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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后，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黄克诚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不久黄克诚发现部队取消了政委制度后，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不利于部队的管理和团结，于是建议恢复政委制，恢复师团政治部，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
作。9月，党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10月，中央军委分别任命了各部政委，黄克诚调任115师344旅政委，旅长是徐海东。1938年，344旅在温场和日军打了第一场大仗，但由于友军的配合有误，让本来可以歼灭的敌军有了喘息之机，等来了援兵，我军被迫撤退。徐、黄二人将这次战斗经过和教训写成了总结报告给八路军总部，以利其他兄弟部队获得教训。4月初，日军纠集3万余众分九路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围攻而来，徐、黄率部协同兄弟部队分路迎敌于沿途战线上。16日，该旅第689团与129师及友军在武乡长乐村夹击日军，激战一天歼敌2200余人，迫使日军回撤。19日，该团又一次侧击日军撤退部队，击毙敌200多人。到4月29日，我军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九路进攻，巩固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之后，黄克诚率344旅在晋南高平地区驻扎。1938年，黄克诚兼任太南地区军政委员会书记，10月参加了太行根据地各方面主要负责人会议。
1940年，八路军各部队进行了整编，黄克诚的344旅多次调动。7月，成立了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部队奉令开往皖东北开辟苏北根据地，很快与新四军会师于东台。在盐城，黄克诚与陈毅又一次会面，陈毅极为高兴，特设席招待他并赋诗以庆：“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这年11月，新四军发起了打韩德勤的曹甸战役，此时，黄克诚认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宜打。后来果然没有打好，但华中局领导认为黄克诚是右倾，作战不力，撤了他第5纵队司令员职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了。28日，我党在盐城重建了新四军军部，将新四军抗日将士9万余众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黄克诚任第3师长兼政委，率部在苏北地区活动。这年4月5日，毛泽东来电报，对当前的敌我形势作了分析，提出要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意见，电报说：“韩德勤进攻皖东虽因失败退返淮河以北，李品仙受我李先念纵队五个团向大别山脉攻击之威胁而有停止进攻皖东之意，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黄克诚率344旅在现地休整并与胡服、雪枫取得电台联络后，应遵朱、彭令开入淮河北岸，胡服先至该地等候，该旅到达后即听胡服意见部署兵力布置工作。彭吴支队亦听胡服、克诚意见向苏北出动，从徐州附近逐步南进，先占盐城、宝应以北各县。344旅与彭吴支队南下口号，仍是救援新四军与配合友军抗日。如届时李品仙已撤退进攻皖东部队，并恢复驻立煌办事处，释放张夫人及一切被捕党员，退回军款，则我军暂时可不开入淮南，第一步以盐城、宝应、蚌埠、蒙城为界。如韩、李来攻，则消灭之；如韩、李愿让该线以北为我防区，则暂时妥协之。如彭吴兵力不足，则344旅协助之。惟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责成344旅、彭吴支队、雪枫支队，罗戴支队，陈毅之叶飞部，配合地方党，负其全责。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彭两总及胡服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胡服负责，会商克诚、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彭及中央军委。”从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央对黄克诚的意见的重视。
黄克诚接受任务后，率部立赴盐城、淮海两地开展工作，建立了各级抗日政权和民众抗日组织，不久淮海地区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
这年夏天，日军与国民党伪军共4万多人，分兵七路气势汹汹地杀向盐城，企图一举歼灭新四军。当时有人提出保卫盐城与敌人决一死战，以雪皖南事变之恨。黄克诚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苏北靠近南京，对国民党威胁很大，一旦敌军遇挫，还有可能增加兵力，如果硬拼，对我军不利，不如军部主动撤离盐城，跳出敌人包围圈，找机会打击分散敌军。最后军部同意黄克诚的意见，将部队分批撤出盐城。后来在敌军的三十四个日日夜夜的扫荡中，黄克诚率部英勇作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军，在敌军大部队撤离后，立即攻下阜宁、益林、东沟、高作、建阳等城镇，建立了一片新的根据地。9月，新四军第3师打下了郑潭口镇，击毁了这个自称为铁镇的汉奸窝子，为我军扩大根据地扫除了障碍。1943年2月，日伪又集中了2万兵力对盐阜地区进行疯狂大扫荡，黄克诚决定采取避开敌人主力与敌人周旋，抓住机会打击敌军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1945年3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军展开了对敌战略攻势。黄克诚确定攻打在两年前被敌军占领的阜宁城，投入十一个团的兵力，由黄克诚亲自指挥，势在必得。开战前，黄克诚逐团检查准备工作，帮助各团制定作战计划，指示各团不但要勇敢作战，还要学会政治攻势。于是在前沿有部队开展了对敌喊话、漂送标牌、唱家乡小曲的政治攻势，收效颇为可观，伪军中不断有人投诚，投诚的人中有的还参加了喊话队，再一次动摇了敌人的军心，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4月24日深夜，攻城战斗打响了，黄克诚亲临前线，指挥若定，率部与敌军激
战了36小时，一鼓作气拿下了阜宁城。整个战斗战线长达25公里，摧毁敌人碉堡143个，解放土地1000多平方公里，收复村庄560多个，歼敌伪军七个团，取得了华中抗日战场战略反攻的一次重大胜利。8月15日，日本投降，不久，黄克诚部奉命攻占淮阴、淮安等苏北重镇。对付国民党的守军，取这几座城池，于黄克诚来说好比探囊取物，很快部队连下数城，黄克诚脸上泛起了胜利的微笑。
