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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何开荫无可奈何地对宋亚平说，“设在财政部的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缺乏了解，竟把这场改革简单化为‘费改税’，尽管这种‘费改税’在减负和改善干群关系，在安定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却也造成了一些新的困难，使得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难以顺利地深入下去，甚至在一些先行改革试点的地方，农民的负担又出现了反弹。究其原因，很简单，因为财政部只是一个具体的职能部门，它不可能代替其他的部门制订政策。因此把‘费改税’视作中国农村第三次重大的改革，那是误会，重大改革的标志是把农村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为此我们曾大声疾呼，不断提出改善眼下‘费改税’方案的建议，但是我们的声音毕竟太微弱了，感到了力不从心。 ”
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现在，何开荫面对来自湖北省的“改革书记”，谈起农村改革的事，他差不多就把几个月才能说的这么多话，一下全说了。他说：“税费改革其实是有着丰富内涵的。它上连着农村户籍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和粮食购销政策的改革，尤其是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下连着农村基层财税体制、财务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科技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最重要的乡镇村级机构的改革。总之，农村税费改革是一场十分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如此重大的一场改革，必须由总理和分管副总理亲自领导，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把改革办公室设在国务院的一个综合部门，从各相关的部委抽调出熟悉业务并懂得政策的精兵强将从事这项工作。首先，由财政部修改和完善税改方案，使之能带动其它改革，然后，由粮食部门制订新的粮食购销政策并进行体制改革；由教育部修订义务教育法并由各省制定实施细则；由公安部制定农村户籍制度的改革方案；由人事部制定乡镇机构改革的方案；由农业部制定农村科技体制改革的方案；由民政部制定村级机构和农民社会保障方案；由卫生部计生部门制定农村公共卫生以及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方案；环保与国土资源部结合农业部制定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方案，并创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带领农民搞好农业结构调整。所有这些方案汇总到，综合改革办公室，进行协调和修订，最后形成相互配套的综合改革方案，以实现整体推进。这样才能夺取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彻底胜利，促进农业的大发展！”
这么一说，倒引起了宋亚平的共鸣。因为宋亚平过去就在基层工作多年，对“三农”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在这些方面，他也是早有研究的。
于是二人就如何有效地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农村进步以及农民富裕的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人都认为，对中国今天的农业首先应该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免除一切面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及其附加。县乡两级由此导致的减收，可以通过减事减人减支的办法解决。这样，中央和省里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的财政转移支付，就能够完全用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农村的卫生事业。
两人都还认为，在对中国农业实施“休养生息”政策的同时，可以推行“无为而治”的方略。
将目前的五级政府逐步恢复为三级政府，并乡建镇，将现在的乡镇政府改为镇公所，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如果当前条件不具备，可以先行大规模精简乡镇机构，采取党政干部交叉任职的办法，将“四大家”合为一家，坚决压缩乡镇领导干部的职数和人员的编制，分流冗员。至于乡镇的“七站八所”，除公安派出所和垂直管理的之外，一律改制为中介服务机构或专业经济组织，改制后的“七站八所”只能紧密围绕农村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发展要求，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有效服务，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单位。村委会原则上不再赋予行政管理的职能，逐步扩大村委会的民主权利和进一步规范村委会的自治行为。与此同时，支持和帮助广大农民成立有着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内涵的各级农会组织，农会组织在性质上应当同城市中的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一样，在党的领导下，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并发挥出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取消粮食的国家定购，坚决放开粮食的收购价格、放开粮食的购销市场；把土地还给农民，允许农民对自己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有序地流转；鼓励和支持农民向城市迁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就业和发展机会面前地位的平等。这些，都十分重要。
同样还要积极探索由国家、集体、农民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养老制度；结合农村扶贫政策和其他民政补贴政策，试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些，也都必须着手去做。
还要逐步加大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还要改革农村的金融管理体制，放开搞活农村金融……
何开荫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有过多次农村税赋改革，唐有‘两税法’，明有‘一条鞭法’，清有‘摊丁人亩’的变法措施，那些重大的改革，都是针对当时收费名目繁多、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农民不堪重负而进行的；改革的内容也基本上都是改费为税，化繁为简，官收官解。那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大都是可以做到‘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最后又都无一例外地因为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并为以后的加税增费垫高了门槛，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曾精辟地将其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人称其为著名的‘黄宗羲定律’。”
何开荫说：“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与过去毕竟不同了，我们多么希望，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共产党人，能够跳出这个历史的定律。”
