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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人作家老舍-关纪新-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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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恐怕谁也做不到,从少年时代起,就从属于多重文化角度。在老舍踏上人生漫漫行程的开始阶段,他的早期文化归位,带着清晰的满族文化属性,这是从大量事实出发所引出的判断。这个判断,也是说得清和讲得通的。 
  老舍在文学创作上面的又一个鲜明特征,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的艺术风格。他一生的代表作,悲剧居多,可这些悲剧又往往以独创的幽默特色著称。用幽默笔法写悲剧,是老舍独树一帜的写作专长。老舍的这一风格,也源起于满民族的历史悲剧以及北京旗族的精神气质。清末,生活在“笼子”里的旗人们,痛苦郁闷,为了稍获解脱,在压抑的社会阴影里,他们总是以彼此戏谑调侃来应付惨淡的人生;到了民国初年,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下滑了一大截,本已就有着沧桑感、幽默感和艺术感的下层满人们,更是得在插科打诨间,讨得暂时而且可怜的心理快慰。久而久之,京城旗人普遍养成了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天性。老舍就是在这种融会着复杂生活情调的现实中泡大的,也被浓重地染上了倾向幽默的思维习性,他往往冷眼旁观地去发现各色人等的可笑之处——“痒痒肉儿”,“一半恨一半笑地看世界”。这种幽默习性,从一开始,就自然地被注入他的创作活动中(例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早期小说中的幽默就明显带有下意识表达的迹象),后来这条路越走越宽,达到了悲剧主题的严肃性与艺术风格的幽默感的水乳整合(例如《离婚》、《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都在这方面极可称道)。可以说,老舍式的幽默艺术格调,正是出于作家对京城满族精神文化习性的汲取、包容和提升。 
  多才多艺,是老舍同时代许多满人的一大特点。老舍也不例外。生前身后,他得到过诸多的称谓:小说家、戏剧家、曲艺家、散文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诗人、书法家、书画鉴赏家……真是个“拳打脚踢”的多面手。早年,他参与了把古典名著《金瓶梅》翻译成英文的工作;晚年,他又把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作品《苹果车》译成中文。各种才艺融会贯通的老舍,抗战八年间,担任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繁重会务,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写出了三部长篇、六七个短篇、一部长诗、八本话剧、四五出戏曲,以及没法估算的杂文、鼓词、数来宝等形式的作品,简直令人为之目眩。 
  在中国现代文学大家里面,也许再没有人比老舍更热衷于俗文艺及民间曲艺了。抗战期间,他深入民间艺人,如饥似渴地钻研相声、大鼓、快板、扬琴等曲艺形式,不但给艺人们提供了许多新段子,还曾经亲自粉墨登场和民间艺人同台献艺。20世纪50年代初,他为了让旧的相声艺术获得新生,把写相声新作当成本份事,做了大量让人们铭记不忘的工作。由他倡导,北京出现了一个以各种曲艺曲牌来设计唱腔的新剧种——曲剧,他还为这个剧中写了第一出大戏《柳树井》。最叫人们玩味不尽的,是他时常在小说和话剧创作中巧妙地融入曲艺艺术成分,从《鼓书艺人》、《方珍珠》、《龙须沟》,直到《茶馆》,都让曲艺艺术在中间放射出迷人的魅力。 
  许多人讲起老舍跟曲艺艺术的不解之缘,都在赞叹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不避世俗眼光,不端名人架子,甘愿为民间艺术登大雅之堂鸣锣开道。这样的评价固然不错,而殊不知,他对曲艺艺术的特殊情感,还是来自于他的满族文化根底。说唱艺术原来就是满族先民在漫长的渔猎生产阶段的习惯嗜好。入关之后,都市旗族把这种嗜好移植到“清音子弟书”、“八角鼓”等新创制的满族曲艺样式上头,一批文化水准很高社会地位较低的满族文人,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鼓书名段子,这些作品不仅大俗大雅雅俗共赏,而且据大学者郑振铎评价,是有效地扭转了中国汉语文学历来极为短缺长篇叙事诗的局面。老舍自幼就生活在本民族曲艺嗜好的包围之中,他太熟悉太热爱这些地地道的民间“玩意儿”了,一旦社会有需求,他就会立即去取来这件艺术上的轻武器。 
  关于旗人作家老舍,我们以上谈到的已经不少了。不过,我觉得,在这个大题目下面,恐怕还有一点,也是特别应当说到的,那就是,作为一位满族出身的杰出作家,老舍并不仅仅是在作品中写了他的民族,体现了他的民族文化底蕴和民族艺术风格,他还充分感受着时代的精神洗礼,站在20世纪人文与社会性思考的制高点,充分利用自己出身于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满族的文化位置和心理感受,向创作里面注入了极其严肃的沉甸甸的思考。老舍生在满民族的多事之秋,这个曾经奋发、曾经辉煌过的小民族,到了老舍的时代,正面对着空前的坎坷跌宕和沧桑沉浮。老舍的一生,是与出身其间的满民族休戚相关的,作为一位大作家,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都有过超乎常人想像的沉思与反省。同时,他又成长于北京这个中原文化腹地,这个自古以来各民族高度交往的大都市,对汉族等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有深刻的领会和接受。他一生曾经多次旅居国外,对东西方民族的文化精神更有很自觉的思考。他因此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多民族文化思维参照系统。作为一位热爱中华民族,也关注自己满族历史命运的作家,老舍着力解剖民族性的优长与缺陷,对民族文化的反思达到了罕见的深度,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早在1928年写作《二马》的时候,他就怀着写“自己人”中的某一个的感觉,写出了一位来自东方“老民族”的“老分子”——二马中的父亲老马,在当时西方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生存期间的文化尴尬。作家在小说里写入了下面一段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文字: 
  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这么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地呜呼哀哉了! 
