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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苋璞旧硪丫且恢指锩保弧俺苋杈褪且恢帜谙虻姆吲Ｈ绻龉艺嬲械搅顺苋瑁撬突嵯褚恢或榉吕吹氖ㄗ樱急赶蚯捌巳ァ！保�18＇事实正是这样，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无忌惮的侵略掠夺，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然而，我国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从耻辱中逐步觉醒过来，满怀悲愤的民族热情，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多少革命先烈，多少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推翻了三大敌人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结束了被蹂躏被欺侮的日子，恢复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虽受囹圄之辱，却能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招贤纳谏，依靠人民，一举灭掉吴国，报仇雪耻。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身处逆境，忍辱负重，自强不息，成为化辱为荣的强者。从这一点上说，辱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变成为荣。正因为荣与辱是对立的统一，二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荣可转化为辱，辱也可能化为荣。因此，如何防止由荣转化为辱，如何保持荣誉，这是无产阶级荣辱观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才能保持荣誉呢？毛泽东从以下几个角度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如何保持荣誉问题。
首先，“贵在坚持”。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祝贺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这是永葆荣誉最根本的一条。他在祝词中还说：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并不是因为年纪老，“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利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有益于青年，一贯有益于革命，艰苦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19＇毛泽东说的“一辈子”和三个“一贯”，意在强调“对于革命的坚持性”，强调做好事“贵在坚持”，这是保持荣誉的关键。一个人如果只做一阵子好事，以后不做了，甚至做起坏事来，他就难以保持荣誉，甚至会由荣转变为辱。
其次，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毛泽东说过：“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永远记住这个真理。”＇20＇他还说：“顺利的时候不能骄傲，挫折的时候不能悲观”。他特别强调要“反骄破满”，说要谨慎，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要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指出：“骄傲自满的危险。不要逞英雄”。“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还说：“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1962年初，有一次他批评一位当时在湖北省荆门县委工作的领导干部说：你很骄傲，即使你正确，也不能骄傲。“英雄难过美人关”，并非普通真理。“英雄难过骄傲关”，这才是普通真理。毛泽东这番话含有深刻的哲理。那位领导干部没有很好领悟毛泽东的教诲，后来没有过好“两关”，犯了错误，摔了跤子，一直感到心中有愧。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保持荣誉，还要反对自满，要“自己不满意自己。”＇21＇这也是他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他在《致陈毅》的信中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自己满意的”。“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22＇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中说：“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三十五年啊！”我们要珍惜和保持荣誉，就要学习毛泽东这种谦逊不满意的思想。
毛泽东还认为，不能把荣誉与资格、职位等同起来，资格老，职位高，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今天，更不能说明未来。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而应靠正确，靠真理，靠为人民服务吃饭。他说：“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糊涂事，讲了一些混帐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了多少好事，职位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不能原谅。”这说明，任何躺在过去的功劳簿、荣誉簿上居功自傲的思想，都是与无产阶级的荣辱观格格不入的，都是很危险的。真正珍视自己荣誉的人，应当牢记“满招损，谦受益”这一真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把荣誉的获得作为继续为人民做更大贡献的起点和动力。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会议上的致祝词中所说：“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毛泽东对英雄模范人物如何保持荣誉的论述，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再次，实事求是、说实话、办实事。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科学态度和作风，是无产阶级党性的集中表现。说实话、办实事，是做人之本。毛泽东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23＇因此，任何时候都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说实话、办实事，不讲假话，不图虚荣。
