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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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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进入蒋介石的小班子,意味着蒋、毛关系的升华,甚至可以这样说,蒋对毛的信任,已超过了对全盛时期的戴笠,同时也是毛人凤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转折,这一特殊的地位为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势和荣耀。

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毛人凤特殊在哪里呢?若不是老蒋亲自授命,他还不敢相信。当时,老蒋“闲”居奉化,浙省的父母官(即省政府主席)是陈仪,江浙防区(即京沪杭警备区)的总司令是汤恩伯。汤是陈仪的学生,陈仪是汤恩伯步入军界的引路人,情同恩师。眼下,老蒋把性命交付给这一对师生,不能不防(可能是“西安事变”的后遗症),于是把毛人凤召来,交代了暗中侦伺的使命。具体执行过程中,浙江站站长毛万里负责监视陈仪;二处处长兼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负责监视汤恩伯。

陈仪乃堂堂上将。汤恩伯既是老蒋的心腹,又是戴笠的生前挚友,放在过去,不要说监视,就是别人打来的小报告,也要为之遮掩几分。现在,忠诚高于私交,毛人凤一反常态地瞪起了“火眼金睛”。不久,毛万里有所发现——陈仪暗中跟李济深来往。接着,毛森也有发现——汤恩伯的秘书丁名捕有共党嫌疑。这可是总裁鼻子底下点火啊!毛人凤听完汇报,马上去见蒋介石、老蒋城府极深,第二天召见陈仪、汤恩伯,故意露出气馁相,请他们各陈高见。陈仪不知是计,当场劝蒋出洋。汤恩伯见老蒋面色冷淡,知道犯了大错,陈仪一走,马上向老蒋讨好,愿意反省自己保荐陈仪当浙省主席的行为,同时建议另派周嵒来接替陈仪。

汤恩伯的诚惶诚恐其实还另有原因。

自解放军于三大战役获胜后,陈仪目睹国民党的日薄西山,萌生了仿效傅作义(走和平解放之路)的念头,暗中开始与中共方面接触。当时,代表组织与陈仪联络的人叫胡邦宪,是陈仪的旧属,也是中共党员。由于东南的半壁兵权攥在陈的门生汤恩伯手里,策反工作的重点自然需要转移,于是陈仪的外甥丁名楠,接受派遣去汤恩伯处作说服动员的工作。许多话都是挑明讲的,汤恩伯并没有表示拒绝。这样一来,陈仪热情高涨,丁名楠往返于沪杭之间忙得不可开交,终于引起了毛森、毛万里的怀疑。到了1月底2月初,丁名楠、胡邦宪再次抵沪,带来了陈仪的亲笔信和所拟的八项要求,即释放政治犯、保护防区内军事物资、停止修筑淤沪工事、减少征兵等等,井说,只要汤做好向解放军投诚的准备,可以担保取消他的战犯罪名,给予相当的职务,所属部队可依民主原则进行改编。同时还说,为了联络方便,希望汤正式给丁名楠以秘书名义,留在身边参予戎机。

汤恩伯留下了丁名捕,态度上却仍很暧昧。正在这时,毛人风向蒋介石汇报了汤、陈的“问题”。接着,老蒋一番敲山震虎,使汤恩伯慌了手脚。

不久,陈仪被免职,气咻咻地跑到上海,逼汤恩伯表态。汤十分害怕,觉得还是向毛人凤、毛森说开了好,于是,经过一番你来我往的“磋商”,最后达成协议,即先由毛森对陈仪实行软禁,但不铸成大案,包括不迫捕丁名捕。

随后,由毛人凤去溪口向蒋介石汇报,表明两个意思:一是汤恩伯跟老蒋走,决不叛变;二是务必保住陈仪一条命。

据毛森回忆,毛人凤到了溪口,并没有向蒋介石转达汤恩伯要保全陈仪性命的请求,事后还恶狠狠地说:“陈仪与军统有宿怨,干吗要救他一命呢?”(当年,陈仪杀张超,戴笠发誓要报仇雪耻,详见第七章)可是,回到上海,毛又蒙骗汤恩伯说,蒋介石听了自己的汇报,允可一切照商量的意见办理。

