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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和某某在这里吗？……
接着又跑向另一节车皮，然后又有另一些人跑到这节车厢来问：有某某人吗？忽然从贴了封条的车厢里传来了回话：“我！我在这儿！”或者：“快去找！他在别的车厢！”或者：“大嫂子们，劳你们的驾，我老婆就住在车站附近，请你们跑一趟告诉她！”
这类有损于我们现时代荣誉的场面之所以能发生，是上车的组织工作不完善所致。当局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于是从某一夜晚起，一群狂吠乱叫的狼狗组成了一个警戒圈，远远地把列车包围起来。
在莫斯科也是如此，不知是老斯列金卡递解站（这地方现在连囚犯们也不记得了）还是红色普列斯尼亚递解站，把犯人装上红色列车只准许在夜间进行，这是法律规定的。
然而，尽管白日的光辉对于押解队是多余的，可是他们却使用夜间的小太阳——探照灯。这东西用起来方便，因为它们的光束可以集中射向需要的地点——坐在地上的惊慌失措的囚犯的人堆。他们在那里听候命令：“下一批的五个人——起立！目标——车厢，跑步走！”（一切都是“跑步走！”，免得他们东张西望，免得他们心里打主意，要使他们觉得像被一群狗追赶着，只顾往前跑，千万别摔倒）；探照灯射向他们奔跑的坎坷不平的小路；射向他们攀登的车厢踏板。探照灯的阴森凄惨的光束不单是为了照明：它是恐吓囚犯的重要的戏剧性手段。此外还有对落后者的厉声恫吓与枪托的猛击；还有“就地坐下！”的命令（有时命令：“跪下！”例如在上面讲过的奥勒尔的车站广场上就曾如此，一千个人像现代的朝圣者一样纷纷跪倒在地上。）；还有本身毫无必要但具有很大震慑作用的向车厢的跑步前进；还有警犬的嗥叫；还有对准犯人的枪口（早年是步枪，后来是自动步枪）；这一切都属于这种手段。主要目的是压垮和摧毁囚犯的意志，使他们不能产生逃跑的念头，使他们长久地不能领悟自己新的有利条件：他们从石砌的监狱里转入了薄木板制成的车厢。
但是为了能在一夜之间把成千人麻利地装进车厢，监狱当局必须头天早晨就把犯人从监室里提出来进行起解前的处理，押解队要花一整天时间在监狱里长久而严格地进行接收，对接收来的犯人还要负责看押好几小时，不过不是把他们放在监室里，而是集中在大院里，以免和留狱的犯人掺混。所以，夜间的登车对于因犯说来不过是一整天磨难的令人松一口气的结束。
除了常规的点数、核对、剃头、蒸衣和洗澡，起解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总搜查。搜查不由狱方主持，而由前来接收的押解队负责。遵照红色列车押解条例并出于押懈队本身的战斗行动的考虑，搜查时要做到不给犯人留下任何有助于逃跑的物件：没收一切带尖的有刃的东西；为了防止犯人们洒迷押解人员的眼睛，必须没收各种粉末状的市西（诸如牙粉、砂糖、盐粒、烟末、茶叶之类）；任何绳索，不管是粗绳、细绳、腰带，要一律没收，因为都可以利用于逃跑。（小皮带当然也不例外！一个独腿人系义肢的小皮带也被剪掉了，这个残废人只好把假腿扛在肩上，靠旁边的人扶着往前跳。）其他东西，包括资重物品和提箱，按条例应一律送进专门的寄存车厢，到押解终点再归还原主。
但是对于沃洛格达或者古比雪夫的押解队，莫斯科定的条例的权威是疲软而松弛的，而对于囚犯们，押解队的权威可是具体而实在的，这一因素便决定了登车行动的第三个目的：为了维护正义，必须没收人民之敌的一切值钱的东西，供给人民之子享用。“就地坐下！”“跪下！”“脱光！”——这几句条例中规定的押解口令体现了一种不容争辩的根本权威。要知道，一个赤身露体的人心里是发虚的，他不能骄傲地挺起胸膛和一个穿着衣服的人平等地谈话。搜查开始了。（古比雪夫，一九四九年夏天。）赤条条的人们拿着自己的东西和脱下的衣服一个个地走过来，四面站着大批戒备森严的武装士兵。气氛不像是起解，而是要拉出去枪毙或者送进煤气室烧死。人在这时候已经不再关心身外之物。