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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镐趁机说出了要孙投共的主张。孙犹豫了一番，也想不出别的更好的生路，最后同意了。不过，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请中共馈赠1500两黄金，作为本部高级军官家属的转移费。
周镐回南京后，在老蒋那边尽量替孙良诚遮掩，同时还向郭润身汇报了策反的经过。9月下旬，中共华东局电复“六工委”，同意拨给黄金500两和棉花等物资，充做孙良诚部的起义经费。于是，郭润身和六工委的另一个同志前往解放区接洽黄金领取事宜，周镐又接到了蒋介石的差遣指令。这一次是他听到了孙良诚与李济深暗中勾结的传闻，要周镐再去调查。周到宿迁后，故伎重演，孙良诚惊出了一身汗，投共的积极性随之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两下宿迁，情况一次比一次好，周镐十分高兴。偏偏想不到，半路里杀出程咬金，一个叫吕祥瑞的中共地下人员（在三工委工作），在策反孙殿英部时，被保密局抓获，变节自首，交代中涉及到了周镐。1947年12月，周第二次被捕。与此同时，徐楚光也在武汉被捕。毛人风想彻底弄清楚徐跟周的特殊关系，急命湖北站长余克剑把徐楚光押到南京，关进宁海路19号2号监，然后，把周镐也弄进2号监房，企图通过窥探孔，看看他们干些啥名堂。
周、徐都是特工专家，不用开口，便知对方葫芦里埋的药。于是暗传眼神，绝不说话。叶翔之没有办法，令司法处拷讯徐楚光，要他交待与周的关系。徐东兜西绕，不吐实情。结果，审讯了半天，除了疲劳，全无收获。后来，又是在保密局几个老关系的担保下，周重新获得自由。毛人凤再次碰壁，便迁怒叛徒，军法官拟了个“密报不实，诬人陷害”的罪名，经毛人凤批准，将吕祥瑞就地枪决了。
据另一种说法，周镐的第二次获释，徐楚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徐在拷问中，承认自己是中共干部，并交代了一些关系，都是不说也知道，说了抓不着的人物，诸如邓子恢、谭震林、杨帆等等，全在解放区。按照保密局的惯例，这也算是一种“自首”。另外，徐有一个族叔，叫徐复观，是中统局的元老，抗战时专门从事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的情报工作，他知道徐楚光这个侄子，十分欣赏他的才干，一直想网罗到门下公干。这次，徐楚光被捕，出于由来已久的想法，客观上成了替徐楚光说情的人物。
戴笠时期，中统、军统犹如一只瓦罐里的蛐蛐，对上眼就斗。毛人凤执掌保密局以后，有意摈弃前隙，一见中统中有人来求自己，乐得制造个弥合裂痕的机会，答应了徐复观的请求。于是，徐楚光获释出狱，并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中挂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衔头。说是专门从事诱降、策反中共地下人员的工作，其实，是把徐软禁在太平路附近的一幢小洋房里。
这样一来，对周镐也就失去了继续关押的理由。
不幸的是，节外之祸，绵绵不绝。就在周镐获释后不久，保密局浙江站逮捕了中共华中分局的一个干部，此人供出了湘鄂赣方面的情况。湖北站长余克剑根据毛人凤的指示，布置大搜捕，抓到了徐楚光的秘书罗纳，这个像伙保命心切，一口气出卖了30多个同志，其中包括周镐。此时，保密局二处副处长黄逸公正巧去武汉检查工作，有关此案的报告尚在整理过程中，黄从余克剑口中听说了大概，十分震惊，亲自提审罗纳，罗纳所交代的情况跟余克剑所述基本一致。这样一来，徐楚光的问题、周镐的问题显然严重起来。
黄逸公与周镐私交甚厚，回到南京后，他先找到周镐，非常严肃地对他说：“老兄，这件事我也无法对上面隐瞒，你还是自己去对毛先生说清楚吧！”周镐听得懂黄的意思，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带着妻儿一溜烟奔出南京，跑到了苏北解放区。等到余克剑的报告与“人犯”完全转入局本部时，周镐已失踪多日，毛人凤眼睁睁地看着投入的巨大精力和人力付诸东流，气得要命。不久，徐楚光被秘密杀害于南京。作为一个不完整的句号，毛人凤一直耿耿于怀。
1948年底，周镐又接受组织的重托，通过孙良诚，策反第八兵团的司令长官刘汝明。在执行过程中，落入特务事先设好的圈套，第三次被捕。毛人凤把他关进宁海路19号。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签发了处决周镐的手令。
临刑的那天，周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解放后，他被迫认为烈士，遗骨安放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建的烈士纪念馆的第八厅内。（文－人－书－屋－Ｗ－Ｒ－Ｓ－Ｈ－Ｕ）
