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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用保密局发放的经费，替施家父子开了一爿“振妃瓷器店”，自己以“跑街”名义厕身其间，白天搜集情报，晚上通过电台发往保密局本部。“一·二五”轰炸中有关目标方位的情报就是罗一手提供的。后来，罗炳乾的电台被我公安人员破获，自此，国民党飞机便瞎了眼，空袭的盲目性骤然上升。
1950年上半年还发生了两桩轰动性的破坏事件。一桩是“泽生”号被炸；另一桩是“留港飞机”被炸，幕后策划者都是毛人凤。
当时，大陆正处于医治战争创伤的时期，物资相当匮乏，不少东西需经香港进口，尤其是棉花。为此政府实行了外棉进口免税政策。1950年1月9日，英国政府表示愿意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为资本主义大国改弦易辙的首例，蒋介石无法坐视，希望毛人凤使出一点手段来。毛人凤立即找潘其武、叶翔之商量，准备在香港至大陆的航线上制造一次轰动性的破坏事件，既给共产党、也给英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任务具体由叶翔之出面布置，由杜长城和他的技术总队负责执行。先是派特工混入香港，侦知有一艘在英国注册的巨轮“泽生”号即将满载货物驶往大陆。接着杜长城去码头踏勘，了解船体的结构、启航的时间等等。随后通过保密局驻港机构的配合，把定时炸弹混在货物中运进货舱。翌日中午，“泽生”号按时起航，几小时后爆炸沉没。消息一经证实，毛人凤大赞此为“反共救国”壮举。
留港飞机被炸的过程稍稍复杂一些。1949年初，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奉国民党政府令，陆续迁离上海，“中航”一分为二，总公司迁台南，机航基地迁香港；“央航”则迁往广州。
到了5月份，“央航”也迁到香港九龙。当时，“中航”在香港的飞机有70多架，“央航”有40多架，总体规模在亚洲地区屈指可数。1949年10月，保密局获悉：两航（指“中航”“央航”）长官有意追随李宗仁，打算把这批飞机和资材弄到广西去。为此，老蒋急召“中航”与“央航”的总经理来台北，当面询问。结果“中航”的刘敬宜来了，“央航”的陈卓林称病未到。
刘对老蒋发誓说，绝无此意，请总裁放心。到了11月，保密局又得到两航不稳的情报，蒋介石再次电召刘敬宜、陈卓林，结果两人都没去，老蒋顿觉不妙。原来，刘、陈并没打算去广西，而是悄悄地与新中国派往香港的代表接上了关系。
1949年11月9日，“中航”、“央航”同时宣布起义，并驾领一批飞机飞往北京，降落于西苑机场。11月12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起义人员。盛赞这一正义行动的意义与巨大影响，抵得上200万军队，并且大大地缩短了全国解放的进程。毛泽东主席也给两航全体起义人员写了贺信。
蒋介石闻讯大惊，急派“交通部长”端木杰前往香港处理此事。接着，“外交部长”叶公超也赶到香港，宣布免去刘敬宜、陈卓林的职务，另外任命沈德燮为“中航”总经理，戴安国为“央航”总经理。随后，沈、戴两人马上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要求冻结两航在香港的资产（两航当时在启德机场泊有70架飞机，另外还有新建的发电厂、仓库以及各种机航器材）。作为针锋相对的回应，两航起义人员迅速成立了“非常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对在港飞机和器材实行全权管理。
1950年1月，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沈德燮、戴安国的“当然地位”未立已废，于是台湾方面又改变手法，串通陈纳德，以两航早将这批飞机和资材卖给陈纳德的美国民用运输航空公司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要求获取两航的留港飞机和一应资产。2月23日，法庭宣判美方败诉，同时宣布解除“临时禁制令”。3月上旬，新中国民航局特地抽调一部分飞行人员来香港，准备将飞机逐批开往内地，这下台湾方面发了猴急，毛人凤正式向保密局驻香港机构下达命令，立即实施爆破计划，不得延误。4月2日，停泊在启德机场上7架属于两航的飞机被炸毁。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谴责这一罪恶的破坏行径。与此同时，两航通知港九进步工会组成200人的纠察队进驻机场，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这才扼止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刺杀中共领导人