汤恩伯不放心,又间,蒋有无答应保全陈仪的性命?毛人凤说,当然没有问题。汤恩伯甚感欣慰。

毛森认为,毛人凤没有把汤恩伯的全部要求禀告蒋介石,是从毛人凤讲到宿怨一节作出的推论,恐怕未必准确。按照当时毛对蒋的忠诚,严然超过他对戴笠的程度。早年,于军统有“公道”,“婆心”之说,戴做恶人,毛做“菩萨”,许多看似背着戴笠干的事,其实毛事前大多征得戴笠的同意,或者事后向戴笠禀明,通常不打“闷包”。由此推论,毛也不会在这么大的事情上,对老蒋隐瞒,很可能是说了全部情况,再向老蒋建议,暂且答应条件,有利于稳住汤恩伯,否则,汤兵权在手,惹反了于大局不利。同时,再向老蒋要求,把陈仪托付给自己,以利日后清算。据徐远举回忆,毛人凤曾对他讲过,向蒋介石汇报陈仪的事情时,蒋又惊又怒道:“陈公洽,我有什么对不起他呀,他从浙军校降过来,如何重用他呀!今天他来叛变我?”后来,毛人凤一到上海,伙同毛森作出安排,将陈仪转押到浙江衢州东门街开明坊1号小楼汤恩伯的公馆,看守的却是浙江站站长毛万里,陈一经押到,立即受到了审讯。可见,毛人凤根本就没有顾忌汤恩伯的要求,如果不是蒋介石事前有默许,他绝不会如此。

总之,毛森的猜测也罢,逻辑的推论也罢,有两点毋庸置疑:一是毛人凤对汤恩伯的阳奉阴违;二是对陈仪雪耻报仇之心未泯,暴露了他阴狠的一面。

唯“蒋”是尊

3月初,毛人凤以“总裁办公室”要员,“毛记保密局”首脑的双重身份跑到重庆,一是为老蒋退守西南的反攻战略作准备,二是针对待工组织突然出现的混乱状况,亲自站出来明确立场,统一思想,排除干扰,协调一致。保密局站组负责人会议计划于3月17日召开,参加的有云、贵、川、康、陕、甘、宁、青、新(疆)、粤、桂、湘、鄂等十多个省区。毛人凤为了准备得充分些,提前半个多月来到重庆,着重对西南特区的工作进行调查,发现“徐记保密局”近来的活动,已经严重干扰了整个外勤站组的“正常”工作。徐远举皱着眉说,杨虎城虽然去了贵州,但李宗仁释放政治犯的命令压力仍然很大,徐志道又态度积极,怂恿鼓励大家跟李代总统走……

毛人凤听着部分站组头头的“诉苦”,心里把徐志道恨得牙痒。当初,搞“真假保密局”,所有底细都交代清楚了,徐竟仍敢出尔反尔,看来,蒋、李之争已经在真假保密局之间展开了。

毛人凤的估计不错。自从释放杨虎城受阻后,李宗仁便萌生了拉拢徐志道,拆散毛、徐双簧搭挡的念头。1949年2月5日,行政院长孙科宣布行政院南迁。国防部属行政院,保密局自然要跟着去广州,李宗仁认定,这是个好机会,便把徐志道召来,对他说:“徐局长,希望你能当一个真正有职有权的保密局长,我全力支持你!”听着李宗仁充满蛊惑力的话音,徐志道怦然心动,半个月来的傀儡局长,已使他暗生不满,但自忖在保密局的影响,还构不成与毛人凤分庭抗礼的气候,一时语塞,不知是答应李代总统好呢?还是拒绝李代总统好。李宗仁何等精细,一见徐志道的模样,便知堡垒有了从内部攻破的可能。不久,保密局迁到广州,不知事先有人鼓劲,还是南方的气候激人躁动,一班麇集在羊城的老军统局广东派人士,纷纷前来煽风点火,怂恿徐志道摆脱毛人凤的羁绊,并且拍着胸脯表态:“大印在你手里,你就是正牌的保密局局长,我们都支持你!”徐志道经不起撩拨,心旌摇动,先去找舅老爷,现任的总务处处长钮殿臣商量。钮一听有自立门户的好事,当然持赞成态度。因为每次从国防部领来经费,手上过一过,大部分落到毛人凤的口袋里,心里挺难受,如果有一天,钱袋子就是自己的,那该多好!

徐志道不再犹豫了,第二个月领来经费,全部扣下,用来招兵买马,真的摆开了分庭抗札的架势。这时,“徐记保密局”的主任秘书涂寿眉和业务处长黄逸公,本是毛人凤安插的亲信,目睹腋下生变,颇为踌躇。跟着干吧?

