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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就是这样的人。
当然，能兼容并包，不一定能成就大事业。但是，真成大事业者，必然能兼容并包。
公元前238年，秦始皇刚刚上台，准备消灭关东六国，一统天下。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间谍到秦国去作客卿。
秦国有大臣们得知这些情况，劝秦始皇说：“各国来秦国的客人，多数是为了他们国家的利益来搞破坏的。请陛下发令，驱逐一切来客。”
于是，秦始皇下达了驱逐各国客人的命令，李斯等一大批客卿都被免除了职务。
就在各国客卿纷纷打行李卷准备回国之际，李斯向秦始皇上了一道著名的建议书《谏逐客书》。
他分析说：“从前，秦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人那里请来了由余，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请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友。秦穆公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二十个国家，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使国家强盛，打败了楚国和魏国，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秦惠王利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臣服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睢，削弱贵戚力量，加强王权，蚕食诸侯，确立了帝业。这四代先王都是任用客卿而对秦国作出了贡献。客卿有哪点对不起秦国呢？泰山不拒绝土壤，才能高大。河海不拒绝细小支流，才会深邃。虽不是秦国出产的物品，但有很多是宝贵的。有才能的人虽不是秦国人，但有很多愿忠于秦国。现在下逐客令，正是把武器借给敌人，把粮食送给大国。国内空虚，国外树怨，国家肯定危险。”
待人智谋第7章 因人任事的智谋（4）
秦始皇听从了李斯的意见，马上废除逐客令，将李斯等人官复原职。后来，在为秦统一各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中，尉缭是魏国人，李斯是楚国人，王翦、王贲、蒙武、蒙恬等能征善战的武将，以及顿弱、姚贾等外交人才，也都是外来人员。
身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身边应该有不同的人为自己效劳：有左右心腹可以商量事情，有耳目侦察消息通风报信，有爪牙坚决贯彻自己的命令。
没有心腹的人，就好比一个人在沙漠里里走路，没有人能指示方向；没有耳目的人，就好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没有爪牙的人，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更不能为达到某种个人目的进行钻营活动；
明智的人一定要选用学识渊博、足智多谋，能提出奇妙的智谋，见闻广博，多才多艺的人做自己的心腹，要选用机智聪明、谨慎保密、有很强的判断力的人做自己的耳目，还要选择勇敢行动力强，象熊虎一样勇猛，象猿猴一样敏捷，性格则烈如铁石，作战如楚地龙泉般锐利无比的人做自己的爪牙。
但也有人只有一些小聪明而没有大学问，只有小能耐而不能办大事，只看重小利益而不知大道理，这种人不能担当大任。
用人当扬长避短
每个人所具的才能都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长于此而短于彼，有的人又短于此而长于彼，很难一个人样样皆精。所以，把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是用人的上策。
相传在很久以前，弥陀佛和韦陀分别负责一个庙。
弥乐佛热情快乐，笑脸迎客，香客非常多，但他管不好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黑口黑脸，最后竟然香火断绝。
佛祖于是进行机构改革，把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由韦陀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在智者的眼里，没有一无是处的人，关键在于如何发现和使用。不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天下就没有可用之人。商汤和周武王虽是至圣明主，却不能和渔夫一样划船，泛游江湖；伊尹是贤相，却不能和战士一样纵马驰骋；孔子和墨子虽然都是博学的人，却不能象猎人那样钻山入林，猎杀虎豹。
战国时期孟尝君的门客鲁仲连讲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他说：“猿猴离开树木浮到水面，就不如鱼虾灵活；要说通过险阻，攀登危岩，良马就赶不上狐狸；鲁国曹沫高举三尺宝剑劫持齐桓公，全军将士都挡他不住，但假使曹沫扔掉宝剑拿起锄头干活，他则不如农夫。”
退一步讲，即使有全才，也很难在外貌、品质等其它方面尽如人意。
因此，用人重在知人善任四个字，不因其过而求全责备，勿因其短而弃其长。求全责备甚至忌才不用，或用非所学，用非所长，必然贬损人才的价值，导致人心思背，人才流失而最终失败。
待人智谋第7章 因人任事的智谋（5）
从前伊尹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背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
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阴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二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肯元，请让他来作大理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
诸葛亮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略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前秦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事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拢络人才。”