1949年10月，毛人凤应蒋介石的紧急召唤，曾从昆明飞赴台湾，接受了老头子亲自布置的五项任务，其中有一项是“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刺杀”，当时，由于西南省份的工作繁重，以及种种节外生枝的不测事件发生，牵扯了毛人凤的主要精力，这项任务便被放在缓一步的位置上加以考虑。眼下配合老蒋“显示力量”的工作要求和开展“敌后斗争”的需要，刺杀中共领导人的行动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1。谋刺毛泽东
在毛人凤的刺杀名单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位居榜首。为此，毛人凤不知作过多少努力，付出过多少代价，事后想来仍为不知尽头的失败记录而寒心。就拿最近的一次来说，行动专家崔铎的失手，再一次证明了任务的艰巨性。
崔铎是“赛狸猫”段云鹏的徒弟，武艺高强，人送绰号“赛金豹”。这家伙轻功不及师傅，但为人凶残，以狠辣著称，双手都能使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1949年6月，毛人凤收到一份来自北平的密码电报，告知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最新行踪，预计会参加7月1日在先农坛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集会。毛人凤闻讯大喜，马上着手筹划布置，决定派保密局的高级杀手崔铎前去执行。
崔铎奉命进入北平，前脚刚到，中共中央的保卫部门就已有察觉，说来也叫打开窗户吹喇叭——名（鸣）声在外，北平一解放，中共中央保卫部便对段云鹏、崔铎等“老牌特工”的行踪予以密切的注意，首先查清了他们在北平城郊的社会关系，计有一百多处，然后，逐个布控，严加监视，因此，崔铎一进北平，等于落入了一张事先张开的网。不久，公安部的特情人员通过调查，证实崔铎住在前门外大街69号，遂决定立即将其逮捕。
前门外大街69号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一座四合院，门楼紧闭，崔铎住在北房，东西两屋空着，院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负责执行任务的公安部一局一处侦察科长曹纯之是个老手，先指挥侦察员登上西屋、北屋，占据火力控制点，同时关照侦察员李玉核带两块石头上去。当时除了李本人谁也摸不清石头有啥用场。接着，曹纯之步入门楼，朝北房扔了一块瓦碴，故意弄出声响，好引“赛金豹”出洞。
崔铎此时正在屋内闭目养神，忽听门外有动静，顿时警觉起来，但没有贸然出步，而是稍停片刻，用竹竿挑开窗帘角，通过屋内的镜子观察院里的情况。曹纯之一见，心想果然名不虚传，便拿起喇叭筒朝房里喊话：“崔铎，你听着，我是公安局一处侦察队长，我的任务是来抓你崔铎的，我知道你枪法很准，百发百中，但告诉你，我也是弹无虚发的神枪手，望你丢掉任何幻想，因为你周围已埋伏着几十个侦察员，你走不了啦！如果你开枪，我们就会把你当场击毙！”崔铎仍不露面，屋里跟没人一般。
曹纯之继续喊话：“你要主动投降，还可以争取宽大处理，共产党的政策一视同仁，你要投降，就把枪给我扔出来，不要啰嗦！”曹纯之话音刚落，只听“卟、卟”两声，一前一后扔出了两支盒子枪。侦察队外线组组长王庆义顺墙角滑下，准备上前捡枪，两脚一落地，崔铎便从屋里朝外开枪，由于射击角度限制，王没有被击中。这时曹纯之一使眼色，北房顶上的李玉核立即按照先前的吩咐往烟囱里丢下大石头，“咚、咚”两声巨响，犹如扔下了炸弹，惊得崔铎忙不迭地闪避。说时迟，那时快，几个侦察员破门拥入，死死扼住崔铎的双手，下了他的家伙，毛人凤寄予重望的一次刺杀行动，就此化为泡影。
未几，台湾保密局本部又收到0409万能台拍来的密码电报说，毛泽东将去莫斯科访问，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估计是乘火车去。毛人凤觉得这个情报十分重要，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珍惜机会，更渴求事件本身引发的国际效应，当场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先发制人。毛人凤回到保密局，召集潘其武、叶翔之、毛钟新连夜开会，制订计划，最后决定使用“东北地下技术纵队”，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一翼是破坏长春14号铁路，制造颠覆，并在现场进行暴动性截杀。如果此计不成，另一翼在哈尔滨车站埋设定时炸弹，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①。