周镐一案涉及的中共人员，以及对中共地下组织破坏的程度，不及上述三案。但延续的时间之长，投入的人力之多，却能十分真实地反映出毛人凤决不姑息的顽固态度，说他达到了“领袖”提出的“全力以赴”的要求，似无夸张。
提高效率千方百计
其实，认真勤勉是毛人凤一贯的工作作风，体现在“领袖”布置的反共主题上，注重效率，讲究效果的一面更加突出了。就拿戴笠时期建立的会餐制度来说，保密局全盘地承袭下来。当然也有一些不同，比如：除了局本部副处长以上的人员参加外，凡外勤省站的正副站长来南京，也被邀请入列。
再说毛人凤不像戴笠，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务缠绕，几乎每餐必到，每次都会提出问题，让下属回答。这样一来，就逼着各单位的负责入非看公文不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糊涂官是做不得了，许多问题都能当场解决，因此办事效率比军统局时期确实提高了许多。就拿破获北平“共谍”案为例，行动神速，雷厉风行，致使一些被牵涉的中共地下人员来不及转移，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工作会餐时的快议快决。另外，对“公秘会报”制度的重视，体现了“秘密控制公开”、协同解决疑难问题的初衷。为此，毛人凤特地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旁，置了一处房产，取名“诚庐”，专门作为“公秘会报”的场所。他还非常舍得花钱，盛情招待参加会议的各方负责人，客观上也使会议平添了几分魅力。酒足饭饱后，方方面面的合作态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上述四案的侦破过程，几乎没有一桩不是协同作战的结果。尽管如此，毛人凤还是发现了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保密局对公开单位的控制，已经远远不及戴笠时期。除了交警总局与各地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勉强还可掌握外，警察总署系统已从控制降为合作。最令毛人凤沮丧的是国防部二厅系统，戴笠在世时，叫军令部二厅，厅长是郑介民。军统局变成保密局后，郑介民身兼厅长、局长两职，互为犄角的问题不突出。后来，郑介民局长一职被持，厅长一职被免，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二厅厅长之缺，便由副厅长侯腾补上。此人是郑介民陆大时的同学，跟军统没有“亲缘”，当然谈不上感情，一上台，便开始排斥老军统分子，陆陆续续地把各地军政长官公署和绥靖公署的第二处处长、各部队的第二处处长，都换成了陆大的同学，事实上独树一帜，根本不受保密局的控制。对此，毛人凤十分不满，脾气发向了“冒脑根”：“郑先生怎么搞的，在第二厅用侯腾，把我们的同志都排斥了，郑先生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啦！”与此同时，改革后的外勤体制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也有所突出。
早先，为构建毛氏王朝，外放一批特训班的亲信站长，取代桀骜不驯的前朝元者，势在必行。毛氏王朝草成之后，提高工作效率，完成反共任务渐成主题。由于相对应的公开单位，出任二处处长、警察局长、稽查处长之类的老军统分子，大都不买保密局外勤站那些后辈小生的帐，倒过来常有颐指气使的理由。这样一闹，“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在某些地方落了空，变了味，有的竟还是“公开领导秘密”了。
怎么办呢？“领袖”关于“同共产党作斗争，要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的话，给毛人凤以极大的启示。立即决定在人事上作出变动，把部分老特工外放出去，担任站长。为此，专门在南京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参加的有即将赴任的新站长和继续留任的老站长，总共几十人，训练了一个月。讲习班结束时，老蒋亲自接见，以资鼓励，还当场授以名义特权，即省站站长均可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亲自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并享有批捕之权。在这次人事变动中，沈醉外放云南站站长，余万选外放贵州站站长，顾齐外放重庆站站长，以此推行“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