毛泽东还认为，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应当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他说过：“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24＇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农村工作急于过渡、共产风等“左”的严重错误，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无疑负有重要责任，他多次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检讨错误，说“我现在的心情是‘域有流亡愧俸钱’”，并为纠正错误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花了很大力气采取了种种措施。60年代初，他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并身体力行，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提出反对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亲自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在试行中注意听取反映，虚心向群众寻求真理，在修改草案中改变了保留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原规定，他说：“不利于生产的食堂非散伙不可”，还提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毛泽东能正视几年来发生的严重错误，作出自我批评，并重新提倡实事求是原则，努力纠正错误，是难能可贵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今天，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肯定他在60年代初不断纠“左”过程中所提出的正确思想和措施，肯定他所作出的贡献。
再次，“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中国俗话，也是如何保持荣誉的重要条件。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1939年他在延安的一次演讲中说过：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天。他还说他“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毛泽东活一天就学习一天，他几乎是在自己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过的学习生活。
毛泽东不但自己是这样做的，而且一再号召全党要重视学习，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中提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25＇他强调学习中要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建国后，他多次提出再学习的问题，号召我们的干部，要养成看书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的时间。他多次指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1955年3月3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指出：“我们是进入了这样的时期：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近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的时代了。”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还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26＇并表示要同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和认真研究。
由上可见，学习是为人民服务，保持荣誉的首要条件，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头等重要任务。如果不学习，就会赶不上时代，不能前进；不学习，就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胜利；不学习，就要犯错误，做有损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不好务。总之，只有学习，只有活到老，学到老，继续前进，才能永葆荣誉。
正确对待屈辱的考验和挑战
王恕焕
在进退、得失、荣辱、毁誉之间，无论古人今人都有许多能善处之的。单就屈辱这一面来说，也是有两重性的，笔者在前面已作过简略的分析。屈辱既有使人激愤、奋进、化辱为荣的积极因素，又包含使人沮丧、颓废、悲凉，从而一蹶不振，不能自拔的绝境。因此，正确对待屈辱，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大难题。
同样是蹉跎失路，“落魄不隅”，而气常自若者有之。如白居易说：“无事日月长，不霸天地阔”。韩信青年时期，落魄乡里，有人奚落、嘲弄他，致受胯下之辱，但他却“得失何当宠辱惊”，终成“将略兵机命世雄”，荣膺汉代开国功臣之一。司马迁是人们所熟知的。他遭受极大的屈辱，不仅因此下狱，而且受以腐刑。但司马迁为了继承父辈的史学事业，他忍辱负重，用20年的时间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学巨著《史记》。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在“文革”中处于“四人帮”严重迫害、损志辱身的困境，仍引吭高歌：“心底无私天地宽”，他的这种轩昂磊落，达人大观的风度，又何其壮哉！
当然，历史上对屈辱、逆境不善处之的，也不乏其人。其中，带典型的有唐代诗人孟郊。孟郊早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成进士。他对名落孙山，感慨万千，伤心流泪。在《再下第》诗中说：“两次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在一首赠别友人的诗中又说：“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在孟郊看来，天地虽宽，但到了几乎无以容身的地步。项羽兵败垓下，这无疑是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一生中极大的屈辱。他承受不了这一屈辱而走上自杀的绝路。唐代诗人杜牧对此有一番颇有精辟的议论。杜牧认为：“胜负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兵家胜败难于预料，即使失败，含垢受辱，忍小就大，也是英雄本色，何苦悲观绝望，自刎乌江？何况，江东子弟多英俊之才，如果重振斗志，渡江以谋东山再起，是有可能转败为胜，死里求生的。同样，苏轼在《论贾谊》一文中，也有类似杜牧的观点。苏轼认为：“贾谊王者之佐，惜乎不能自用其才”。其表现是：一、不善处“穷”，也就是不能正确对待逆境；二、受不了怀才受谤的屈辱，不能“忍小就大”；三、不能等待时机。“一不见用，焉知终不复用”？在一时不受重用的情况下，便忧愤而死，实在是“志大而量小”。项羽的失败自刎是发人深思的。毛泽东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项羽有三个错误，如鸿门宴不听范曾的话，放跑了刘邦；（楚汉订立的）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毛泽东对项羽败走乌江时，以“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天一人还”为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杀而死，是不赞成的。
对屈辱的人生逆境考验和挑战，毛泽东说“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