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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小蒋成长来庇护近臣。杜长城的死就是一个例子,老蒋为了维护小蒋的威信,根本不存在打狗看主人的顾全。毛人凤越想越觉得:老道亦有失手时。
不久,又发生一桩事,更加深化了毛人凤于这方面的体会。当时,蒋经国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人称“小国民党”的组织,这一计划遭到了陈诚的反对。他是“三青团”的创始人,结合过去的教训,以为国民党失败就失败在党团之争上,所以现在不宜再搞什么另外的“小国民党”了。但者蒋支持蒋经国,逼迫陈诚让步,并出席了“救国团”的成立典礼。
看来,亲美亲蒋是个分野,蒋与非蒋也是个分野,这两件事力透指尖(再加上以前的醒悟,详见第十九章),算是把毛人凤点化透了。好在小蒋也极明事理,知道毛人凤干蒋氏家族的重要意义,因此,在社长城一案中,丝毫没有牵动向影心,这个恩威并济的招术,落在毛人凤这里,三分是情面,七分是感激。
紧随“主流”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阳明山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75人,列席330余人,老蒋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政纲》、《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加强大陆地区对敌斗争工作案》、《对敌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等,老蒋继续当选为“总裁”,不同的是组织机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与中央评议委员会,于右任、吴稚晖、何应钦、阎锡山等一班元老,全部进“中央评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则人数大减,相比六全大会的阵容,尚不足十分之一二,①毛人凤荣幸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国民党七全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实质上是蒋经国两年来“改造党务”的结果,体现了吐故纳新的宗旨,也标志着国民党向蒋经国时代转变的初步完成。七全大会后,“改造委员会”被撤消,作为改选委员会的骨干唐纵,以中央委员的身份跻身于太子派行列。虽然高出毛人凤一头,但相比过去的起点(唐纵是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毛人凤什么也不是),毛人凤跨的步子更大。七全大会后,蒋氏父子还让毛人凤参加了所谓《加强大陆地区对敌斗争工作案》的起草,这又意味着毛人凤对“大陆工作”的独特地位,仍是郑介民的“大陆工作处”无法统揽的。
毛人凤坚实而又无法摇撼的卓越地位,激起了毛派分子的无比兴奋,就连有叛主之嫌的叶翔之也大生悔意,暗中托人传话,流露出了重归故里的乡恋情结。毛人凤大度、热情地表示欢迎,一来惜其有才;二来毛人凤需要有人在郑介民身边卧底。于是隔阂消去,叶翔之又成了毛人凤的股肱。
七全大会解决了新老交替的接班问题。随后,亲美势力又成为蒋氏父子必须扫清的障碍,第一个目标选择了台省主席吴国祯。
1952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的65岁寿辰,因为倡导“战时生活运动”,奉行节俭,老蒋携夫人跑到台北附近的一个别墅里“避寿”,临时打电话邀吴国祯夫妇前来吃饭,当天还留他俩过了夜。翌日,吴国祯因台北有约会,婉言谢绝宋美龄的再三挽留,告辞下山,突然发觉开车的司机不见了,派人找也没找到,只得从老蒋的车队里借一个驾驶员救急。说来也巧,那天吴国祯的夫人黄卓群闹肚子,开了几分钟,非要下车方便不可,司机便把车子停在一个老百姓的家门口,等到吴国祯夫妇方便完回来时,发现那位司机脸色惨白,一问,才知有人在汽车前边的两个车轮以及后边的一个车轮上动了手脚,如果不是车子停得早,开到前面的拐弯处,车轮必然滑出无疑,届时,吴氏夫妇,连同司机便会掉下深渊,跌得粉身碎骨,而看起来竟像是一次普普通通的“交通事故”。吴国祯当下醒悟,知道蒋氏父子向自己下毒手了。
