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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控制世界货币发行这一金融战略制高点，国际银行家从70年代起，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美元信心、“肢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打垮潜在竞争对手的货币战争，其最终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为完成一个由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请注意，国际银行家是一个“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不忠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相反，他们控制国家和政府。他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利用美元和美国的力量，但是，当他们的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可能随时攻击美元，从而制造世界范围内1929年级别的经济危机，以严重的危机促使和胁迫各国政府放弃更多的主权，施行区域货币和区域政府。
打击中国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对中国下手，决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什么方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任何侥幸的想法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可能采取的的战略战术和打击日本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首先是制造中国的超级资产泡沫，中国的经济在他们的“帮助下”，将会有几年的极度繁荣时期，类似于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然后他们将痛下杀手，实施“远程非接触式”的金融核打击，打垮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将国际和国内资金吓得四散奔逃。最后再以跳楼价收购中国的核心资产，并对中国经济进行“彻底解体”，完成统一世界过程中的最艰难的一步。
当然，要想经济上“肢解”中国，“民主化”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共产党这个孙悟空，中国人民的唐僧肉吃起来就顺当多了。
8。1 1973年中东战争：美元反击战
其实，1973年10月6日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并不是偶然的。同年5月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84位国际银行家、跨国公司巨头和被选中的政客会商如何应付令人头痛的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颓势。戴维。洛克菲勒带来了心腹谋士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必须重振美元信心，夺回业已失控的金融战场的主导权。
国际银行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让国际油价上涨400％！＇8。2＇
这一大胆的计划将达成几个目的：一方面，由于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石油价格暴涨4倍，将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激增，抵消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前几年“经济刺客”们的出色工作，拉美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经中了过度贷款的狠招，一旦石油价格猛涨，美国顺势大幅提高利率，这些经济落后而资源丰富的国家将成为一群肥美待宰的羔羊。
这个计划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嫁祸于人”。挑动埃及和叙利亚进攻以色列，美国再公开支持以色列来激怒阿拉伯人，最后导致阿拉伯国家一怒之下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石油价格必将一飞冲天，而全世界的怒气全部都发到了阿拉伯国家身上。国际银行家们一面坐山观虎斗，一面清点着石油美元回流的钞票，不仅一举挽回美元颓势，重夺金融战场主动权，还顺手牵羊痛剪拉美印尼等国的羊毛。此计堪称妙到毫颠。
纵观历史上国际银行家的历次出手，可以发现他们始终遵循着“最优算法”，每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都会同时达成3项以上的主要目标，用“一石三鸟”来形容也决不过分。国际银行家从来就是打“组合拳”的高手。
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两位国际银行家的哼哈二将全力协同，整个事件发展完全不出所料。布热津斯基出谋划策，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政府的情报“沙皇”直接参与执行。威廉。恩格（WilliamEngdahl）在《世纪战争》一书中尖锐地指出：
“基辛格持续地压制流向美国的（中东地区）情报，包括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阿拉伯官员对战争准备的确认。华盛顿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都精确地执行了彼尔德伯格5月会议的路线。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成为全世界泄愤的替罪羊，而盎格鲁…美国的利益却悄悄地躲在幕后。”＇8。3＇
在基辛格的诱惑和威逼下，沙特是第一个与美国达成合作的欧佩克国家，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债券，从而实现“石油美元回流”。然后基辛格过关斩将，到1975年，欧佩克的部长们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世界货币于是进入了“石油本位”的时代。
石油价格暴涨导致了石油贸易结算对美元需求的暴涨，终于使美元在国际上重新获得有力支撑。
从1949年到1970年世界石油价格一直稳定在1。9美元一桶。从1970年到1973年，油价逐步上升到3美元一桶。1973年10月16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欧佩克将油价调高70％到5。11美元一桶。1974年1月1日，油价又上涨了一倍，到11。65美元。从1973年彼尔德伯格会议之前的油价到1974年1月，石油价格果然上涨了近400％。
1974年，不明就里的尼克松总统还试图让美国财政部向欧佩克施加压力，让油价回落，政府一名知道内情的官员在备忘录中写道：“银行家把这个建议置之不理，而强调用‘石油美元回流’的策略对付高油价，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
在随后而来的高油价时代，造成了西方各国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人民储蓄被大幅洗劫。更为不幸的是毫无防范意识的发展中国家，恩格解释道：
“石油价格400％的暴涨对于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的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大多数缺乏石油资源的经济体，突然碰到了出乎意料和难以支付的400％的进口能源成本，还不必说农业使用的从石油而来的化肥等的成本上升。
