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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难以从国库中全额支出，中统通过接收敌伪产业，为党营事业奠定基础的做法，很可能打动“最高当局”。想到这里，毛人凤倦意顿消，抓过电话，拨通机关本部，关照立即把潘其武、张毅夫、何芝园、周念行、姜绍谟等找来，有急事商议。
会开到天亮，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火速把详细情况电告“老板”，让他回重庆直接跟老头子理论。然而，如何促成此行呢？解铃还须系铃人。
戴笠的东南之行，本是奉了老蒋的指令，如果他老人家不开口，”老板”怎敢自说自话地跑回重庆？即便来了，会有好结果吗？为此，毛人凤犯了愁，思来想去，觉得只有再找郑介民、唐纵。上次虽说商议过一回，但出于利害私情诸方面的原因，郑、唐显然未尽全力。眼下，只要摊开底牌，讲明利害，毛人凤相信他俩是会同舟共济的。
毛人凤言简意赅地讲完了“肃奸会”与军统的利害关系，郑介民随即张开了厚重的眼皮，显得眸子发亮。谁都知道“接收”是块多么肥的肉！“冒脑根，冒脑根（广东话“没脑筋”），这么大的事，不早点说。”郑介民一个劲地责怪毛人凤，接着一拍自己的“脑根”，有了主意。“今天上午俞先生（俞济时）找我去询问接待美国军官的事，透了口风，很可能中共会派出高级代表团到重庆来谈判，他说雨农兄不在家，要我安排好调统局的力量，协助宪兵司令部做好警卫治安工作。否则出了岔子不得了。我们不妨抓住这个题目，让委座把雨农召回来，负责安全保卫卫作。”郑介民的话一说完，毛人凤连连叫好。唐纵也当场表示，尽量利用接近“领袖”的便利，促成此事。
毕竟是“智多星”有招，不知下了什么药，未等中共代表团抵渝，毛人凤便接到了火速召回戴笠的“委座”手令。几天后，毛人凤便去了珊瑚坝机场迎接戴笠。戴笠一下飞机，顾不上寒暄，一头钻进汽车里。毛人凤没有故作惊人之语，但把问题的严重性都说清楚了。戴笠一向擅斗，见形势严峻，反而来了精神，回到家里，第一桩事就是面谒”领袖”，把准备好的两套计划一并呈上。蒋介石倒也爽快，当场表示：同意建立“肃奸会”，并要戴笠找何应钦，商议具体落实的办法，再呈报上来。但对军统局保荐警察局长的要求打了回票，不赞成撤换宣铁吾、韩文焕。
戴笠有了“进帐”，未曾空手而归，总算是不幸之幸，于是把全副精力扑到了建立“肃奸会”上。9月下旬，经过“最高当局”批准的《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组织章程》及实施细则等，正式颁行。根据这个文件，各战区长官司令部和中心城市，凡属光复区的，一律成立以军统成员为主体的肃奸委员会，集中行使“肃奸”大权，最高一级的“肃奸会”设在军统局本部，由叶翔之出任主任委员，同时，在行政院敌产管理局内，专设逆产组，由军统局内的“经济专家”邓葆光任组长，明确肯定“逆产”的处理大权归军统掌握。接下来，便是手捧上方宝剑，南下京沪，北上平津，生杀予夺，威风八面。军统俨然成了口含天宪的第一号钦差大臣。
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其实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次全面性的大搜刮，明为国事，暗为己利，中饱私囊，滥发横财，“五子登科”①的丑剧一幕接着一幕，实实在在地把一场“接收”运动弄成了“劫收”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军统占先手之利，以“肃清汉奸”和“查抄逆产”的名义，究竟获利多少呢？闷葫芦里埋药，谁也说不清楚，随意搬几个例子，足以咋舌！
先说明帐，单是上海一地，邓葆光以“敌产清理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就替“团体”接收了企业40余家，房产逾万幢；这还不包括捷足先登的前进指挥所主任毛森和军统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至于暗帐，藏在袖里，揣入怀中的不说，露在面上的，连吃心十足的戴笠看了也心惊肉跳。有一次，戴笠在上海杜美路召集500多名军统特工开会，人人都乘着自备小汽车而来，停满了附近的三四条马路。偏巧那天会议开到一半，戴有急事先行一步，出门见了这般光景，惊诧不已，连忙返回会场，当堂宣布一条纪律：以后凡有集会，除少数负责人外，余者所乘汽车一律不准停在附近，以免别的单位眼红，找碴儿攻击军统。