1953年1月,美国政府易主,对台政策发生变化;2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明确表示支持老蒋;3月鉴于后台老板的变化,吴国祯自请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以及“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职务。
①六全大会时,中央执行委员有222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0名,到1947年9月实现党团合并时,由三青团中央干事转为中央执行委员的有蒋经国等58名,候补中央干事转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有24名。七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只有32名,候补委员16名,总数不足上一届的12%。
蒋经国为什么首选吴国祯开刀呢?说来话长,早在大陆时期两人就结有疙瘩。当年,小蒋到上海搞限制物价、金融管制和“打老虎”运动,吴国祯是上海市长,没有很好地支持小蒋。运动失败后,小蒋对吴有怨言。到台湾后,吴国祯仗着美国人的支持,占据台省主席的高位,客观上走到了与小蒋对立的前沿,两人经常发生矛盾。比如,小蒋总揽全台特工,搞“保密防谍”,搞“整肃”,大抓“共谍”、“共嫌”,弄得风声鹤唳。吴国祯时常以“民主政治”,强调“法制”为由加以阻挠。1950年的“王哲甫案件”就是一个例证。王哲甫是台湾火柴公司的经理,总公司原设在上海,董事长姓吴。上海解放前夕,总公司迁往台北,但吴董事长没有跟来,仍留在大陆,并制作了一部电影叫《民国四十年》,对蒋介石多有不恭之词。对此,蒋氏父子十分愤怒,命毛人风调查。调查中,毛发现王哲甫与吴的关系密切,便以通共罪把王抓了起来,交司法审判,拟准死刑。谁知,吴国祯知道后,出面阻扰,并以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名义下令放人。毛人凤不敢作主,请示蒋氏父子,最后迫于美国人的背景,作出妥协,把死刑改成了七年有期徒刑。但这口气小蒋一直梗在喉头,不吐不快。
到了1952年,台湾进行第二次县市长选举,蒋经国为操纵选举,赶在投票前抓人,其中有市县参议会的一些议员。吴国祯身为台省主席,挺身出面干涉,说话很不客气,很可能这就是促使蒋经国早下决心的主要因素。
在这个问题上,毛人凤表现出了鲜明的坚定性,毫不犹豫地站在小蒋一边,尽管对吴国祯的谋杀事件内幕没有详尽的披露,但由蒋经国指使,毛人凤的保密局动手似成公论。
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在板门店签字,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与此同时,又把台湾纳入自己的战略体系,正酝酿要搞一个所谓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春,台湾即将召开“国民大会”,美国政府换汤不换药,依然在控制台湾政权上作文章,示意老蒋多容纳一些亲美分子进入“政府”,其中包括允许“第三势力”归队参政。老蒋表面上答应,暗地里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久,“第三势力”的代表梁寒操,经陈诚批准,抵达台北,住在招持所里。第二天一早,发现衣服、书籍全被偷掉,十分狼狈。
这件事是蒋经国指使毛人凤干的,目的是给“第三势力”一个警告——回台湾来,莫要说性命,就连随身物品的安全也靠不住!
为此,“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跑到蒋介石面前大叫大嚷,一边骂“小人无耻”,一边催老蒋赶快批准让顾孟余、张君励等来台湾参政,蒋介石本来就积怨在胸,怎容得下王世杰如此嚣张,盛怒之际,把王世杰的秘书长职务撤了。
王世杰是岛内亲美势力的代表之一,但从历史渊源上看,又属于新政学系,跟张群一党。为此,张群、吴铁城等联袂去找老蒋说情,老蒋开始拒见,后来见了,非但不宽恕王世杰,反而指着吴铁城骂,国家的事都坏在你们这班人(指政学系)手里,一气之下还摔了一只茶杯,最后,几乎要把吴铁城赶出大门。吴铁城回家后,情绪激烈,无法入睡,多吃了几片安眠药,居然一命呜呼!
