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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副手”落到了“僚属”的份上。再说，身为主任秘书，地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瓶颈”，既得不到主官的信任，又没有众秘书的通力配合，还有什么干头？于是，常以参谋部工作太忙为借口（郑此时还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不来军统上班。结果呢？正合戴笠心意，索性让毛人凤把秘书班子管起来。开始，戴笠怕招人闲话，先后调来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等出任书记长，可干得时间都很短。后来见反响不大，便取消了书记长的位置，让毛人凤以“代理主任秘书”的名义，事实上替代郑介民负起了“内当家”的责任。对此，有人点评“代理”二字，极称“用得好”。因为按照规定，主任秘书和副主任秘书的职务，均须经过军委会的任命，唯独以“代理”的方式，行其偏锋，才能无所阻遏地达到目的。由此想到毛人凤当年在湖北黄陂县秘书科公干时，曾有过挂“代理”牌牌的经历，顿觉相映成趣。究竟属偶然之巧合呢？还是命中有此一缘呢？
“内当家”与“新家法”
军统局在武汉呆的时间不长，便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时期的毛人凤有了些许“发福”的迹象，刚迈入不惑之年，体态由清癯转入丰实的佳境。
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人前人后有了头脸，即便在出语尖刻的“黄马褂”口里，“大毛秘书”的称谓也改成了“毛大秘书”。这一点，毛人凤心里有谱：名位是戴笠给的，业绩是自己干的，成效扶持着好运，半点松懈不得。
说来也是适逢良机：大本营落坐重庆，偏安西南，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队伍扩充，阵营迅速壮大，人马一下子增加到了千人以上，重庆观音岩下罗家湾诺大几幢房子都塞不下。俗话说，人多手杂，工作秩序跟着也混乱起来，严重地影响了效率。戴笠不满，趁“总理纪念周”的日子，扯开喉咙开骂，发誓要改变这种不良状况。于是，在重整秩序的口号下，毛人凤开始帮戴笠“理家”，树规矩、立章程，这也就是后来被特工们戏称为“新家法”
的内部管束制度。“新家法”顾名思义，突出一个“新”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文件处理的程序和要求。当时，军统局本部下设四处五室（1942年又扩大成八处、七室、一委员会），其中主管军事情报的第一处和主管政治斗争的第二处最为重要。毛人风力这两个处的工作运行方式制定了十分详密的新规定。就拿第二处来说，凡是由各区、站、办事处等军统外勤单位呈送上来的情报，一律先集中到收发股。收发股作过登记后，再根据情报性质，按党政、社会、国际、经济动态等类别进行区分，随收随发，再分送各主管科室的有关人员。这时候，卷宗上贴着由毛人凤设计的表格，分设拟办、批示、拟稿、缮写、校对、监印、封发、归档等项目，主办人员必须循此一一拟具处理意见，并写明每一过程的限定经办时间，再移交给对方。卷宗的颜色，有一定的讲究。白色的是一般件；黄色的是快件；红色的为速件；紫色的是极机密件。这些不同颜色的标示，都有经办时间的确定含义，如有延误，必加追究，乃至以军法制裁。这样一来，相关的办事人员，都得拿出十分顶真的工作态度才行，否则，情报的运转就会出现障碍。
当科长、处长的，责任更重，几乎天天都得加班加点，不把一大堆公文批示处理完毕，不敢歇息。然而，更为新妙的地方，还在于进一步地敛权。按照毛人凤的设计，情报运行的起点收发股与终点档案股，都由秘书室直接领导。
那些上档次的要件，如红色卷宗、紫色卷宗，基本上也由收发股直接送秘书室办理后，再转发有关处、科存案。于是，原先与各处、室平级的秘书室，无形中高出了一层，事实上成为提挈整个军统内部情报工作的“中枢”。
文件处理的规章制度出台后，首先遭到了一批老牌特工的非议，他们放纵惯了，不乐意束手束脚地受限制，动不动就要请示汇报，失去了“当机独断”的权力。为此大放厥词，说什么机关公开化后，反不如“秘密时代”有效率，最后闹得去了委员长侍从室的唐纵也跑来找毛人风交换意见。毛人民静静地听完，淡淡一笑道，让科员拟办公文，固然难免缺乏创造性的弊病，但总可以应付日常，绝对不会出差错。一番搪塞，丝毫不露改动的意思，因为这一套制度客观上有利于戴笠的统治，并且受到了戴笠的赞赏。
