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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心病。
两害相权取其轻。毛人凤理清了头绪，赶紧给蒋介石写一份“表示态度”的报告。报告中，他用比较委婉的措词，对戴笠生前扩充势力，四处插手的作法提出批评，认为公开兼职一多，用以应付敷衍的时间也多，对本职工作不利。因此，今后的特工工作，必须走“专业化”道路，坚持以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老传统，不但要把公开机关与秘密单位划分清楚，而且不应让负责秘密单位的特工，再去兼任与专业无特别关系的职务，从而巧妙地表达了自己不求名利，不求闻达，不好虚荣，甘做无名之辈的态度。
老蒋看了报告后，十分满意，不出一个星期，就把毛人凤召去，当面询问。过去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只是戴笠的传声筒，从来不掺和个人意见。
这次情况大非从前，准备充分的毛人凤尽兴地发挥一通，他见蒋介石一边听一边点头，毫无倦容，便把十分钟的讲话内容，丰富到了半个多小时，如果再加上回答“领袖”的提问，可谓从容不迫，精当之至。这次谈话后，蒋介石对毛人凤开始有了新的印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深。
左右逢源
与此同时，在获取奥援的方面，毛人凤也频频得手。他一边巩固旧友的交情，一边发展新生的关系；一边继承“老板”的“遗产”（指戴笠的老关系），一边化解戴笠的宿敌。比如老蒋的贴身侍卫长俞济时，过去跟毛人凤交情不薄，眼下更是巴结得紧，毛夫人向影心，三天两头往俞公馆跑，送礼几成家常便饭。又如，蒋经国，堂堂太子，如日中天，毛人凤唯恐拉不上关系。据沈醉描述：毛人凤对小蒋的巴结，低三下四的神情，令人作呕，甚至还特意给保密局系统下达了“对经国先生就应当像对总裁一样”的指示。再如宋子文、胡宗南、杨森等人，都是戴笠的私交，毛人凤也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传统，用自家人的原则，款待这些大佬。就拿胡宗南来说，毛人凤仍时时将南京方面的政治动向，悄悄与之通报，使胡觉得，戴笠虽死，耳目犹在。
另外，对胡的夫人叶霞翟，功夫下得极深。
然而，毛人凤毕竟矮了一头，不可能在胡宗南、宋子文那里得到平起平坐的尊重。因此，要想大收获，必须很努力。不久，毛人凤果真干出一桩让胡宗南感恩一辈子的事。
事情要从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说起。此人叫熊向晖，是中共党员。1938年，他接受周恩来的指示，潜入胡部从事机要工作。当时由于胡在抗日过程中的表现，中共对之采取了温和态度。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胡宗南开始追随蒋介石，反共的热情趋于高涨。于是，延安密派王石坚到西安，跟熊向晖建立联系，随后，有关反共部署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流往延安。其中有几件值得一提：
▲1943年春夏之际，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对延安进行闪击战，一举攻克陕甘宁边区。6月18日，胡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发动闪击战的日期为7月9日。熊向晖迅速将此情报告诉王石坚发往延安。延安得到报告后，十分着急。因为7月9日，正是周恩来、林彪等百多名中共干部从重庆返回延安的日子。于是，急中生智，以诈讹诈。7月4日，朱德给胡宗南发了份电报，警告他不要轻开战衅，挑起内战。胡宗南以为陕北方面察觉了他的动向，从纯军事的角度分析，已失去闪击战的意义，于是，直接向蒋介石建议，取消了原定计划。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熊向晖又及时将情报向中央作了汇报，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1947年初，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定于3月10日进攻延安。