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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与阎锡山的追兵，拼死抵抗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较大。随后，他趁敌不备，命令部队快速向渡口方向撤退。为避免一个战士受伤，徐海东不幸从马背上摔到地上，头部擦到一块石头，鲜血直流，还跌掉了两颗门牙。5月5日下午，红军全部安然返回黄河西岸，东征战役结束。不久，红军总部召开东征战役总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风趣地说：我们的东征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只是徐海东丢掉了两颗门牙，再也找不回来了！说得全场干部哈哈大笑起来。不久，徐海东又奉命西征，配合左路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安事变不久，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徐海东率红15军团赴商州共同防御亲日派的武装进攻。当亲日派武装听说大名鼎鼎的“徐老虎”来了，吓得一下后退了40里。
抗战爆发后，徐海东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町店的战斗，从山西打到河北，从正太路打到平汉线。由于日夜辗转，积劳成疾，徐海东终于因吐血不止而病倒战场，返回延安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请命前往华中担任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并于1939年12月抱病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进行反“扫荡”，与敌激战三昼夜，取得周家岗战斗的胜利。然而，就在这次战斗总结大会上，他又大口吐血，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永远告别了战场！1941年5月，毛泽东从延安给徐海东发来一份电报，嘱咐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看完电报，流下了眼泪。
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徐海东遭受迫害，于1970年3月25日逝世，享年70岁。
徐海东将军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位，其名如雷贯耳，人称“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其威名常常使敌人惊慌失措，魂飞魄散。国民党反动派曾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大洋。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其实，徐海东并不神秘。正如其在《生平自述》中所写的：“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这样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在参加革命前，徐海东只是一个苦大仇深的窑工，然而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他强烈的无产阶级意识，塑造了他坚强、勇敢、无私、坦诚的品格。当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便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不惜用鲜血与生命去为被压迫阶级抗争。当斯诺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其中有27个近亲，39个远亲，甚至婴孩都杀了时，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斗争。在斯诺看来，要了解红军，了解中国革命，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徐海东其人其事便是最好的例证。就连张国焘后来在其《我的回忆》中也承认：“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毛泽东非常钟爱徐海东这位虎将。当徐海东住院治疗时，他发电嘱咐安慰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每次开会，他都要问“海东同志来了没有？”他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此言不虚，可谓中肯之致。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徐海东同志奉献了他的一切，其不朽功绩将永照神州，彪炳千秋！
从小刚直仗义 决裂封建家庭
罗瑞卿，1906年出生在四川省北部南充县凤舞乡一个地主家庭，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父亲是个一般的地主，性格暴躁，有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致使一家人的生活极度艰难。母亲勤劳聪惠、精明能干，千方百计想把日子过得像个样子，经常用言行感化丈夫，但无济于事，终于积劳成疾，不到40岁就辞世而去。
罗瑞卿对母亲感情笃深，曾说：“母亲已死，我对于那个家失去了任何的留恋。”1923年春，17岁的罗瑞卿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考入民主革命家张澜创办的南充县立中学读书，开始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他在学校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特别是聆听了共产党人吴玉章关于救国救民的演讲后，眼界大开，办事刚直仗义。
1924年，罗瑞卿参加轰动南充全县的反“佃当捐”斗争。当时，南充苛捐杂税多达20余种，但军阀何光烈又巧立名目，下令加征“佃当捐”，即由地主和佃户、当铺老板和当户双方各出地租和典当钱数的十分之一，作为捐税。何光烈的这一举措，遭到南充各界的强烈反对。在张澜的支持下，南充中学的进步师生先是上街宣传演讲，继而分四路下乡抗捐。罗瑞卿参加了东路宣传队，出城过江，通宵在山路上疾走，黎明时分到达会龙场。他们得知何光烈的征收委员秦同淮在一个茶馆打牌，罗瑞卿机敏地说：“大家一起去，会打草惊蛇。”他提议由他带两个同学去闯茶馆。罗瑞卿一行三人，身藏木棒步入茶馆，接近牌桌时，罗瑞卿问：“哪位是秦委员？”一个戴眼镜的胖子瞟了他一眼说：“去，缴捐税去乡公所找管账先生。”“噢！你就是秦委员同淮先生？”罗瑞卿向身后二人一使眼色，那两人从身后把秦同淮往桌上一按，抡起木棒就揍，直到秦同淮哀声求饶，答应不再收捐方才罢手。当时，罗瑞卿与同学们的正义行动受到南充各界的一致拥护，众怒难犯，不久，何光烈只得取消了“佃当捐”。
1925年，共产党的组织在南充中学已经开始活动，并在学生中秘密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一次，学校里代表豪绅利益的国家主义派诬蔑罗瑞卿的好友——当时已是共青团员的学生会干事长任白芳贪污会费，并纠集一些人对任白芳进行围攻，企图以此为由篡夺学生会领导权。此时，罗瑞卿挺身而出，跳到桌子上，仗义执言，指着那帮人理直气壮地说：“后援活动我参加了的，经费开支我清楚，哪个要算账，找老子来算，有理讲理，不许欺负人！”那伙人一看罗瑞卿出面，他身边还站着许多爱好体育锻炼的朋友，知道再闹下去必然自讨没趣，于是一个个悄然溜走。