第二个方面是健全和完善待工系统的监察制度。早在特务处时期，戴笠就很欣赏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和西北“剿总”工作时不断向他汇报上司周伟龙和马志超等人动态的作法，并由此制定了用特工侦控特工的督察制度。制度规定：所有的外勤单位，部设专职人员，对一切活动予以监控。凡有违背规矩的，可随时过问传讯，并直接时机关本部督察室负责。为了体现这一规定的力度，凡担任外勤单位督察职务的人，一般都是老资格的特工，否则难以让人臣服。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即老牌特工们忠诚不够，弄不好就与老资格的监控对象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共同欺蒙戴笠。因此，制度行之数年，效果不显。到了特务处升格为军统局以后，机构扩大了几十倍，人马上升到一千多，落实督察制度困难更大，戴笠煞是苦恼，希望毛人风能寻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接着，毛人凤就发明了“秘密督察”的监察制度。
听谓“秘密督察”，可分为内外两种：对外的办法是安排一批江山籍的“子弟兵”，分插到各外勤单位，挂一个不显眼的职。平时，他们除了执行主管单位交代的工作外，都有暗中侦控本单位一切活动和一切人员的秘密任务，直接向“老板”负责。如果一个单位里有几个这样的角色，碰在一起交流情况时，都用江山话交谈，以免隔墙有耳。同时，为了保证这种“秘密督察”使命能有效贯彻，军统局最机要的译电部门，统统换上江山籍子弟。这样一来，军统局本部给所有外勤单位的指示，以及除重庆外各外勤单位给军统局本部的情报，基本上都从江山人手上过，一旦碰上有举报的内容，索性采用“江山型”的密码，以求万无一失地送到戴笠手里。为此，戴笠曾多次举办江山籍青年的译电训练班，用以充实译电岗位和提高“业务”能力。
对内的一套办法叫“周督察制度”，即在军统局本部机关内，以科室为单位，每个人轮流担任一周的秘密督察，以监视和举报本单位的“违法”行为，附带着也关照其他的部门，随时密报督察室。“秘密督察”的项目五花八门，小到迟到早退，大到失职泄密，“反动言行”等等。有一回，某传令兵趁守卫不备，从值班室里偷了一条裤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想不到未等失主报窃，已经有“义务秘密督察员”去总督察那里举报了。总之，“周督察制度”的要求是“明察秋毫”。如果当“义务秘密督察”的知情不报，或者有隐瞒要害、泄露秘密的行为，通常都要受到严厉制裁。军统内部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人突然被送到禁闭室，甚至去上“小学”、读“中学”①了，连他的主管上司都莫名其妙，弄不清他是被别人检举“违法”呢，还是没检举别人“违法”？一时里，内部气氛变得骤然紧张起来，人人自危，谁都怕被别人检举，又都不敢不检举别人。
①军统称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称白公馆为“中学”，称贵州息烽监狱为“大学”。上“小学”，读”中学”、“大学”，暗指去上述地方坐牢。
第三个方面是从“关心职员生活”着手，建立好的“家风”。如果说前两个方面是一明一暗，透着肃杀之气的硬手段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却是和风细雨、透着温馨气息的软招数。毛人凤觉得大凡治家之术，有威还须有恩，有硬还得有软，所谓软硬兼用、恩威并举。军统局成立以来，正值“国难”
深重时期，重庆的生活资料匮乏，物价昂贵，维持一个膨胀得过快的机构，单靠老蒋一年拨下的数百万元“特别费”，哪够开销。再加上“老板”习惯于大手大脚地花钱，“伙计”们就倒了大霉，经常连工资也发不下来。特工也是人，也要养家活口，逼得没有法子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去敲诈勒索的，明抢暗夺的，包娼窝赌的，栽赃奸骗的，乃至公然行劫的，一时里闹得怨声沸沸，声名狼藉。
