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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会议上，莫金撒的代表团令人吃惊地通过了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决议。
当得知这一决定时，麦基垂克立即给莫金撒和英国财政大臣写信，强调战争结束后国际清算银行仍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同时又表示国际清算银行的账目不能公开。事实上它的账目从1930年到现在的76年中从未向任何政府公开过。
尽管麦基垂克在战争中的种种可疑行径，他却备受国际银行家们的欣赏，他后来被洛克菲勒任命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副总裁。而国际清算银行最终也没有被解散。
战后，国际清算银行的活动更加隐秘。它是由一个被称之为“核心俱乐部”的六七个中央银行家组成，其中有美联储、瑞士国家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意大利银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法国银行和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核心俱乐部”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把各国政府坚决排除在国际货币决策过程之外。瑞士国家银行本来就是私有银行，完全不受政府控制。德意志联邦银行几乎和瑞士银行一样我行我素，在利率变动这样重大的决策上也完全不和政府打招呼，它的总裁普尔甚至不愿坐政府安排的飞机到巴塞尔开会，他宁愿自己座他的豪华轿车到瑞士。美联储虽然受政府一定程序的制约，但是在货币问题决策上白宫和国会完全无缘致啜。意大利银行在理论上必须接受政府控制，但它的总裁从来就是和政府不咬弦，1979年政府甚至威胁要逮捕意大利银行总裁帕罗。巴非（PaoloBaffi），在国际银行家们的压力之下，政府却没之奈何。日本银行的情况较为特殊，但在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后，大藏省对日本中央银行的干预被形容成罪魁祸首，日本银行趁此机会挣脱了政府的钳制。英格兰银行被政府看得很紧，但他的总裁都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所以也被算作核心成员。
法国银行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被看成是政府的傀儡，被坚决排除在核心之外。
6。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
“他们会说IMF非常傲慢。他们会说IMF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IMF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们会说IMF的经济‘疗法’经常使问题更加恶化–使（经济发展）缓慢恶化为不景气，从不景气恶化为衰退。他们说的不错。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
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IMF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6。15＇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和IMF的2000年年会前一周发表了这一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其实，开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LawrenceSummers），而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
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萨摩斯对斯蒂格利茨厌倦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强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动用“赶走”（Removal）的极端形式来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他对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评价和见解当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这些问题”正是这两家金融机构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阴谋论”的观点，同样的，在世界银行和IMF工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工作人员，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方面的人员，也不认同他们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阴谋”。事实上，从操作层面（OperationLevel）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和严谨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每一种算法都有科学分析，每一个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说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阴谋”，那确实是冤枉了，换任何人用同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都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这正是高手设计的高明之处！细节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谋”出在政策层面（PolicyLevel）上。经典战例就是，波兰和前苏联的经济转型效果大相径庭。
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Sachs），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AnnoRuding），一同炮制了“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
“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些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3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
结果在波兰“振荡疗法”实施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和国际银行家在金钱上给予了实质性地支持，在大笔金钱的“输血”下，波兰的“振荡疗法”大见成效。
等到“北极熊”被经济“大夫”们放上手术台上，一阵开膛破肚之后，美国的援助和国际银行家们原本答应好的金融“输血”，却嘎然而止，病人的下场可想而知。难怪萨克斯教授大呼“冤枉”，明明被波兰案例验证过的成功“手术”却出了意外，“北极熊”病人竟然一命呜呼了。
其实，波兰“振荡疗法”的成功原本就是一个套儿，这种“政策层面”上的阴谋，就不是萨克斯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层面”上所能理解的了。