  后来,老舍继续在他的大量作品里面,既形象又寓意深刻地注入对自己民族——满族的文化批判,例如《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大地龙蛇》、《面子问题》、《四世同堂》、《鼓书艺人》、《龙须沟》、《茶馆》等,都体现了他以高度的民族使命感审视自我民族精神疾患的神圣忧思。到了写家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的时候,他将自己毕生对满族历史及文化教训的痛切检讨发挥到了极致。小说写道:旗人生活几乎全部艺术化了,像“我”这个穷旗兵的儿子,“洗三”以及“办满月”都须花大力气应酬一番,在这种“艺术的表演竞赛大会”上,一切须合乎礼数,“必须知道谁是二姥姥的姑舅妹妹的干儿子的表姐,好来与谁的小姨子的公公的盟兄弟的寡嫂,做极细致地分析比较,使他们的位置各得其所,心服口服”。至于阔绰些的旗人,便更是把自己的生活艺术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除了成天沉溺在唱戏、养蛐蛐和“满天飞元宝”上面,还要效法汉族文人的样儿,在人名之外起上个“十分风雅”的号。把生命的过程向艺术的层次推进,本来是人类文明不断提升的必然要求,但是,像某些北京旗人这般,在自身不求进取的情况下去拥抱一种畸形的文化艺术,民族的前景可就不大妙了。作者的力笔,饱蘸沉思,写下了富有哲理的反省:“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这样尖锐的批评,由一位毕生热爱着自己民族的伟大作家口中道出,分量是极重的,其中包含的民族文化扬弃力量也是宏大的。满族,是个一向没有被人们真正说清楚的民族,在短短300年间,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又在自身发展中孕育了何等样儿的悲剧!一代又一代的满族作家在思考,在探讨,在自省……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中,最先发出了“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的感叹,敲响了“须要退步抽身早”的长鸣钟,可以说是这种运用文学进行民族自审的先声了。从清代到当代,以老舍为代表的满族文学家,又在同一方向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这说明,满族这个在中国现有的56个民族中较早“碰壁”的成员,愿意成为最先冲出历史“迷宫”的民族。其实,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哪一个没有历史教训和文化教训需要归结呢?民族的自我超越意识和深层次的文化省视意识,对每个力图走出历史“怪圈”从而迎头赶上现代文明的民族,都是必需的。提到传统文化,各民族作家们的感情和心理会产生复杂微妙的震荡,他们的心间,都扭结着扯也扯不开的“民族文化情结”。他们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尽管千差万别,然而,社会和时代的迅猛变化,已经教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人,再也没法躲避自己对民族文化重构的责任了。20世纪的前期,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率先运用文学的武器,进行民族性与国民性的严肃而韧性的批判,用现代的启蒙主义思想引导国人去重塑民族的时代精神与品格。老舍是一位鲁迅新文化精神的真正传人,他的文学虽然较少鲁迅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却以自己独特的既充满规劝又不失严肃的笔触,坚持不懈地去捕捉、解剖与针砭东方“老民族”的文化旧习和心理症结。他以毕生上千万字的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极其深刻又极具价值的民族文化启示录。 
  关于旗人作家老舍,实在是个很难一下子说完的话题。今天也就只能说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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