1945年9月14日，鉴于日军投降，苏军进入东北，国民党一时难以派兵进占东北，东北出现真空的有利形势，黄克诚深谋远虑，不顾饶漱石的阻扰，立即给中央发电，向中共中央建议，应尽量多派部队去占领东北，至少5万，能去10万最好，以创建强大的东北根据地。此建议被毛泽东、中央军委采纳。9月底，黄克诚奉命率3师主力第7旅、第8旅、第10旅及独立旅共3万5千余人开赴东北战场，离开了他战斗多年的苏北地区，去迎接更大的战争考验。其间，黄克诚远见卓识，未采纳有人提出的“部队可不带武器、过冬棉袄，轻装到东北就地解决”的意见，命令全师部队一律携带枪支、过冬行装、远程跋涉到东北。事实再一次证明，黄克诚的这一决定是十分正确的。部队进入东北后，即遇到东北寒冷气候和国民党军的进犯，当时苏军不许我军动用东北境内军械库的枪支、弹药，如采纳某些人的意见，后果不堪设想。
11月中旬，国民党军沿北宁铁路北上，连占山海关、绥中、锦西等地。此时黄克诚率部进军东北途中曾多次向中央提出行军计划，皆受到中央批准，为部队保存了实力，争取了时间和主动。25日，部队历经千山万水到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待命。26日，他又建议东北部队暂不在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作战，而以一部主力占领中小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做长期斗争准备。
到了东北后，黄克诚对所属部队与当地的形势作了综合分析，提出目前我军有“七无”不利因素，即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让部队投入大规模的战斗，他说：“我们是疲惫之师，而且没有根据地作依托，而敌人是乘轮船进东北的精锐之师，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当时林彪是东北的军事领导，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命令第3师转移到义县、阜新一带发动群众，进行休整。12月28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来一电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黄克诚看了电报后，觉得这一决策真是太英明了，立即命令部队分散在义县和黑山边境一带，清剿土匪，发动群众。1946年1月，黄克诚率部攻克通辽城，歼灭伪军1千多人，消灭了土匪武装，迅速开辟了这一地区的工作。这时，东北局已在西满成立了分局和军区，于是他建议把第3师与西满军区合并，以便开展工作。不久中共东北局任命黄克诚为西满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1947年3月，李富春书记调走后，黄克诚代理书记职务，一时政治和军事两副重担挑在他的肩上。他一边组织军队进行剿匪，一边建立地方政权进行土改，让人民获得土地。此举既密切了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使部队的各种物资有了保证。8月，他看到西满军区和分局的工作已经完成，建议赴东北各部队全部由东北局统一领导。中央同意后，任其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统管东北地区我军的战勤工作。黄克诚来到了哈尔滨，半年间他定政策、搞调查、立制度，很快使后勤进入有序的工作之中，保证了前方战斗的供给。
1948年4月，黄克诚又调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同时兼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政委。9月，辽沈战役开始了，黄克诚在后方积极组织支前工作，保证了前方的需要。11月初东北全境解放，不久，天津被我军攻克，黄克诚调天津任军管会主任和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接管天津，组织新的政权。于是他又一次踏上征途，迎接一项全新的战斗——城市建设工作。黄克诚主政天津时期，刘少奇在天津提出对资方不要讲斗争，以团结资方搞好生产，并要资本家放心大胆地干。黄克诚向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我认为当前对资方是要团结，但不能放弃斗争，应该是又团结又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表现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坚定的阶级立场。
共和国成立后，黄克诚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此时中共中央已决定将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而他从刚解放的湖南的实际出发，注意城乡兼顾，着力抓好农村工作，领导清剿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镇压反革命，进行土地改革，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并发展生产和文教事业。
1952年11月，黄克诚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
自1954年起，黄克诚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
1956年，黄克诚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8年10月，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参与制订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方针和各项规章制度，领导军队的建设。
1959年，黄克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上，明知彭德怀已被批判，仍仗义执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与彭德怀等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最后一次被撤职，长期受审查。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黄克诚遭到迫害。
1977年12月，黄克诚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次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此后，黄克诚坚决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平反冤假错案，重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端正党风，做了大量工作。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一般来说，军事家往往是以勇敢或战争谋略来获得战功的，而黄克诚的军事生涯中除带兵打仗外主要还是从事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