戴笠的话明为节制，实为怂恿，随着“劫收”风愈演愈烈，军统的恣意终于弄到了戴笠也觉害怕的地步。据沈醉回忆：有一次戴从南京匆匆赶回重庆，把毛人凤和他叫去，连连问：“现在各地接收财产的情形，你们知不知道？”沈回答说，只在电报上了解一些接收的情况和数字，现在还无法统计出来。戴听了，指着沈醉的脸叫起来：“你这个管家人，真越来越糊涂！我告诉你，电报上报来的数字，大有问题，你们得赶快出去清理，迟了更要出毛病。”接着，马上要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专门从事清理“劫收”的业务。于是，毛人凤又多了一项权力，吓吓那些油水外溢的团体中人绰绰有余。结果呢？未止“劫收”，又生“劫财”，懂得花钱消灾的人，一个个都把向影心“供养”起来。当然，同时受惠的，还少不了郑太太、唐太太。相比之下，郑太太“贪”；唐太太“浅”，平时难得掠阵，偶上战场，稍有“斩获”，便乐得合不拢嘴。后来，戴笠让唐太太去自己的“地下行宫”参观了一遭，她这才懂得啥叫小巫见大巫。
①“五子登科”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从中牟取私利，概括为房子、车子、票子、婊子、条子（金条）。
“双十协定”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代表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正式签署，这对热爱和平、反对内战的进步人士来说，不啻是一大福音。第二天，重庆各主要报纸都在显眼的位置，全文登载了协定的内容，人们奔走相告，争相传阅，大街小巷到处洋溢着喜悦样和的气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罗家湾大院，却是一片沉寂，上至戴笠、毛人凤，下至各处室的一般干部，心头都蒙着一层淡淡的愁云。
愁绪源干协定文本中关于强调民主，取消特务机关的条款。戴笠事先毫无所闻，直到早晨，有下属来询问，才明白军统成了谈判交易中的筹码。“文白（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表字）搞什么鬼？一夜之间把老子卖了！”戴笠大为光火，骂骂咧咧地乱扔东西，拍着当天的报纸对毛人凤说：“你看看，你看看！亏他想得出来！”“这怎能怪罪文白呢？”毛人凤不无优虑地说：“会谈纪要总是委座点过头的呀。”戴笠终于安静下来，闷了片刻，不无执拗地说：“我不相信委座真不要我们了，我不相信！”戴笠说的，其实也正是毛人凤此刻想的。18年来，军统作为“领袖”的“耳目”、爪牙，屡经波折坎坷，所受的攻击岂止来自中共？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新桂系、西北军、阎锡山等反蒋力量，哪个不想置军统于死地！即使委座的手下，诸如新政学系、“CC”系，包括黄埔系内部，撤销军统的呼声也时时高唱入云。可结果呢？军统非但不灭，渡过一劫，更有大的发展。
十年前，迫于舆论，老蒋撤消特务处，成立军统局，阵容壮大了十几倍。三年前，“夫人阵线”发难，戴笠内外交困，幸亏及时改变策略，化险为夷，又呈飞跃之势。眼下，与老同行老对头“中统”相比，单是经费一项就超其十倍不止。如此颠而不倒、逢凶化吉，靠什么？还不是“领袖”的需要和重用。毛人凤相信“有用则不废”的道理，很想就此宽慰戴笠，未等把话说出口，戴笠已有了相同的见识。
毛人凤事主以忠，养成惯例，遇事常常喜欢提出些许相反的推判，用来深化主题。此刻也不含糊，把一个又一个的猜测摆设出来，诸如功高震主、预防尾大不掉、美国人的民主条件等等，直听得戴笠脸色生变，红一阵白一阵的，但仍然咬住死理不放。“他（指蒋介石）点过头的东西，未必会做。
介民和邓文仪他们不是已在赶印《剿匪手册》了吗？哼，只要委座剿共的决心不变，特工就一天不会取消！”绕了半天，终于找到关键，当务之急是要猜透“领袖”的心思。为此，毛人凤建议戴笠尽快谒见委座，见面后不妨先把日伪与“八、四”（即八路军、新四军）历次作战的档案，以及对付中共地下机关的各种资料己被我们悉数接收过来的事讲一讲，探探委座的口风，如果他表示重视，并且不要求我们向其他部门作移交的话，那就有戏唱。