对不住毛人凤;不跟着干吧?万一李代总统立稳脚跟,毛人凤受池鱼之殃,不就跟着完蛋了吗?涂寿眉灵机一动,索性做个两面人,既不跟老徐闹翻,暗里又向毛人风透些风声,黄逸公不擅玲珑,为了一把处长交椅,终于“附台”,替徐志道摇起了鹅毛扇,第一个大主意,就是让徐拿着国防部给的经费,去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匪霸武装,重新成立保密局的外勤组织。

毛人凤拿不到经费,又惊闻广州那边传来的消息,十分生气,特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奉劝徐志道不要上外人(指李宗仁)的当,分裂团体,继续跟毛先生合作。这时,站在一旁的黄逸公插话说:“毛先生应该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志道多少还有点怕毛人凤,不急于马上闹翻,于是,缓了缓黄逸公的话锋,表示同意“合作”,但请毛先生多多体谅,今后两个保密局分经费时让自己多分些,招兵买马也是为了团体的利益。

廖宗泽拿着徐志道吐出来的一小部分经费回上海,毛人凤立即着手策划两件事。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否则“毛记保密局”就无法维持,弄得不好,让徐志道反客为主就糟了。于是把潘其武、张冠夫找来,张冠夫说,我们不是受总裁之令,正协助汤恩伯抢运大批金银和物资去台湾吗?何不就此重操“三有”旧业,利用转道香港的机会,赚它一票?毛人凤一拍桌子叫好,立即要张冠夫和刘方雄着手实施。刘方雄过去在香港当过站长,人头熟,关系多,持起裤腿下商“海”,果然有了发财致富的兆头。第二件事是确立正宗,重申“毛记保密局”在特工系统中的领导地位。于是便有了3月的重庆之行。

站组负责人会议准时于3月17日召开。3月17日碰巧是戴笠的“殉难”日,借着三周年的祭奠,激发一下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团体”精神,体现了毛人凤的良苦用心。果然,煽情伎俩诱发了与会人员的怀旧情绪,“诸侯”们纷纷指责徐志道自挖墙脚,动摇了几年来形成的制度,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接着,毛人凤提纲挚领,在大会上宣布:“总裁引退了,我和大家一起随总裁引退,但总裁的领袖地位不变,我们大家是领袖的耳目也不变,我们不再是国家公务员,所以代总统的一切行政命令对我们也无效。今后我们的团体名称是‘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我以会长身份向总裁负责,也对大家负责!”毛人凤的政治交底,等于宣告了“真假保密局”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毛记”、“徐记”,其实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特工系统,一个忠于蒋总裁,一个归属于李宗仁。因此,对“徐记保密局”的领导地位非但不予承认,而且必须把自己内部,不忠实于蒋总裁的动摇分子,清除出去,以确定蒋介石的绝对权威。

“换马”的警示

三月会议期间,有一个变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湖南站站长黄康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东北逃回来的夏松,这是为什么呢?说来话长。

1948年“国大”期间,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回到湖南当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不放心,暗嘱毛人凤对程加强监控,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保密局湖南站站长黄康永的头上。不久,湖南出现反战运动,趋势日渐走旺。毛人凤有意遏止,便命黄康永选择一个既激进又有影响的人物开刀,以儆效尤。黄康永列出名单,左挑右选,觉得省参议员陈云章比较对号,此人四处呼喊“要民主,要自由,反对内战”的口号,还大骂国民党背信弃义。为了确认选择无误,黄康永专门去请教张严佛(原名张毅夫)。张本是资深特工,现为绥署中将高参兼湖南党政军办公室的负责人,在特工系统的湖南派人士中很有威信。也不知什么原因,张严佛态度含糊,弄得黄康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致毛人凤的指令没有能迅速地得到执行。

这多少也是引起毛人凤对黄不信任的原因之一,表现在监控程潜的问题上,开始采取防范性的补充措施,即委托张严佛监督湖南站的工作,谁知,张严佛此时已追随程潜,秘密策划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借此机会将毛人凤交待的任务告诉了黄康永,随后又作了煽动性的试探,大意是形势转变,越来越于党国不利,识时务者,当断即断,不可犹豫,我们都是湖南人,应以乡梓为重,千万不可辜负3000万湖南同胞。黄康永当场心领神会,表示决不与颂公(程潜字颂云)作对。

黄康永起了异心,反过来开始蒙蔽毛人凤。当时,程潜的“叛”蒋活动正处于紧锣密鼓的阶段,他们有意让陈明仁(武汉警备司令)重新带兵返回湖南,支援起义,于是布了一个疑阵'。 ',让陈明仁先在湖北高唱反共调门,诱使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向毛人凤报告,以加深老蒋的印象。接着,再由黄康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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