这是避人所短的艺术。如果让让韩信当谋士，让董仲舒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
黄石公说：“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用人也该懂得这个道理。善用人的长处，是因人成事的第一要务。一个聪明的领导人，就在于能够了解团队中的人各自的长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把自己的部下组织成一支样样皆精的队伍。那么，即使他并非技艺超群，而他的团队却是无敌的。
所以说，一位杰出领导人的高杆之处就在于“各因其能而用之”！
唐德宗时，韩愰曾任镇海节度使。在用人方面，随才器使，凡是他所接纳的人，都根据各自的才干器识，恰当地予以使用。
有一次，一个老朋友的儿子来投靠他，但此人实在看不出有何所长。
一天，韩愰让这个人参加宴会，他居然从始至终端坐在那儿，没有和与邻座谈一句话。照一般人的理解，这真是一个废物了。但韩愰看到这一点，事后就将他安置在军中，让他看守大门。
这个人每天一早进入值班的帷帐，就一直很严正地端坐到太阳落山，官兵都没有敢随便出入的，任内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待人智谋第7章 因人任事的智谋（6）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是我们平时常常听到的两句话，唐太宗在论用人时，也曾说过“君子用人如器”的名言。许多人经常抱怨没有人才，其实是缺乏一双识别他人长处的眼睛。用人如果能像韩愰这样，天下就不会有被弃置的人才了。
人才自身有长短，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用得其所。
性格刚正、志向高远的人，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处理琐碎小事的粗鲁和大意；
正直激进的人，不会灵活处事，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正直公平，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
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弘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
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但是如果以清静元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因此，一个团队只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各自所长，避开各自所短，就一定能形成一支样样皆精的强大无敌的队伍。
用人须审时度势
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才能都会有长短不同。比如北方人骑马，南方人乘船，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定要他们，换过交通工具到远方去，就会显得很荒谬了。
天下的药没有毒过砒霜的，但是高杆的医生却把它放到药柜里，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
所以，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
有这样一个故事，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后来辗转来到陶地，自称朱公，人们都称他为陶朱公。
陶朱公成了大富翁。后来他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想用金钱赎回二儿子的性命，于是决定派小儿子带着许多钱财去楚国解救二哥。
长子听说后，坚决要求父亲派他去，他说：“我是长子，现在二弟有难，父亲不派我去反而派弟弟去，这不是说明我不孝顺吗？”并声称要自杀。陶朱公的老婆也说：“现在你派小儿子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老二，却先丧了长子，可如何是好？”
陶朱公不得已就派长子去办这件事，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以前的好友庄生，交代说：“你一到之后，就把钱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么处理此事。”
长子到楚国后，发现庄生家徒四壁，院内杂草丛生，按照父亲的嘱咐，他把钱和信交给了庄生。庄生说：“你可以赶快离开了，即使你弟弟出来了，也不要问其中的原委。”
待人智谋第7章 因人任事的智谋（7）
但长子告别后并未回家，而是避开庄生去贿赂其它权贵。庄生虽然穷困，但却非常廉直，楚国上下都很尊敬他。陶朱公的贿赂，他并不想接受，只准备在事成之后再还给他，所以那些钱财他丝毫未动。陶朱公长子不知原委，以为庄生无足轻重。
庄生向楚王进谏，说某某星宿相犯，这时楚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灾。楚王听了庄生的建议，命人封存府库，实行大赦。朱公长子听说马上要大赦，弟弟一定会出狱，而给庄生的金银就浪费了，于是又去见庄生，向庄生告辞。庄生开始很惊讶，但很快明白了朱公长子的意思，于是就把钱财还给了他。朱公长子暗自庆幸。
庄生觉得被一个小孩子欺骗，很是恼怒，又进宫见楚王说：“我以前说过星宿相犯之事，大王准备修德回报。现在我听说富翁陶朱公的儿子在楚杀人被囚，他家里拿了很多钱财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并不是为体恤社稷而大赦，而是由于陶朱公儿子的缘故才大赦啊。”
楚王于是下令先将陶朱公的次子明正典刑，然后再实行大赦。陶朱公的长子只好取了弟弟的尸骨回家。
长子回家后，陶朱公苦笑说：“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害死他弟弟的！他并非不爱弟弟，只是因为他年少时就与我一起谋生，所以吝惜钱财，而选儿子一出生就看见我十分富有，所以轻视钱财，挥金如土。以前我要派小儿子去办这件事，就是因为他舍得花钱啊。”
由此可见，用人是否得当直接关系着做事的成败，晋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与此相对比，赵王用了书呆子赵括，结果被秦将白起坑卒四十万。诸葛亮用了教条主义马谡而失了街亭，逼得自己不得不唱空城计。
一般来说，在和平时期，要任用品德高尚的人；战乱发生的时候，要重赏能攻善战的人。而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以一个标准来衡量人才。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