押解队故意把一切做得生硬、粗鲁，没有一个字是用普通人类的声音说出来的，因为目的就在于吓倒和压垮。箱子全被抖空（把东西抖在地下），然后扔进一个大堆里。囚犯们的烟盒、皮夹子以及其他一些可怜的“贵重物品”全被挑拣出来，不标姓名，一概丢进旁边的大木桶。（不用保险柜，不用木箱，不用大盒子，偏偏用大木桶——这种做法对于赤身露体的人们不知为什么具有特殊的压力，使他们觉得反抗是无益的。）光着身子的人们只得赶紧从地面上收拾起搜查后剩余的破烂，塞进小包袱或者打进行李卷里。毡靴吗？可以寄存，扔在这一堆里，在登记表上签个名吧！（不是发给你收据，而是要你自己签字证明你往这一堆里扔了东西！）最后一辆装运囚犯的卡车开出监狱大院的时候天已昏黑了，囚犯们看见，押解人员们一拥而上，从大堆里抢光最好的皮箱，从大木箱里挑拣最好的烟盒。接着是看守员们跑来拣点便宜，随后是递解站的杂役们。
这就是为了登上闷罐车在一天之内需要付出的代价！好了，现在总算松了一口气，爬进来了，身子换上了扎人的铺板。但是这里哪有什么松快，这算什么取暖宿营车？！囚犯们又陷入了寒冷和饥饿、干渴和恐惧、盗窃犯和押解队的两面夹攻。
如果阿罐车厢里有盗窃犯（在红色列车里面当然也不会单独把他们隔开的），他们便会占据着靠窗孔的上层铺的传统的好位置。这是夏天。我们可以猜出冬天他们在什么位置。当然是靠着炉子，紧紧围成一圈。当过小偷的米纳耶夫回忆，一九四九年的严冬，从沃罗涅日到科特拉斯全程（好几昼夜），他们那一节“取暖宿营车”统共领到三提桶煤块！这时候盗窃犯们不单是占据了炉边的位置，不单抢光“福来儿”的全部厚衣裳穿在自己身上，甚至连他们的包脚布也不嫌弃，把这东西从他们的鞋里抖出来，缠到自己的贼脚上。“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吃饭问题更要稍微糟糕一些——全车厢的口粮全由盗窃犯负责领取，他们留下最好的或者他们需要的。洛希林回忆起一九三七年的那一次由莫斯科到佩列波尔的三天三夜的递解。因为只有短短的三昼夜，不值得在列车里面煮热食，所以只发给干粮。盗窃犯们把全部夹心糖给自己留下，面包和鲜鱼允许别人均分；这表明他们当时肚里不饿。当供给热食的时候，盗窃犯近水楼台，菜汤是由他们分配的（由基什涅夫到伯朝拉的为期三周的递解，一九四五年）。除此以外，盗窃犯们在途中也不嫌弃普普通通的小抢小劫：他们发现一个爱沙尼亚人镶着金牙，便把他撂倒，用一根火钩子把金牙敲下来。
犯人们认为红色列车的最大优点是供给热食。在一个荒僻的车站上（仍是为了不让老百姓看见）把列车停下，把菜汤和稀粥送到各个车厢。但是发放的时候总要搞一些歪门邪道。他们可能（例如上面说的那趟由基什涅夫发出的列车）把菜汤倒在领煤用的提桶里。要洗也没有水呀！因为列车里饮用水是定量的，比菜汤还缺。就请你一边喝汤，一边嘎吱嘎吱地嚼煤粒吧。或者他们给一节车厢送来了菜汤和稀粥，却不给够钵子，四十个人只给二十五个，同时又命令：“快吃！快吃！我们还要往别的车厢送，不是你们一节！”请问怎么喝法？怎么分法！按钵子平均分配根本不可能，只能凭眼力掌握，手紧一些，免得发过头。（先喝的人叫唤：“你搅和搅和呀！”后来的人不吭声：就让它底下稠一点吧！）头一拨喝着，第二拨等着。快点喝吧！肚子饿得发慌，桶里的粥也要凉了。外头已经在催促：“喂，完了吗？快了吗？”然后才轮到给第二拨舀粥。必须舀得不多不少，不稠不稀。发完以后，还需要估量出每个人还能添多少，这一次至少可以把两份合舀在一个钵子里分给全体了。从头到尾这四十个人简直不是吃饭，而是眼睛盯着分粥，心里受罪。