宋亚平回到湖北省咸宁市后，不久，就将他和何开荫商讨的意见梳理出十二条建议，上书省委书记；何开荫随后也写出十分详细的改革方案，再次直言进谏中央。
并非尾声 大幕正在拉开
就在我们完成这部作品第二稿不久，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二OO二年十一月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亿万人民的期盼中召开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
会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代表们热议的话题。人们开始把关注的目光，一齐投向了中国的农村。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农村；“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瓶颈”！
接下来，二OO三年一月六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在京召开了。从形式上看，它是一次“例会”，因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年年都开，可是这次“例会”确实又是非同凡响的，它进一步强调要形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完善体系，而不再是原来的“零打碎敲”，这一点被认为是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解决农村问题的“重大新思路”，其锋芒所指显然是城乡的“二元结构”；会议提出了新要求，这就是；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指出：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胡锦涛在会上就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了重要讲话；温家宝也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了部署；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
理性的思维和求实的精神，正在主导中国改革的未来！
这是中国九亿农民最大的福音！
接着，国务院办公厅就以二OO三年一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这是新一届党中央值此新春到来之际，送给中国农民的又一份厚礼，九亿农民企盼多年的“公平对待”终于在中央的文件中得到了承诺。文件中的许多规定，其根本所指，就是给农民恢复“国民待遇”。
凡是熟悉中国农村改革的人，都不会忘记曾经有过的“五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党中央连续五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这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极大地调动了当时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得中国的农村工作赢得重大突破。此次“一号文件”的重现，让人真真切切掂出了新一届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切之情。
二OO三年三月，世人瞩目的？两会”在京召开，可以说，“三农”问题再次成为这次“两会”最为引人关注的话题。就在这次会议上，原来只属于学术语言的“黄宗羲定律”，经过新任总理温家宝的转述，走出了书斋，广为人知。“共产党人一定能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温总理的这句话显示出了新一届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勇气和决心。
二OO三年四月三日，温家宝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的第十六天，新的一届中央政府就召开了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行动之快，节奏之快，说干就干，同样让人想到，他在就职当天答记者问时的一段表白：“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他在这个电视电话会议上庄重地宣布：“中央决定，今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推开。这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
这确实又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项重大决策。可以认为，这一决策是连续两届政府所关注的改革走向纵深的一个里程碑。
当然，从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中不难看出，改革的深入并不仅仅体现在试点地域扩大到了全国，更在于此次透露出的一些新的信息。一个最直接的政策变化，就是农业特产税将被全面取消！
新任财政部长金人庆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城市要反哺农村，工业要反哺农业。解决“三农”问题是本届政府主要施政目标之一。尽管我国还不很富裕，农村要全部享受公共财政也一时还做不到，但我们要坚定不移向前走，从现在开始就逐步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为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着更加有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方向调整，中央已经确定，今后文、卫、教方面的支出增量要重点投向农业！
仅仅过去一个多月，六月一日，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又从八皖大地上传出：安徽省在全国继税费改革后再次率先推行粮食体制的改革试点，全面放开粮食的收购价格，全面放开粮食的购销市场；同时，全面地调整粮食的补贴方式，将原来通过国家粮食系统的间接补贴，改为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直接补贴到农民的手里。
这种以粮食补贴方式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可以说是对我国农业政策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又过了一个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就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思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时刻牢记“人民利益无小事”。紧接着，八月三十日，新一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便通过了《行政许可法》。这是一个开创性的立法。过去，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审批项目的设置就不知有多少，多一项许可就多一次收费，收费不公开，不透明，老百姓不知情。有了这部重要的新法，不仅可以从源头上解决权力运作过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对进一步解决农村中的“三乱”也有了法律制度上的保证。
这一系列重大的举措，无疑是对原有改革“硬伤”的一种“修复”。也许，“修复”没有“突进”来得那么耀眼和激动人心，不是大刀阔斧，更不是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强力推进，但是它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了民智，而且珍惜民力，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看到了，新政府求真务实的政策图景正在渐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