3月3日，熊向晖随胡宗南乘飞机回西安，当天晚上通过王石坚把情报发给了党中央。到了3月10日，胡宗南挺兵延安，结果一头钻进共产党设下的天门阵里。先是占了空城延安，跑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见桌上压着纸条，拿起来一看，墨字了然：“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摸不着头绪，率先虚了胆气，接着一败于青化砭，二败于羊马河，三败干蟠龙镇，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露了败军之相。事后，胡宗南觉着蹊跷，疑有内奸，但他过份信任熊向晖，东猜西测，就是没有想到这一茬。
后来，保密局破获一个“共谍”大案，毛人凤欣喜若狂，急命叶翔之迅速“扩大战果”。叶马上亲飞西安，一下子逮捕了十几个“共谍”分子，王石坚也在其内，至此，熊向晖暴露无遗。
叶翔之查明熊向晖身份时，已近半夜，知道此事关系重大，不敢妄作主张，连忙跑到旅社，把沈醉从被窝里拖出来。两人关在房间里嘀咕，最后决定即刻向毛人凤请示。毛人凤睡梦中惊醒，一听这么回事，挠得头皮嗤嗤作响，颠来倒去，觉得还是顾全胡宗南为上。马上复电叶翔之，先同胡宗南商量，然后再酝酿下一步的行动。
第二天，叶翔之按照毛人凤的指示，向胡宗南汇报，话没说完，胡宗南已惊成花皮老虎，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好不自在，且不说泄密的恶果有多大（进攻延安的失败导致西北战局的逆转，由此也成为全国战局逆转的契机），单是失职之过，就够他喝一壶的。于是央求叶翔之转告毛局长：是否涉及到这里的人和事，都由他自行处理，保密局不再过问？另外，在向老蒋报告案情时，打点埋伏，千万莫让他知道。毛人凤未作犹豫，爽快地答应了。
自此，胡宗南对毛人凤的支持，可用“鼎力相助”四字概括，在蒋介石面前，说毛的好话，不足筐挑，也够箩装。
冤家宜解
相比之下，化解戴笠的宿怨，稍稍难些。亏得毛人凤过去广结善缘，口碑比戴笠好，外加一以贯之的谦虚态度，徒增了几多有利条件。就拿陈诚来说，要不是隔着与戴笠的宿怨，对毛人凤多少是有点好感的，偏偏毛继承了戴笠的遗产，少不了白眼相向。眼下陈诚是“领袖”身边的第一红人，不设法使他的白眼转青，毛人凤还真有点寝食不安，于是卑躬屈膝地讨好陈诚。
比如，在陈诚主持“整军编遗”工作期间，毛人凤时时跑到他那里，低三下四地“请教”；同时还拜托杨森从中通融，但收获甚微。
“怎么办呢？”毛人凤恼羞惧恨交集之际，忽然计上心来，稍加寻思，暗叫惭愧，原来与陈诚化解宿怨的本钱，就在自己手里攥着。
说来话长。戴笠在世时，有一回军统布置“邮政检查”，特工们查到第6战区长官部的几个军官，写给在重庆的陆大同学的一封密信，信中，他们认为：委员长本人是非常想把中国搞好的，可惜被贪官污吏和昏庸老朽包围，才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为此，应再联络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陪都发动“清君侧”的军事政变，以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把那班党国败类全部消除掉。
特工们按惯例把情报传递上去，最后一站是主任秘书毛人凤，他信手批了“继续侦察，予以监视”八个字。未久，在一次戴笠也参加的“工作会餐”上，毛人凤将此事当作笑料抖落出来，引得与会者哄堂大笑。岂知，酒足饭饱后，戴笠把毛人凤叫到办公室里，郑重其事地责怪他为什么不及时汇报？
毛人凤怔住了。于是戴笠又问：“你知道第6战区是谁当家吗？”毛人凤恍然大悟，才明白这是一次整治陈诚的大好时机。接下来，戴笠调出卷宗，亲自查看，并下令有关部属，严密监视，注意搜集证据，直到陈诚调离第6战区前往云南楚雄，就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军统的“眼睛”始终没有闭塞过。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新的证据，令人鼓舞。原来那些血气方刚的军官们真的搞起了小组织，连团体章程和行动纲领都拟好了，其中有个骨干分子还是陈诚的亲戚。
