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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余波
正当毛人凤为假撤退真潜伏疲于奔波的时候，蒋介石从广州飞到重庆。
不久，李宗仁追随而至，那个“变节”的保密局长徐志道也带着一班人马跟了过来。常言道：同行是冤家，更何况又代表两个不同的“司令部”？于是，“真假保密局”的文章又要接着往下做。好在蒋介石已从幕后跃居台前，当上了“非常委员会”主席，原先就很不硬气的徐志道，理该挂一出“负荆请罪”的戏目吧？毛人凤坐在嘉陵新村26号的房间里这样想。
这所房子原是军统大特务曾晴初的公馆，现租给西南特区当招待所，毛人凤借住这里，图个清静。眼下，想到了徐志道的“臣服”，倒指望有点热闹瞧瞧，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戏目”挂出，心里不免有点着急。说来也是对徐志道迷官的痴情估计不足。他抢着大印，舍不得松手，探探李代总统的态度，原意未改，并且口气硬扎地说：“怕什么！美国人支持我，我支持你！”究竟怎么个支持法，徐志道心里没底，李宗仁马上以行动说话。当时，保密局在西南有个外围组织——新社会建设事业协进会，秘书长叫严守三，过去在新桂系干特工，抗战时被戴笠抓起来，改换门庭，成了军统分子。这几天适逢母亲去世，正在大办丧事。徐志道很想通过严守三，把“协进会”抓到手里，以此作为立足西南、抗衡毛人凤的筹码，便以“徐记”保密局办公室主任的头衔为诱饵，央请李宗仁代为疏通。李代总统一口应允，并借严守三办丧事的当口，送了一面大祭幛。队伍出殡时，以这面祭幛开路，平添了好些风光。严守三很感激李宗仁，但不愿以领情搭送前程，因此，当李代总统说起徐志道那儿的公干时，严守三婉言拒绝了，声称：有重孝在身，不宜旁骛。李宗仁珍惜身份，自然不好再说什么。然而，回过头来，严守三却跑到毛人凤那儿，汇报了“收买”的经过。毛人风冷冷地哼一声说：“他（指徐志道）还有什么公事可办？等我们把云南警备司令部拿下来，你就去那里当办公室主任。”徐志道出师碰壁，知道重庆已无法立足了，整日里发愁，像个苦人儿一般。一天，老同事陈嘉福来找他帮忙，此人原是军统局汽车大队的一个分队长，戴笠死后，毛人凤批准他请长假，陈便用低价收购了中美合作所的一批旧车辆，成立中福汽车公司，跑运输发财，现在已弄到了几十部车子的规模。
这会儿，碰上当局有令，全部商用车一律征用，陈嘉福不想割舍，便来找徐志道帮忙。徐与毛人凤打擂，处处下风，办办这类事，还算有门。他找到宪兵司令，说明情况，同意让申福的全部车子为宪兵撤退所用，抵达成都后，悉数归还。这样，徐志道便混在中福的车队中，在宪兵的“保护”下离开重庆，奔了成都。
到了成都是否就安然无恙了呢？这是一段后话，索性提前道出，好让“真假”之争就此“结案”。
11月底，毛人凤随老蒋撤至成都，一对冤家，重新聚头。这一回，工于心计的毛人凤不打算等“客”上门了，而是甩出一个先逼后劝的招数，让徐志道“甘心”就范。他先让稽查处长周迅予四下里放风，说是要抓徐志道，逼其出逃。徐若顶不住，真准备外逃，事前必向“国防部”领取机票，到时候，毛人凤暗示航检所以“擅离职守”的罪名把徐扣下来。另一方面，又让廖宗泽出面，规劝徐志道审时度势，自己把大印交出来。廖宗泽受命去署袜北街中福公司办事处，在那里找到了徐志道。环顾四周，深为勉力坚持的惨象而感慨：堂堂一个“徐记”保密局，走的走，散的散，只剩下办公室副主任陈质平和业务处长黄逸公，一哼一哈，围着个“死神”，除了喘气吃饭，根本就无所公干。廖宗泽一边叹息，一边对徐亮了毛人凤的底，随后又说：
“我们老朋友了，还是怕你出事，这就把大印还给毛先生，不就没事了？”徐志道一脸无奈，却又故作矜持地言道：“我们再研究研究！”接着，便与陈、黄商量，试探地说：“毛先生不就是要这大印吗？我拿着也是祸事，不如交给他。你们以为如何？”说罢，装模作样地想了想，对黄逸公说：“不过，我可不能自己去交，还是麻烦黄处长吧，你和他有交情。”黄逸公知道这一年已把毛人凤得罪得到了家，巴不得有个“说清楚”的机会，打着哈哈说：“勉为其难吧！”黄逸公答得爽快，暗地里急煞了陈质平，他生怕失去“立功”的机会，便赶在黄逸公前面，跑到东门街见毛人凤，主动揭发了“徐记保密局”交印的打算，顺便也倾倒出许多身不由己的苦衷。毛人凤明白陈的来意，当场摆出宽宏大度的样子说：“这要解释什么？你们跟徐先生，都是我安排的嘛！徐先生对不起团体，跟你有什么关系？”说着挠头作感叹状：