其实，这些恶行由来已久，在“剿匪”时代，由于言论受到箝制，一般人吃了苦头，敢怒不敢言。眼下，已是“抗战”时期，言论趋于开放，受害者有了说话的地方。另外，特工人数的猛增，不良影响更趋扩大，招致一些政坛上的异己力量，借着碴儿抨击军统。戴笠多次在局本部大会上自嘲自骂地训话说：“外边不少的人在骂我们是土匪强盗，是杀人放火的胡子！这还不够丢脸吗？”于是，为了对外改善“社会形象”，对内讲究“和睦气氛”，毛人凤又亲自出马，整饬家风。首先从关心职工生活入手，比如局本部的伙食，尽量搞得丰富些；大小特工的家庭成员凡是可以就业的，尽可能予以安置，实在无法安置的，按时供应一份平价米。随后，他又从戴笠搞“缉私”、办“交检”弄来的油水中，抽出一部分充当本钱，在局本部办消费合作社、理发室、澡堂和小学校等福利性设施。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总务处，把素有干员之称的沈醉调来当处长。应该说，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特工们作恶的行径，而且还大大增强了军统内部的“家庭”气氛，使大伙儿体会到内外有别的特殊气氛，增强了对组织的亲和力。
与此同时，“门面”也要装潢一下，举凡军统局招待所、会客处等对外机构，在毛人凤的指使下，有意识地与局本部隔开，以示清静。然后供养花卉，装裱书画，粉饰得颇有诗情画意。无论什么人来访，卫兵和接待人员都得尽力摆出一副恭敬有礼的样子，好烟敬上，好茶侍奉，让对方暂且忘记这里就是令人畏惧的特工机构。有一次，戴笠前来视察，亲眼观看了来宾受礼遇的演习，咧开大嘴直乐，冲着毛人凤说，这样很好，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并不是一群无赖亡命之徒，而是知书达礼，有高度文化和道德水平的人。
当时，一些熟知“老板”秉性的圈内之士，听了无不暗自发笑，事后，指称这类“外交礼仪”是典型的“大毛风格”。
然而，不管怎么说，“新家法”实施以来，军统的状况是愈来愈令“老板”满意了。面上看，乱麻梳理成线，有条不紊，秩序和效率都改善了；往内里看，自己的家长权威也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和加强。戴笠心里不由地对毛人凤的“理家”才能深表赞赏。
此前，戴笠曾有顾虑，怕给外界造成他在军统局里用“江山帮”压“黄马褂”的不良印象，因此总督察室的主任一直不敢用江山籍人士担当，无形中留出了一个权力缺口。眼下，趁着“新家法”的口碑正盛，有了补缺的机会。办法是大力突出秘书室，使之在纠检工作中具有高于督察室的地位和作用。沈醉在当时写的日记里，就记载了戴笠的一段高论：“局本部的秘书室应和前清县差与地保去催粮一样，或采（用）府差锁大柱的办法”。这样一来，上至情报事务，下至油盐酱醋，毛人凤没有不管的。1939年，曾担任过军统局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因主持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没有成功，奉召回重庆，接受所谓的“精神处分”，他一来便发现军统局本部的实际负责人其实是毛人凤，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了到，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者是‘秘书’，可是什么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
对于毛人凤在军统的权力，抗战时曾任川康区副区长、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处长的徐远举也有一段写实的话，他说：“本来我与毛人凤的关系很微妙，也很平淡。我不是他的亲信，我是军统局‘黄埔系’科班出身，蒋介石曾亲自对我们说，我们是他的耳目，是他的灵魂。军统一成立我就参加了，进军统的时间很早。毛人凤是戴笠浙江江山县的小同乡，长期在军统局做领导工作，地位很重要。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成都工作，军统特务头子重庆稽查处处长何龙庆就曾秘密告诉我：‘注意一下局本部的人事关系’。意思是叫我靠近毛人凤”，活脱脱地描出了一副“内当家”的模样。
戴毛“蜜月”
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于公于私，戴毛之间的关系也日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