同时，秉承戴笠提倡的“团体即家庭，同志如兄弟”的老军统精神，创立了“公组制度”。所谓“公组制度”，就是让那些同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老军统分子聚合成秘密的小团体组织，其中职务最高者为组长，不管他是不是保密局的编制。毛人凤创立“公组制度”，目的是为了弥补“公秘会报”、“公秘合作”的缺漏，以利跟独树一帜的国防部二厅，以及居位自傲的警察总署争夺对整个特工系统的控制权。
“公组制度”推行后，各地方警察局、军警宪督察处、保安司令部二处、警务处、交通部运输局各分支，乃至省市民政厅、民政局、税务局等单位，都出现了一个一个由老军统分子结成的秘密“公组”（按规定：三人以上即可成立“公组”）。“公组”把“根”意识作为凝聚的纽带，很符合中国人以亲缘论亲疏的传统，再加上保密局在活动经费上的资助，自然而然地就把羽翼扩充开去，以隐晦的方式，曲折地落实了“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不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1948年初夏，保密局浙江站在杭州抓获了一个中共人员。根据他的交代，毛人凤密令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偕行动组长郑世勋去长沙进行侦捕。本来隔省行动就有逾权之嫌，更何况警宪备立门户，怎会把嘴边的大鱼拱手相让？
于是，“公组”之道开始发挥作用。余克剑一到长沙便与费康永接头，通过“公组”网络，避开了公秘间的种种尴尬，顺利地得到了警、宪等单位的配合，分别在祁阳、长沙、郴县密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并且全让余克剑押往武汉。这件事颇让毛人凤得意，连称湖南的“公组”有基础、有效果。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毛人凤，已把完善机制、健全组织、充实力量的重心，从内部的争权夺利转移到了提高与共产党斗争的效率方面。他之所以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野心不大，不想走戴笠无节制扩张权力的老路；其二，决心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取得老蒋的信任和赏识。于是，为了避免分散精力，他决定结束“三有公司”的经营活动，把一些纠缠在经济事务中的干才，诸如沈醉、郭旭、邓葆光等人，都收敛到保密局的重要任务上来。他的这番举动果然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不仅同意“三有公司”的产业全部出售，而且在外勤人员编制的扩充上大开绿灯，仅1948年春夏，一次性同意扩编就达3000余人，不少军统“三家分晋”时的裁汰人员，重操旧业。
潜伏渗透无孔不入
在1946年至1948两年的时间里，加紧对解放区的渗透与潜伏，也是毛人凤开展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层面。遗憾的是，投入甚多，收获甚少，充满了失败的记录。
1947年3月，胡宗南攻占延安以后，保密局为埋设耳目，立即在延安成立了小组，特派老牌特工崔毓斌担任延安稽查处的处长。当时，蒋介石急于想知道毛泽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指示毛人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有关的情报弄到手。一连好几天，蒋介石打电话问毛人凤有无收获，急得毛人凤如坐针毡，一再严厉地要求陕西省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可是，稽查处除了在延安附近抓到几个老弱病残的掉队人员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对此毛人凤非常不满意，曾愧疚地对身边的干部们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负领袖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回的好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太说不过去。”于是，针对解放区情报工作开展不利的薄弱环节，毛人凤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毒招。他通过对中共宗教政策的研究，决定利用天主教作掩护，对解放区实施渗透潜伏。当时，天主教在北方有个华北工作督导团，归主教雷震远领导。此人本来就是个多重间谍，与保密局关系密切。接到毛人凤的工作指示，立即在督导团下面，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公教青年报国团”，后来改称“华北青年勘乱救民先锋队”，直接归保密局情报处指挥，秘密从事解放区的情报搜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