罗瑞卿不顾外祖父与他制定的只准规规矩矩读书，不准参与政治的“约法三章”，积极投身到学校和社会的革命活动中。从1924年起，他先后参加了轰动全县的反“佃当捐”斗争和话剧《孙中山之死》的演出，还组织了“上海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的宣传演讲活动，以及声援南充县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
罗瑞卿的外祖父得到这些消息后，他把外孙狠狠地训斥了一番，最后提出：要么好好读书，上省、上京，或者出国留洋，要么停止经济资助。罗瑞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说：“我行得正，站得稳，今后绝不连累您！”自此，罗瑞卿同封建家庭彻底决裂，离家出走。他先赴成都，尔后南下重庆，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千里曲折寻党 三次大难不死
入学后，经过几个月的军事训练，罗瑞卿很快地从一个普通学生成长为一个严格认真有素养的革命军战士。在校期间，罗瑞卿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曾几次向任伯芳等党员提出入党申请。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就在这考验共产党人的危急时刻，罗瑞卿毅然找到黄埔军校党员教师李鸣柯，要求转为共产党员。但此时，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党组织已转入地下，无法联系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撕下伪装的张发奎悍然派部队缴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的枪械，罗瑞卿愤然离队。此时，他突患严重伤寒，病倒在武汉，住进一家教会医院。一个月后，因交不起住院费，又被医院雇请的一辆黄包车悄悄送到四川会馆一间阴暗小屋里。当气息奄奄的罗瑞卿苏醒后，他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地，只觉得一股强烈的霉味扑鼻，举目四顾，孑然一身，而自己只剩下皮包骨，连挪动一下身体的力气都没有，他感到了死亡的威胁。
然而，罗瑞卿大病不死，绝处逢生。会馆的一位熊师傅发现了他，每天吃饭时给他送去一点粥，这便成了他生命的转机，竟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身体慢慢地好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大难不死。
大病初愈，罗瑞卿不顾白色恐怖笼罩武汉，开始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党的组织。然而，他在武汉分校认识的共产党员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送刑场，有的生死不明，不知去向。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动摇罗瑞卿寻找党的决心。他开始长途跋涉，从武汉找到常德、长沙、南京、上海。在上海，他和几位同学相遇，可这几位同学也衣食无着，有人劝他投靠由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罗瑞卿断然拒绝说：“我宁可冻死饿死，也绝不参加这个组织，我也绝不背离中国共产党。”
历经千里曲折，经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的任白芳介绍，中央军委派欧阳钦在黄埔外滩公园与罗瑞卿见面，通知他：中央已批准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大难不死的罗瑞卿终于找到了党，从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
1929年，中共中央军委派罗瑞卿任闽西红4军第2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0年初，国民党向闽西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三省“会剿”，红4军决定转战赣南，粉碎敌人的“会剿”计划
。此时，罗瑞卿升任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2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已任红11师政委的罗瑞卿与师长曾士峨奉命率部迅速抢占观音崖隘口阻击敌人。师部设在观音崖山顶稍下的一间矮小的房子里。
部队刚刚部署好，敌人便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密集的子弹与激起的沙石雨点般洒落，迫击炮弹不时在崖隘口开花，刚刚搭好的临时指挥所木棚也被炸塌。此时，罗瑞卿发现狡猾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有一股正向我左方33团迂回。他不顾呼啸的枪炮声，站在高处的师部小木屋旁，紧盯着敌人运动的方向，指给师长曾士峨看。师长立即命令特务连连长杨得志通知33团坚决顶住敌人。杨得志刚把人派出，一排密集的子弹呼啸而来，罗瑞卿手还没扶住房门便突然倒下。子弹穿入他的左颊，打断了动脉，血流如柱，殷红的血浸透了胸襟。毛泽东、朱德闻讯，立即派方面军总部医生叶青山前来抢救，终于使他止住了血。罗瑞卿被抬下阵地治疗，卫生员在给他换药时，不慎把血痂揭开了，血又如泉涌。朱德闻讯，立即派叶医生迅速赶到抢救，血终于又止住了。但是，罗瑞卿因失血过多，身体十分虚弱，在抬回后方的途中，一路颠簸，日晒雨淋，罗瑞卿并发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昏迷不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瑞卿从昏迷中苏醒。他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讲：“这个人恐怕不行了，赶快通知后勤部门做棺材吧！”隔了一会儿，外面果然传来锯木头做棺材的声音。还有一个人说：“棺材要做长一点，没见那个人长得好高咧！”罗瑞卿意识到这说的高个子就是自己。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罗瑞卿在昏迷数日后，竟又一次奇迹般的大难不死。事后，他调侃地对战友们说：“我摸了一下阎王爷的鼻子又回来了。”
罗瑞卿的第三次大难不死，发生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化大革命前夕。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罗瑞卿遭到时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林彪的突然袭击、诬陷和迫害。
1965年冬，林彪对罗瑞卿和贺龙、叶剑英两位元帅一起组织军事检阅而把他撇在一边怏怏不乐。他感到罗瑞卿在“大捧别人”、“大跟别人”，而不捧他跟他，便开始寻找整倒罗瑞卿的突破口。林彪借口罗瑞卿组织的军事比武冲击了政治，作出《关于部队工作的指示》，他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林彪的指责带上了一种政治斗争的味道，使罗瑞卿大吃一惊。
林彪暗地里指使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编造了11份长达51页3万余字的诬陷罗瑞卿的材料。随后，派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