美国驻台大使见老蒋敢撤王世杰的职,马上呈文向华府报告,说这是小蒋干的好事,如果由他任性下去,岂非第二个“铁托”①?美国政府本想趁“国大”召开之机,进一步扩充台岛上的亲美势力,自然无法容忍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于是一边对老蒋施加压力,让他履行让“第三势力”归队参政的承诺,一边又怂恿呆在美国的吴国祯对蒋经国发动攻击。未几,吴便在美国发表电视演说,第一次公开了自己辞职的原因(指谋杀事件),并指斥台湾没有民主,是一党专政。台湾方面毫不示弱,由“立法院长”张道藩出面,列举吴国祯包庇贪污,营私舞弊,苟取巨额外汇(清查王世杰的罪过时,发现王批过一笔巨额外汇给吴国祯)等罪状13条。接着,隔海对骂升级,吴国祯索性发表《上总统书》直指蒋经国大名,说他是台湾政治进步的一大障碍,应该送到美国留学。同时又批抨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吴国祯一闹,影响很大,引起了美国朝野对蒋氏父子的反感。老蒋怒不可遏,厉斥吴国祯“在一个外国之庇护下空论及滥言民主与自由”。为此,还迁怒于宋美龄(因为吴当初以赴美讲学的名义要离开台湾,老蒋不答应,美国方面施加了压力,宋美龄同意放行),据说他把宋美龄叫到书房里,狠狠地煽了一记耳光,宋美龄又惊又气,回身便走,老蒋跟在后面追赶,追了几步,见卫兵站在门口,才愤然作罢。此后,宋美龄飞到美国一住就是半年。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吴国祯事件”。它暴露了台湾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暴露了美国与台湾当局的深刻矛盾。但这一次蒋介石没有退让,以总统令的形式,宣布免去吴国祯的一切职务。国民党中央随之作出开除吴国祯党籍的决定。同时,暗中还加快了扫除亲美排蒋势力的步伐,矛头直指孙立人。
在这个过程中,毛人凤紧随“主流”,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①铁托当年与斯大林闹翻,被美国政府认为是从共产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的“积极因素”给予支持,但铁托并非因此而听美国政府摆布。这里是指扶植台湾,而不能控制台湾的意思。
郑介民“削藩”
1954年3月下旬,“国民大会”在台湾召开,蒋介石当选为第二届“总统”,“副总统”是陈诚,“太子派”的俞鸿钧为“行政院长”,唐纵兼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7月,蒋介石下令组成“国防会议”,性质等同于“总统”的最高决策机构。“国防会议”主席由老蒋自任,秘书长是周至柔,实质性负责的是副秘书长蒋经国。“国防会议”下属的常任机构有“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局”的职能,翻版于原先的“总统府资料室”,按照老蒋的意愿,仍由蒋经国兼任局长。这时,恰值宋美龄从美国回来,极力反对小蒋当“国安局”局长,并且搬出“后台老板”,声称:美国人不赞成蒋经国总揽特工。那么,位归何主呢?宋美龄马上建议,让郑介民干,同时强调,这也是美国人的意思。接着,便有了下面的一幕。1954年10月某日,郑介民接到老蒋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到总统的士林官邸来。郑介民驱车前往,在官邪的客厅里,看见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在座,三人面色不悦,好像刚刚发生过争论。蒋介石见郑介民来到,用手一指沙发,要郑坐下。郑坐定后,宋美龄第一个发言:“总统要成立国家安全局,经国当局长,美国不同意,我认为还是你任局长好。”郑介民连忙站起来推辞:“我身体不好,请总统另选别人。”蒋介石说:“好,好,你任局长也好。”蒋经国板着脸,没有说话。郑介民告辞出来,宋美龄送到门口,对郑说:“你作局长辛苦,我介绍一人帮你的忙,他是军统老同志阮清源。”郑捣蒜般地点头称好。可是真到了人事安排的实质性阶段,蒋经国利用“国防会议”的权力,指定亲信陈大庆当“国安局”副局长,郑介民无从抵制,只好委屈阮清源,去“国安局”淡水训练班当了班主任。宋美龄很不高兴,结果弄得郑介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国家安全局成立之后,局址设在台北市圆山附近的剑潭,建制是一个办公厅、四个处以及人事、联络、预算、监察、资料、技术、研究、总务八个室,外加一个电讯总台。郑介民新官上任,开山的第一“斧”就是改制,即把保密局改名为国防部情报局;把内政部调查局改名为司法部调查局。同时还标定工作上的界限与分工:“司法部调查局”主内,专门从事台湾省的“保安防谍”业务,在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各重要城市设立“保防站”。
“国防部情报局”主外,专门负责大陆与海外工作。根据这个分工,原“保密局”在台湾岛内所有的秘密保防组织,都必须向“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