都假装低着头，我就知道准没好事。这帮窝囊废！业务做不过我，马屁拍得都不要脸了，背后不知在大屁股脸经理面前说了我多少坏话。我永远搞不懂中国这些人，官瘾大得能忽略实际的利益。我虽然不低眉顺眼，可是我能拉业务呀。他不需要在我身上提成吗？难道从我身上赚的钱还不够补偿他没有被拍到马屁的空虚？
还有，一个民营企业，你要是的利益，图的也是利益。那些老板却常常坐错了位置，把自己当成一个领袖，需要职工的顶礼膜拜与精神降服。你以为你是国企老总呀，整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人家糟蹋的可是国家的钱！北京这种民营老总多的是，不管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动不动就跑去给职工洗洗脑，以为自己是精神导师，运动的热情绝对比赚钱的本钱多。
其实他们不炒我，我也打算走了，可是被炒与主动辞职那完全是两回事。最可气的是他们还要让我把全部客户资料交上去，想都别想！老子辛辛苦苦跑出来的东西给你？要是我主动辞职的，难说我会给他们留一份。好在前几天我从网上找到一个没有用的北京学校名录，闲着没事打印了出来，交上去顶事。
走的时候，我在电梯口看见那个督导，悠闲地摆弄着门口的绿色植物。我想以后他培训时谁替他起哄架秧子呢。
走到北太平庄地下通道的时候，远远地就见有一群摇滚青年席地而坐，弹琴卖唱。年纪不大，长得都不错，穿得也时髦，不知是真乞讨还是体验生活。北京地下通道时常有这样卖唱的人，但一般都没这么体面。西直门地铁那有一对盲人夫妻用美声唱法卖唱，他俩有时候也到海淀图书城，我是他俩的老施主，见一回给一回钱，有时也停下来听听。
但这次遇到的是几个清秀的摇滚青年让我犯了难。不给吧，也许他们真的饿了呢，“山鹰”还是一个什么别的乐队刚来北京时不也乞讨过吗？再说地上那么凉，他们多遭罪呀；给吧，一块两块又给不出去，他们可是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同龄人呀。最后拿出二十块钱放进了那个钱盒，连人家的眼睛都没敢对视，怕他们不好意思。
然后，转身匆匆走了，而他们在身后为我唱了一首非常清丽的歌。我那天穿着那件羊驼大衣，不太像穷人，也许他们认为我是一个爱心丰盈的悠闲少妇。
其实我还不如他们，他们虽然乞讨，但只不过是在客串，并且干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