“好！好！”戴笠看着毛人凤写给他的绝密卷宗，大腿拍得“叭叭”响，嘴里连连称赞，一边动手给蒋介石写报告，一边把“消息”捅给了陈诚在军界的老对头何应钦。
戴笠这步棋真够阴险，老蒋看到报告，果然不出他所料，舍不得对陈诚下手。幸亏何应钦边鼓打得“嘭嘭”直响，道是“内痈倘无决心剔除，遑论消弥外患？”蒋介石想想也是，才下了手令，严饬陈减驭下不严，责其立刻把作乱的首要分子押交军统局审讯。
人犯解到，戴笠如获至宝，马上加紧审讯，巴不得就此把陈诚整得趴下。
谁知人犯们做事冒失，骨气倒是不缺，个个铁嘴钢牙，任你横扳竖撬，坚决不失口风，弄到后来，戴笠没辙，只得下令交给军法处司法科科长毛惕园，要他把人犯押走，继续审讯。于是，案子一拖再拖，成了“胡子工程”。
尽管如此，陈诚受的拖累不浅，又是担心，又是愤恨，乃至旧疾复发，被迫辞去了远征军总司令之职，飞回重庆养病。病愈后，蒋介石委他到第8战区协助朱绍良指挥战事。显而易见，让一个战区司令长官去另一个战区当副手，不算降级，至少也是一种惩戒，陈诚有苦说不出，直把戴笠和军统恨到了骨子里。
常言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尽管戴笠摔死，军统撤并，但那干人犯还在监牢里，这就为毛人凤带来了冰释前隙的机会。第一步，他先给蒋介石写报告，说是清理积案，发现此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建议转交军法局公开审理，蒋介石批准。随后，毛人凤又去找军法局局长徐业道通融。徐本来受过毛人凤的恩惠，时下又见陈诚大红大紫，乐得人情官面都有收获。重审的结果当然不脱预设的轨道，无非是替这些人翻案。事后，毛人凤生怕好人做了不被外人知，串通不少中介，往陈诚那里说故事，一五一十地把毛人凤的“仁义”张扬出来，陈诚深受感动，慢慢地对保密局的态度有了转变。
毛人凤见好就收，趁热打铁，当面又向陈诚表示，今后对保密局的工作多予指示。陈诚口里推托，心里十分高兴，他也希望耳目灵通，能得到保密局的鼎助。日后，明里暗里，果然帮了毛人凤不少的忙。明里看，时常提供经费上的支持和行动上的便利，比如，陈诚当东南军政长官时，就主动承担了保密局一个最庞大的外勤单位——技术总队的全部经费；暗里，他也成了在蒋介石面前说毛人凤好话的一个。
小叩大鸣
蒋介石好话听得愈多，对毛人凤的兴趣也趋于浓厚。这时，正巧有国防部军法局办理汉奸舞弊案曝光，毛人凤在侦办过程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老蒋特别的好感。
事情的经过颇为曲折。上海有一个姓林的经济汉奸，曾是日伪“物资统制”圈内的人，发足了造孽财。抗战胜利后，他被军统局抓获。按规定，“审奸”该由负责“捕奸”的特工机关先行侦讯取证，然后连活口带材料移送司法部门正式起诉。军统的特务们便抓住这个间隙，大肆向汉奸勒索财物，如果竹杠敲得满意，他们便销毁罪证，予以保释，或者是相帮减轻罪名。林某，明摆着一尊“财神”，军统当然不肯轻易放过，开口就是五千根大条的要价，否则以“五金资敌”罪，送他见阎王（判死刑）。
五千根大条，显然属漫天要价，家眷如果沉住气，沮丧地表示困难，完全可以坐地还价。然而，林妻已被对方的叫阵吓住，打起了退堂鼓，一溜烟地跑到南京找门路，并通过关系结识了国防部军法局的某副局长，最后以5万美金成交，一个破财，一个消灾。
按照当时的审好规定，凡投敌前是军人的，须接受军法审判。但执行过程中，“军审”与“司审”之间，事实上有许多混淆，比如不少地方的军法庭和刑法庭椎事是一套班子，或者两个系统互有拜托。那位副局长便利用了这种界限不清的混淆，堂而皇之地办了一纸公文到上海地方法院，说是林某以五金资敌等于动用军用器材，当属军法审判范围，请即将人犯案卷一并押往南京军法局。
—文—上海地方法院收文后，毫无异议，便把林某从看守所里提出来解押南京。
—人—那位副局长收下5万美金，即与承办此案的军法官分成，随后拟定了一个开脱办法：先走一下形式上的“过堂”，尽量避重就轻；继而将林某交保候讯；最后由承审人将所谓的审讯记录与口供送上，附一签呈，谓被告所犯案由，尚无确切证明，可以无罪释放结案。
—书—因循党国公文旅行的路线，承办人签办后，先到科长，之后到秘书，再到办公室主任，最后到副局长和局长。其间，又可按案情的大小，罪质的轻重而区别，小的，轻的，办公室主任或副局长代行亦可。这一回，某副局长赶在局长前“代行”了一下，签个“如拟”，表示同意按承办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