从事这么大的冒险活动，要花什么样的代价呢？用毛人凤的话来说，就是“让杜长城把他在大陆的老本都交出来”。杜长城的老本，即“东北地下技术纵队”，这部分人有的随国民党正规部队起义，经过改编混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分散在社会上隐蔽起来，暗中归一个叫马冠山的控制。马冠山的名份是“东北地下技术纵队”司令，专门负责埋设地雷、定时炸弹之类的破坏勾当。
人员落实了，武器爆破器材怎么办？毛人凤又往老本上添注，决定动用海运方面的秘密交通线，先用货船将器材运到天津西港，让马冠山取出后弄回东北。同时，为了避免牵藤带瓜的损失，毛人凤还采用分开布置的方法，让两翼各行其是。他把颠覆铁路的一翼交给马冠山干；另一翼交给潜伏在解放军部队里的特工干（因为他们容易混进车站，安放炸弹），至于器材也是各归各的，第一翼通过海运，第二翼由台湾派员，带上电台，定时炸弹，直接往东北空投。
就在这时，0409万能台又拍来电报说，毛泽东的专列已从北京出发，估计两天后抵达满洲里。毛人凤扳着手指一算，决定把刺杀时机挪到毛泽东从苏联回来时进行。这样，两翼在时间行动上的配合协调便显得十分重要，为此，毛人凤启用了0409万能台，让它充任居间联络的角色。
①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乘火车经过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弹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0409是保密局全能潜伏员计兆祥的代号，北平解放后，他改名计旭，住北京南池子九道湾乙43号。由于叶的情报工作出色，以及在刺杀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保密局本部予以嘉奖，提升为中校，并发给奖金。奖金经过香港中转，寄到天津市黑龙江路中国银行，收款人为“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总公司汁采楠小姐”。计采楠是计兆祥的姐姐，为新侨贸易公司的股东，她每次取钱回来，再转交给弟弟计兆祥。
这一切看似诡密，其实百密仍有一疏。原来，计兆祥发出第一份有关毛泽东行踪的电报时，就已被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的反特监听台从空中截获，并准确地破译了密码。接着，中央军委办公厅向党中央汇报，文件一直送到毛主席的案头，主席当即批示：“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公安部第一副部长杨奇清受命破案，他把曹纯之找来，根据主席的访问日程倒轧帐，限曹2O天内完成任务，唯一的线索便是敌台署名：0409。
曹纯之接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他埋在沙发里苦思冥想，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直到眼睛辣得流泪时，终于找出了破案的线头——0409立了“功劳”，台湾不会不予嘉奖，有了奖金，一般要通过香港方面邮汇，对！就从查汇入手！曹纯之眼睛一亮，人从沙发里弹起，挟着一阵风冲向门外。
曹纯之查遍了北京所有办汇兑的银行，没找到疑点。接着往天津查汇，最后在黑龙江路中国银行计采楠的户头上，发现一笔2500元港币的汇款（还未取走），不几天，又寄来一笔，数目为1500元，恰巧与截获的密电中有关嘉奖的内容吻合。计采楠人在北京，汇款为什么要寄天津呢？曹纯之觉得享有蹊跷，便一边对计实施监控，一边又去公安部机要室翻阅被缴获的有关保密局特训班的档案，在最后一期特训班里发现了计兆祥的名字。计属稀有姓氏，容易启动联想，于是从计采楠到计旭，都纳入了曹纯之的侦察范围。计旭是不是计兆祥呢？曹纯之同预审机关联系，从在押人员中，“借”来两个北平末期特训班的学员，让他们帮助确认。
计旭每天上午9时骑自行车上东单市场买菜，曹纯之带着两个末期特训班学员候在途中，两人稍加辨别，立即指认：计旭就是计兆样！有了明确的目标，进一步查实0409台要容易得多。先由公安部电讯台出面，通过仪器测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