不给取暖，不管束盗窃犯，水不给喝够，饭不给吃饱——再加上连觉也不让睡。白天押解员能看清楚整个列车和车后面的线路，知道有没有人跳车，有没有人卧轨。到了夜间，警惕性害得他们不得安生。夜间每到一站他们就用长柄木槌（全古拉格标准）咚咚地敲打每一块车板：可别被那些家伙锯断了吧？在某些车站上，车门猛然大开，电筒的光束，甚至可能是探照灯的光束，直射进来：“检查！”这意思是要你们立即跳起来，站好，准备听喝——全体朝左跑还是朝右跑。手持木槌的押解人员蹿进车厢（另一些手持自动步枪的在车门外面排列成半圆形），他们指示：向左！这意思是：左边的人原地不动，右边的人必须立即像跳蚤一样一个从一个头上蹦到那边去，见缝插针，能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谁的腿脚不灵便，谁在那发呆，——腰间、背上就要吃水相，这是给他握精神。同时，押解员的皮靴已经在乱踩你的叫花子窝铺，乱扔你的破衣烂裳。到处用灯光照亮和用木槌敲打——查看有没有锯缝。没有！这时候押解人员就叫你们一个个从左边走到右边，他们站在车厢当中点数：“一！二！三！……”本来只要简单地数一数，简单地用手指头点一点也就够了。可是那么办不吓人，所以还是用那个木相在你腰间、肩膀上、头顶上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点”数才更直观，更精确，更提神，更迅速。点完了，共计四十名。现在轮到在左边乱扔、探照、敲打了。最后完事了，走了，车厢上锁。你们可以睡到下次停车。（不能说押解队是没事自找麻烦——有本事的人确有从红色列车里逃跑的。例如，他们敲打车板的时候，有时就发现一块已经有了锯缝，或者某天清早发菜汤的时候忽然发现：在一群胡子拉碴的面孔中间有几个刚刮过胡子的人。押解队端着自动步枪把车厢包围起来：“把刀子交出来！”这都是那些盗窃犯和靠近他们的人的臭讲究：他们“当腻了”大胡子。现在只得把刮胡刀交出去了。
红色列车与其他长途直达列车不同的地方是，上了这种列车的人不知道还能不能下车。由列宁格勒监狱发出的（一九四二年）一趟列车在索里卡姆卸车的时候，整个路基上摆满了死尸，活着到达的只有少数。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和一九四五一四六年的两个冬天，从被解放的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波兰，德国）开来的囚犯列车抵达铁路村（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时候，也和开到极北地带所有主要枢纽站的时候一样，都挂着一两节装死尸的车皮。这表示在途中他们认真地从活人车厢里把死人检出来，放进了死人车厢。实际上并不是经常这样做。在苏合别兹沃德那亚火车站（翁日拉格）有好多次是这样分清谁死谁活的：列车进站后，打开车厢的门，凡是爬不出来的就算是死人。
冬季乘这种列车是可怕的，致命的，因为押解队一心用在警惕性上，实在无力为二十五个炉子拉煤炭。可是大热天乘这种车也不是那么甜蜜：四个小窗孔两个被封死，车厢顶棚晒得滚烫；至于饮水的问题，如果连一节“泽克车厢”的饮用水都供不上，却硬要押解队为一千口子去提水，岂不会把他们忙坏了？因此，囚犯们认为递解最好的月份是四月和九月。但是，如果一趟列车需要在路上走三个月（由列宁格勒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九三五年），那么就是连最好的季度也是不够用的。预定要长期运行的列车，对于途中押解队的政治教育以及被囚禁的灵魂的精神关注都会有周密的安排：为这趟列车必定指派一位“教父”——行动特派员，他乘坐一节单独的车厢。这位行动特派员在监狱里就对这次押解做好了准备，犯人不是随随便便地而是按照他认可的名单安排进各个车厢。他批准每节车厢的室长，训练和安插每节车厢的眼线。每次较长时间的停车，他总要找一个理由把这个人或那个人从车厢里叫出来，询问人们在里面谈些什么。这类特派员要是在旅途终了仍然搞不出什么现成的结果，是没脸见人的。他保证在路上就会给什么人立案侦查，你瞧着吧，一到目的地那个人又会被套上一个新的刑期。
算了，让这种可恶的红色牲畜列车，连同它的直通、直达也都见它的鬼去吧！经历过这种递解的人反正永远是忘不了的。还是快点到达劳改营吧！快点到达吧！
人是希望与急躁的动物。好像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