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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收的粮食全被地主逼租要债逼走，儿子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兵，全家人没法活了，就和儿媳四处讨饭，冻饿交加，跌倒在这里……。当时，红军的物质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但毛泽东立即拿出自己的干粮给老妈妈和小孩吃，然后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亲手披在老妈妈身上，战士也拿出两袋大米和一床垫单，一起送给了老妈妈。老妈妈吃了一点干粮，勉强坐了起来，伸出冻僵了的双手合在胸前，打着苗语，并拉着小孙子磕头。毛泽东很快拉住小孩，心情沉重地弯下腰去，捧起小孩面黄肌瘦的小脸，端详了一会，又蹲下去亲切地对老妈妈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说着，亲手将老妈妈搀起来，又用老妈妈的竹棍将粮袋插好，好叫老妈妈和她的孙子抬着走。毛泽东看着老妈妈和孙子抬着米朝家慢慢走去时，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对周围的指战员说：“我们从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的，决不是她一家的遭遇，而是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水深火热之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解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毛泽东最坚信人民的力量。他说过：“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35＇历史早已证明这一真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在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心连心，密切联系群众，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克服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全国解放后，各方面条件比过去战争年代要好多了。但是毛泽东进城后仍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他睡木板床，用的毛巾被和内衣补了又补，饮食一直是粗茶淡饭，粗粮为主，里面常常要掺上小米或黑豆或山芋头，用竹木筷子而不用贵重的象牙筷子。他的一件睡衣穿了十多年，一共打了73个补丁，他的皮鞋和拖鞋补了又补，一直补到不能再补。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快瑞士手表。从那时起，一直戴到去世。在三年困难的日子里，有时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一种野菜）或炒菠菜，与人民共同渡过困难。在国家最困难的岁月里，毛泽东整整7个月没有吃过一口猪肉。在他的影响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坚持不吃猪肉。毛泽东为国家、为人民终身工作不息，却从不追求什么个人的享乐。他尤其厌烦宴会，说不能总是山珍海味，既浪费又不实惠。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叫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36＇毛泽东喜欢吃红烧猪肉，说是“补补脑子”。打沙家店，他“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三天两夜不出屋，不上床。这一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叫身边的侍卫人员想办法搞碗红烧肉吃。毛泽东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吃饭也没有个钟点，有时连续工作几天几夜，只是吃碗麦片粥，或煮点挂面，或烧几个芋头，有时为了补脑子好工作，要吃顿红烧肉，进城后他仍是保持这个习惯。保健医生多次劝他多吃点富于营养的高级食品，每次都被他拒绝了。毛泽东脑子里想的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怎么享受。他一生都很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风亮节，对时代，对人民，对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再次，体察群言，了解人民大众的要求、呼声和情感。毛泽东从年轻的时代起，就喜欢明代杨淑山诗的“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这两名句，还说头一句难就难“迂事”这两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说第二句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汲取智慧的力量。他还说过：“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37＇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察群言”，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紧密联系群众。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就走出书斋，游学考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活动。在建党初期，他深入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去，调查工人状况，开展工人运动，特别是致力于开展和总结中国农民的革命运动。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临到紧急的时刻，他从1927年1月4日开始下乡，到2月5日，共32天，行程1400多华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广泛接触了群众，研究了群众的呼声，群众的创造，群众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当时农民运动伟大实践经验，热情地赞颂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创造，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党内的右倾错误，驳斥了诬蔑和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提出了正确对待农民运动的意见和发动农民斗争的方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不放过一切机会接触群众，同工人、农民、教师、妇女等各界群众进行交谈，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土地斗争的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城镇、商业、手工业的情况。1930年至1933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斗争策略提供了实际依据。毛泽东在1964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回顾说：土地改革纲领（1933年文件），我在这前后费了10年功夫。不费10年功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还没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8个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才解决了问题。这是群众教育我的，说应该这么办。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黄金时期，也是他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跟群众相结合，紧密联系群众的最好时期。比如，一次，陕甘宁边区一位劳动模范与毛泽东谈话。劳动模范心里好奇怪：毛主席怎么啥都知道呀？莫说世界大事，就连延安县有多少巫神，咱乡开了多少地，他都一清二楚呢，哎呀，可真了不起！毛主席的眼睛看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情呢，他真是啥都操上心了！毛泽东是这样注重农民，他说：“只要把中国农民的事情办好，中国的事情就办好十分之八九！”他和劳动模范一同商议：怎样能使农村的生活过得更美好？这位劳动模范为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这种对人民的亲切、诚恳、和蔼的态度所感动。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和农村有特别深切的了解，有特殊的感情。他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作朋友，同劳动模范交往、亲切谈话，为我们树立了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在建国初期和随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尽管日理万机，工作极其繁忙，仍然多次巡视祖国大江南北，深入到工厂、工地、田间、连队、街道、学校、商店、托儿所、食堂等许多基层单位调查了解情况，同各方面的群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毛泽东为了更多地具体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党的农村各项政策贯彻落实的情况和问题，曾积极鼓励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回乡调查。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亲自给他们讲解调查研究的意义、好处，以及调查什么，怎么调查，等等，还亲自写了“出差守则”。当警卫战士从农村回来后，他又亲自听取和批阅他们的调查报告，详细询问农村各方面的情况，农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并对他们所作的社会调查给予热情赞许。他在听了湖南、湖北两省籍的战士汇报他们家乡的情况后，高兴地说：了解两省6000万人口的情况，用了三个钟头。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他伸出三个指头比喻说：你们见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他建议战士们今后两个月写一次信，了解家里有没有吃的、生产情况和合作化情况。他说：你们每年写四、五封信，回信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他把这种间接进行调查研究，作为自己联系群众、了解实际情况的一种辅助方式。
1960年底，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刻，全国城乡严重缺粮，许多地方出现了浮肿病，有些省份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毛泽东情绪沉郁，忧心如焚。在12月26日这一天，他又找了身边的6位工作人员说：现在全国人民遭了灾难，人民生活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6人到河南信阳专区去调查研究，了解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不能隐瞒。他们下去半年后回来汇报了真实情况，说大办食堂并不好。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的错误，在1960年3月，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和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向全党着重提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问题，实际上也是倾听群众呼声，不脱离群众的问题。他说，最近几年，我们有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大概是官做大了，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或者不那么认真了，不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不去接触群众和干部，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这是很不好的，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在对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人忙于行政事务工作而不作调查研究、脱离群众的毛病提出批评的同时，也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纠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1961年搞成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1961年1月中旬，毛泽东决定派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搞农村调查，组长分别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毛泽东随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以指导。1961年4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请他为中央起草一通知，建议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应利用会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在中央发出这个通知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刘少奇于4月初至5月中旬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县农村进行调查；周恩来于4月28日至5月14日期间，带领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农村蹲点调查；朱德于3月24日至5月5日期间到四川、陕西、河南进行调查；邓小平、彭真率领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县进行调查；陈云于6月下旬到7月上旬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作调查。在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的基础上，又在1961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召开了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作了重要修改，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了分配上供给制部分的规定，停办了食堂，从而进一步解决了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规模问题、公社内部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解决了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这些都是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要求、呼声、情感和经验的集中反映，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是深刻了解群众，时时、处处、事事都同群众相结合。他的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著作、思想、政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绝不是他一个人头脑中空想出来的。事实上，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在各个时期的情感、要求、呼声和经验的集中反映。向群众学习，调查群众的生活，倾听群众的呼声，吸收群众的经验，这是毛泽东思想、政策的来源。他说过，“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 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