“唉呀，你也来得太晚了，给你安排个什么工作呢？”想了想又说：“我们最后的基地在西康和云南，云南那里安排不下了，你去西康吧，还有一个副站长的缺，委屈你了。”陈质平是戴笠时期的老军统分子，常驻国外，以他的资格，给谈荣章（西康站站长）当副手，确实有点委屈，但以追随徐志道的劣迹论处，毛人凤不记前隙，能够给他一条出路，陈感激不尽，哪里还敢论资排辈！
陈质平走后，毛人凤吩咐秘书任鸿传说：“待会儿黄逸公来送印信，你接待一下，给他一个潜伏组长当当。”任鸿传觉得奇怪。黄逸公原是中共叛徒，又当过局部副处长，基本不符合潜伏条件，怎么还让他当潜伏组长？毛人凤哂然一笑道：“他是善变专家，过去叛变共产党。后来又出卖我，现在又变了，这种人我还带他去台湾？不过，他既然送印来，总算一功，给他个官做，配部老式电台，再配个发报员，发点黄金给他，叫他去西昌潜伏，能潜伏下来与我们通电报当然好，否则，对他也不抱什么希望。”其实，毛人凤对黄逸公的安排，不算是个特殊，平时，布置潜伏人员，他就主张把中共方面变节过来的人都留下。在他看来，过去国民党强盛时，个别中共人员叛变，除了要保住性命外，同时也为了升官发财，所以肯真心实意地卖力干。这两年情况不同了，共产党强大起来，这些人叛变，仅是怕死，并非肯诚意地跟着国民党干到底，所以对叛徒只有尽可能地利用。今年以来，“毛记”保密局从南京撤到上海，从上海撤到广州，再撤到重庆，叛徒们也跟着跑，到近几个月，重庆麇集了不少这类人物，他们怕共产党跟自己算帐，都奢望“撤退”到台湾去。毛人凤板下脸来下令，全部去于“潜伏”！
局内人不解，说是有“污点”的同志不宜潜伏。毛人凤说，这些人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再说，台湾地方小，去了只会增加负担，留下来却有许多好处。其一，过去国民党抓到这些人，不但没有杀掉，而且给他们官做。共产党再抓到他们，一定要算这笔帐，很可能要杀他们，我们就可大肆宣传，我们不杀的人，被共产党杀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的反感。其二，丢下这些人，可以给共产党增添不少麻烦，同时也必然涉及到他们的不少亲友。这样，至少要花大量的人力去摸清他们的情况，而我们留下来的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厄运。其三，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就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作了隐瞒，那时，我们再派人找他们联系，如果不敢干的话，便可以威胁他们，宁可同归于尽。其四，这些人在替我们工作时，生活待遇都不错，以后在共产党内不但要受到轻视，生活也过得不好，相形之下，他们还会留恋我们。据沈醉所言，毛人凤的这些理论和做法，深得蒋介石的嘉许。因此，黄逸公也难出例外。
第二天，黄逸公果然捧着大印来了。千方百计地跟毛人凤套旧情，还喋喋不休地说了一通不堪入耳的表功话。毛人凤耐心很好，笑咪咪地听完，像没事似地说：“好，好，我去开个会，工作问题，叫任秘书跟你研究一下。”黄逸公连连点头称是，可一听完任秘书的分派，只好歪咧着嘴苦笑，乖乖地当上了西昌地区特别工作组的少将情报组长。至于徐志道，交了大印，毛人凤不再与他为难，让出一条生路，由他去了香港。
“九·九整肃”
后话说完，再回到8月末，老蒋在执行大西南计划的问题上，与胡宗南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对此，毛人凤不能公开表示异议，内心里却是倾向胡宗南、宋希濂的。于是，从旁紧打边鼓，在证明地方实力派不可靠的问题上，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力图影响老蒋改变主意。