翌日，戴笠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往黄山委员长官邸，按照事先的设想作了汇报，老蒋听罢，当即予以赞扬，并且关照戴笠将其中有关军事部门的资料转交由军令部改组的国防部，其他的继续负责保管，以作进一步的斟酌研究。“看来，还有戏可唱”。戴笠一边作记录，一边暗自高兴。可等到起身准备告辞的时候，老蒋突然想起了什么，召回戴笠说：“唵，还有，根据中常委的决定，军委会即将撤消，调统局当然也要一起撤消，你回去考虑考虑……”老蒋一席话，如雷击顶，听得戴笠半边身子酥麻，张大了嘴巴，发不出一个音来。
“化整为零嘛。”蒋介石见戴笠目瞪口呆的样子，忍不住想笑，“唵，你们总该体谅我的苦衷，这个决定，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包括叶秀峰的调统局，也要撤消，你还是回去好好考虑一下，怎么个结束法？”戴笠揣着一肚子不安和狐疑，从委员长官邪退出，回到公馆时发现毛人凤已候在小客厅里，于是一五一十地把经过说完，毛人凤的脸上显出笑容。
“委座仍要我们保管研究中共的资料，说明原先的基本职能和团体形式不会取消。”毛人凤斩钉截铁地说：“眼下的关键是委座如何摆得平方方面面。
看来，我们一定要抢先拿出一套让领袖满意的化整为零的方案来。”“对！”戴笠一拍大腿叫好。毛人凤的话显然鼓起了他的信心。他对多难兴邦的旧训颇有体会，相信渡此一劫，军统又要迎来大发展的前景，想到这儿，当即起了酒兴，说什么也要毛人凤陪着喝两盅。
负命出渝
不久，由于“肃奸”工作的进展，戴笠要离开重庆外出一段时间。这一天，珊瑚坝机场到了不少军统人物为戴笠送行。戴笠看上去精神状态很好，与大家一一握别。轮到毛人凤时，两人把着臂膊互道一声珍重，戴笠便登上了飞机。毛人凤仰望云端，直到音影尽失，那一声意味深长的“珍重”，却像千斤重担压在了肩上。
戴笠的“珍重”，其实是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的预祝，简而言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化整为零”。打算将原先由军统分管的军事情报业务，以及各部队中的特工勤务与各驻外使馆中的谍报勤务，悉数拨归国防部第二厅，最好是戴笠自兼厅长，如果不成，则全力支持郑介民。同时再将本由军统内控的警察系统从内政部里脱出来，搞成类似西方国家的警察总署，争取戴笠任警察总监，否则就竭力推荐唐纵。至于那些归军统控制的各色武装，诸如别动军、忠义救国军、交通巡察总队、税警团，以及刚从周佛海那里收编过来的直属伪军部队等等，合编成交通警察总局，挂靠在交通部，让胡宗南推荐过来的吉章简当总局长。余下的本部摊子，则挂在司法行政部的牌子下，取名叫调查局，局长还是戴笠。
第二个部分是尽力把海军抓到手里。此事可谓蓄谋已久。早在1942年，戴笠因蒋介石的猜忌和扼制，曾育过跻身军界的念头。后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美国准将梅乐斯煽动戴笠，要他设法把海军搞到手，并且答应说服本国有关方面给予支持。一席话撩拨得戴笠心痒不已，急召毛人凤、潘其武相商，盘算下来，觉得颇有希望，理由不下三条：首先，目前的海军司令陈绍宽，不是老蒋的嫡系，扳倒他，正合最高当局的心意；其次，抗战一开始，海军遭受重创，已经名不符实，早成了出水进山的旱鸭子，重建势在必然；再次，恢复海军，美国是外援的大头，而美国人出手帮忙向来要讲条件，如果梅乐斯的保证真能兑现，把支持戴笠入主海军作为支援部分舰船的前提条件之一，老蒋很难不答应。自此，掌握海军的图谋，便被列入了未来的发展计划之中。
为达目的，戴笠对美国人的巴结和奉承，简直到了肉麻无耻的地步。当时，梅乐斯从美国海军的全球利益着眼，迫切希望掌握中国沿海的水文和气象资料，所以对建立气象和水文观测网络十分起劲，戴笠从中配合，几乎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一位留学欧洲、懂一点军事常识的部下提醒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