1973年，印度的贸易是顺差，处在一个健康的经济发展状态。到1974年，印度的外汇储备为6。29亿美元，却要支付两倍于此的进口石油费用，即12亿4100万美元。同样到1974年，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面临着贸易赤字。据IMF统计，1974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达到了350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并不奇怪的是，这个赤字总和恰好相当于1973年的4倍，也就是说与石油价格上涨成比例。
70年代初期强劲的工业生产和贸易，被1974年到1975年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与贸易萎缩所取代，其严重程度是二战结束以来之最。”＇8。4＇
70年代中，许多正在实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陷入对世界银行低息贷款的严重依赖，石油价格猛涨使得这些国家的大量资金被高油价所吞噬。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要么停止工业化进程，从而无法偿还世界银行过量的贷款，要么就得向世界银行借更多的钱来购买石油和偿还巨额债务的本息。
而与IMF联手作套的国际银行家早已张网以待，IMF开出一些列苛刻的援助条件，再强逼着这些稀里糊涂就倒了大霉的发展中国家喝下著名的“IMF四副良药”，即国家核心资产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基本生活要素市场化和自由贸易国际化，大部分国家喝下这几副药非死即伤，个别抵抗力强的国家也落得元气大伤，民贫国弱。
就在发展中国家挣扎着到处借美元进口昂贵的石油时，又一个晴天霹雳在等待着他们。
8。2 保罗。沃尔克：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
“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是因为他是华尔街的人选。这是他们的开价。为人所知的是他很聪明和保守，不为人所知的是他即将掀起一场巨变。”
历史学家查尔斯。吉斯特
1973年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为了加强北美、西欧和日本金融界之间的关系，在布热津斯基的倡议和协助下组建了一个名叫美、欧、日三边委员会的团体。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并在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作为戴维·洛克菲勒的心腹谋士的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布热津斯基有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腊斯克，是佐治亚州人，肯尼迪·约翰逊掌管白宫时曾担任国务卿。他向布热津斯基建议邀请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参加三边委员会，并一再赞美卡特的创业魄力和政治远见。
在腊斯克的热情撮合下，布热津斯基同卡特见了两面。布热津斯基一眼就相中了卡特，认定此人日后必成大器，自然很想将他网罗在身边，但以卡特当时的职位和声望要想成为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在执行委员会表决时恐很难通过。于是，布热津斯基便当面向戴维·洛克菲勒先生作了推荐，着力将卡特大大称赞了一番。三边执行委员会主席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亲自提名。就这样，小小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的名字被列入三边委员会美国成员的名单中。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
在卡特1977年入主白宫之后，他的“入党介绍人”布热津斯基顺理成章地成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实际上是代表国际银行家进行“摄政”，其角色与尼克松时代的基辛格类似。
1978年，美联储主席职位出缺，这可是国际银行家非常看重的一个要角，戴维·洛克菲勒向卡特力荐手下名将保罗。沃尔克担当此任，卡特总统无法拒绝这一要求。
纽约时报称“沃尔克的任命得到了波恩、法兰克福和瑞士的欧洲银行的认可”，熊气弥漫已久的纽约股票市场还少有地上升了9。73点，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一下子坚挺起来。
自从1933年尤金。梅耶（EugeneMeyer）从美联储辞职以来，国际银行家族的成员已经全部从金融市场的第一线撤到了幕后，他们主要通过严格挑选美联储纽约银行行长的人选来控制美联储的运作。沃克尔非常符合他们的选择条件。他早年就读于普林斯顿和哈佛，后赴伦敦经济学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进一步深造，50年代担任美联储纽约银行的经济学家，后到大通曼哈顿任经济学家，60年代在财政部工作，在尼克松时代是废除金本位的主要操盘手之一。1974年开始担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行长的重要位置，实际负责美联储的全盘运作。
1978年11月9日，意气风发的沃尔克在英国沃维克大学（WarwickUniversity）发表的一篇演讲中透露：“世界经济中某种程度的‘有控制的解体’是80年代的一项合理的目标。”＇8。5＇
问题是，解谁的体？如何解体？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严重负债的第三世界国家，其次是苏联与东欧。
沃尔克上任伊始便祭起打击“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这面光鲜的大旗，与紧密同盟英国一道使美元借贷变得昂贵无比。美元拆借利息平均值从1979年的11。2％一口气涨到1981年的20％，基本利率（Primerate）更高达21。5％，国债冲上17。3％。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5月当选，她发誓“要把通货膨胀从经济中驱除出去”，她上任仅一个月就把基准利率从12％在12个星期之内提高到17％，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把所有行业的借贷成本猛然提高42％，在和平时期的工业化国家中可谓史无前例了。她也因此赢得了“铁娘子”的称号。
在“反通货膨胀”的大旗下，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人民和商业承受着痛苦的代价，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家却大发利市。
削减政府开支、减税、开放行业管制、打破工会力量等口号响彻云天，沉重债务负担之下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哀鸿遍地，死伤枕藉。此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已经由彼尔德伯格1973年5月会议时的1300亿美元，暴涨了5倍，到1982年时达到了惊人的6120亿美元。当美国和英国在“反通货膨胀”的口号下，突然将利率提高到20％左右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债务在如此惊人的“高利贷”压榨之下，已经使他们注定成为国际银行家刀板上的鱼肉了。毫无金融战争防范意识的亚非拉国家将为他们的疏忽付出惨痛的代价。
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1982年9月30日的联合国会议上指出，IMF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还债严加监督，他敦促发展中国家应该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