毛人凤的工作卓有成效，一大摞不利于卢汉的材料（包括庇护杨杰）堆在老蒋的面前，毛人凤列数要点后认定：云南的问题不是卢汉一个人，而是一大批包围卢汉的人，要么于掉卢汉，由李弥代之（W//RS//HU）；要么把卢汉身边的人除去，迫使卢汉跟党国干到底，接着，毛人凤以坚定的口吻说了一句极富煽惑力的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绝不能让云南成为第二个湖南！”①蒋经国当时在场，听了毛人凤的汇报，也主张防患于未然。蒋介石沉思了片刻，决定来个折衷，既用张群的怀柔之本，又用毛人凤的威逼之术，随后密令李弥、余程万、刘伯龙做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同时又通知卢汉速来重庆见“驾”。
卢汉收到蒋介石的召见令，紧张得寝食难安，去重庆吧？生怕有去无回；不去吧？招架不住“国军”的来势汹汹。听手下人汇报，驻于昆明的二十六军余程万部已进入临战状态，连炮衣也御去了，炮口直指五华山（云南省政府办公处）。9月5日，蒋经国飞抵昆明，说是父亲特派自己来请卢主席。
接着，张群又拍来电报，卢汉无奈，硬着头皮登上了飞机。
①是指湖南程潜用蒙蔽“中央”的手法，诱使蒋介石，白崇禧上当，将陈明仁部从湖北调到湖南，最后一起宣布起义。
9月6日，卢汉抵达重庆，蒋介石马上召见，经过一番“磋商”，双方达成协议。卢汉同意在昆明进行“整肃”，并由保密局派员“帮助”，以确保后方①的稳定。蒋介石同意让卢汉把地方团队扩编成两个军，番号为第七十四军、第九十三军，辖6个师共18个团。但按正规系列，军队里必须有调查组、参谋处二科的建置，归保密局控制。这是老蒋操纵部队的手段之一，卢汉无法反对。
①蒋介石的大西南计划是背靠云贵，固守四川，故云南成了“大西南”的后方。
9月9日，卢汉回到昆明，随机而来的还有毛人凤派出的执行人员，由徐远举带队。当天下午，全市性的大逮捕开始启动，先由卢汉用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发出解散省参议会、查封昆明报刊的布告。布告称，参议员半年以来的发言和决议，不但不遵守规程，而且越出常规；多数报刊，投机取巧，推波助澜，为共产党张目，扰乱社会人心。布告又称，许多报刊制造云南要解放的谣言，如果不是自己飞抵重庆解释，舍身救乡，昆明将先成灰烬，全省亦必遭兵祸浩劫。
布告发出后，省政府总务处的一个科长带领省府大队一排士兵，立即跑到莲湖公园省参议会，把正在开会的参议员撵走，查抄了所有的档案文件印信，关闭大门，贴上省政府的封条。卢汉又亲自下令逮捕副参议长杨青田，参议员马伯安、马跃、金汉鼎、李祥杰等20多人，由徐远举、沈醉负责执行。
为此，徐、沈约集昆明市警察局、宪兵团、警局刑警大队等单位的负责人开会，称：“卢汉已接受蒋总裁的命令，同意在昆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肃’，务必请大家认真执行。”傍晚，史称“九·九整肃”大搜捕开始。经商定：由宪兵、警察配合刑警大队特务分组分头执行，每组以宪兵、警察数人及刑警大队特务一名合成，除逮捕卢汉手令中指定的20多个参议员外，还有三项任务：一是查封《正义》、《观察》、《大观楼》、《复兴》、《现代》、《朝报月刊》等报馆，逮捕报馆员工；二是查封各报所设的广播电台；三是搜查云南大学、师范学院、南菁中学、五华中学等院校，逮捕进步师生员工。
晚10时，全城宣布戒严，由昆明警备司令部率领保安团担任全城警戒，所有的交通工具停止运行，马路上架起了铁丝网，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大规模的搜捕一直进行到天亮，共有300多人被捕，警察局看守所的全部牢房都挤满了“犯人”。天亮以后，余波未尽，小规模的搜捕还在陆陆续续地进行。
徐远举亲自出马，率领大批宪兵、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