在布雷顿体系设计之初，这两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为的是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国际银行家废除金本位的理想分为三大步骤来实现，罗斯福在1933年废除了传统的金本位体系后，黄金与美元的直接兑换关系（GoldStandard）被黄金间接兑换（GoldExchangeStandard）所取代，完成了废除黄金的第一步。在国际流通市场中，外国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而布雷顿体系更进了一步，用美元兑换（DollarExchangeStandard）取代了黄金被黄金间接兑换，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只有外国中央银行才能拿美元兑换黄金，黄金进一步被挤出了货币流通领域，自此，废除黄金完成了第二步。
IMF和世界银行都是由美国实际控制，IMF是欧洲人坐头把交椅，为了防止局面失控，美国财政部设计了在诸多重大议题上，必须达到赞成票85％以上才能实施的条款，从而相当于赋予了美国财政部（17％投票权）一票否决权。而在世界银行，由于是美国财政部挑选行长，在完全掌握人事权的情况下，只有很少的情况下才设置85％赞成票的门槛，以便提高“效率”。这就是玩“政策设计”和仅局限于“操作流程”二者之间层次的落差。
布雷顿体系的总设计师凯恩斯还构思出一个更“精彩”的概念：“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s）来构筑未来的世界货币框架，“特别提款权”就是所谓的“纸黄金”，以弥补美国由于长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黄金实物短缺。这可是人类历史上一项空前的“发明”，人为地规定某种“纸币”永不“贬值”，等同于黄金，但永远不能兑换成黄金。这个概念在1969年美国发生严重的黄金支付危机时被“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没能挽救美元与黄金兑换关系的国际承诺的崩溃。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后，“特别提款权”又被重新定义与“一篮子”货币汇率挂钩。至今，这一凯恩斯40年代就构想出来的“世界货币”也没能发挥太大用场。
当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黄金与美元关系后，IMF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使命其实就已经终结了，不过国际银行家很快就为它们找到了新的定位：“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银行和IMF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了IMF要求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签署多达111项秘密条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国的核心资产：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信、石油、银行等；受援国必须采取具有极端破坏性的经济措施；在瑞士银行里为受援国的政治家开设银行账户，秘密支付数十亿美元作为回报。如果这些受援国政治家拒绝这些条件，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将休想借到紧急贷款。这就是为什麽国际银行家最近对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贷款愤怒异常的原因，中国为这些走投无路的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
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在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睛瞪大了”，那将是数十亿美元的巨款！当1995年历史上最大的贿赂发生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时，“美国财政部认为这好极了，因为我们需要叶利钦当选。我们不在乎这是否是一场腐败的选举。我们希望钱涌到叶利钦那里。”
斯蒂格利茨并非是一名阴谋论者，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当他看到由于空前的腐败造成俄罗斯经济产出几乎下降一半，全国陷入严重衰退时，作为经济学家，良知和正义感使他对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卑劣伎俩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从理论上讲，资本自由化意味着资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实际情况是，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在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IMF伸手救援的条件包括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只会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
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半死不活的受灾国被IMF拖到这步田地时，IMF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1998年印尼由于IMF削减了食物和燃料的补贴，爆发了大规模暴动。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而这一切早就被国际银行家们掐算好了，用他们的术语，这叫做“社会动荡”（SocialUnrest）。而这种“社会动荡”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资金像受惊的鸟儿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国际银行家的血盆大口。
当埃塞俄比亚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在危机中接受世界银行和IMF的援助时，却被迫将这些援助款项存到她在美国财政部的账户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与此同时却不得不向国际银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来救济饥肠辘辘的人民。当新总统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动用世界银行和IMF的援助款来救灾时，斯蒂格利茨却只能拒绝他的要求。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残酷考验，斯蒂格利茨显然不能承受这样的折磨。
第四副药：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斯蒂格利茨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IMF、世界银行和WTO都是一个机构外的不同牌子而已。IMF对市场开放的苛刻条件甚至超过了官方的WTO。＇6。16＇
2004年出版的《经济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ofanEconomicHitMan）则从实践者的角度为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加上了精彩的脚注。
该书的作者约翰。伯金斯（JohnPerkins）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国际银行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不宣而战的秘密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