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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界线被判了刑的人有了理解，甚至同情，有这样的机会送给他，又要求他心如止水，那合人性吗？这考验的确太残酷，经不起考验实在也不是什么特别意外的事，人总是人啊！我把钱抓起一扎来看了看，对董柳说：“可别是假钞！”摸了几张，不像。这一摸我有点紧张，好像是在摸自己的钱似的。我说：“这么重也亏她提得起，我都没注意她怎么提进来的。应该向政府建议发行五百面值的票子，她就没这么辛苦了。”刚上台时我就下了死决心，违法的事我坚决不做。以前想着要违法总是很困难，却没想到这么轻易，违不违法，好像没有特别清晰的界线，也就是一念之差。我坐在沙发上呆了好一会，额头上汗都渗了出来。我不敢再去摸那些钱，对董柳说：“包起来吧。”董柳说：“我家池大为还是个好人呢，怕钱。前几天我们医院里还有人开玩笑，要申请一个科研项目，发明一种厌钱厌色的药，谁要想当官了就得打一针，看见女人和钱就呕吐，愿者上钩。你倒是只打半针就行了。”我说：“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打张金床给我睡，我还会着凉呢。”董柳说：“你不敢拿这钱也算了，别说钱没有用的话。钱没有用，那什么有用？”我说：“你不是已经有了三四十万吗？有这么多跟几百万也没什么区别。”她说：“现在别人都把儿子送到国外去读大学，你的儿子不比谁的儿子低吧？我就有这个理想，别人有的我就要有，只说这一件事，没有几万美元就拿不下来。”我说：“为了几十万块钱把这个位子丢了，那我就太得不偿失了。将来建一幢一百几十平方的厅长楼，那不就是几十万一套？”董柳说：“东西你暂时收着，就说没看到，事情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我说：“天下有那样的事？她不派刺客刺了你才怪呢，这是交易，每一分钱都是要有十倍以上回报的。”下了决心我说：“想用六十万拿走我几千万，也太小看我了。”我想了想，事情还可以稍微作点发挥，这是个机会。我给冯其乐打了个电话。一会冯其乐来了，我说：“给你看一样东西。”就把钱给他看了，说了昨天的事。他说：“你在这个位子上，这样的事总难免。”他倒一点也不觉得惊奇。我说：“我一辈子都没看见过这么多钱呢。你说怎么办？”他说：“送给你的当然由你处理。”我本来想开个玩笑说一人一半，想一想又开不得。我说：“钱只能退回去，交上去了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我有家有小的被弄一家伙也吃不消。请你来是想请你作个证人，六十万都在这里，我全退回去了，他们要赖我也赖不上。”我按名片上的号码给凌若云打了电话，说：“这里有一袋东西，不知是不是你忘记在这里了。”她说：“几条烟是我们董事长送给你的。”我说：“哦，你拿来的是烟。这袋子里的东西可能是鼎云置业送给我的，我还没看呢。”她马上说：“我拿来的是六条烟，放在沙发下一个黑塑料袋里。”我说：“事情我们慢慢谈，烟我是不抽的，现在全国宣传戒烟，我当卫生厅长还抽，形象不好！”她说：“我们董事长说了，价格方面还可以谈谈，可以考虑再加几个百分点。”我说：“这点东西有那么沉，不像烟，不是你的我再问问鼎云的杨经理。”她说：“池厅长你真的不感兴趣？那我马上就过来拿。”一会她来了，我说：“东西还在沙发下面。”她提起来说：“池厅长，说真的我还没碰过钉子，想不到栽在朋友手里了。”我用手指比划说：“我的胆子只有这么大。”出了门有个男人把东西从她手中接过去，一声不响去了。
锦绣大厦最后还是没有卖，以每年九百九十万的租金租给了银河证券，把一楼临街的墙打开了，就成了交易大厅，二三四楼成了大户室，四楼以上也由他们分租出去做了写字楼。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银河证券同意接收三十个人作为杂勤工和保卫人员，这样皮箱厂的部分工人就有了着落。我又以大楼作抵押，向建行贷款九千万，在皮箱厂的地面上实施第二步计划。六十万没有拿有点遗憾，但我没背包袱，而且也把事情理顺了。
就像预料的一样，这件事通过冯其乐在厅里传开了。省卫视台不知怎么知道了，派了两个记者来采访我，一问知道是丁小槐给的消息。人到一定的份上，就是有人会把自己没想到的问题想到。我对记者说：“六十万也不算一个什么数目，再说金叶置业来的人也是我一个熟人，别让他们难堪，就不报道了吧。”记者一定不肯放过我，我就提了个要求，用“某公司”来代替金叶，他们觉得这样效果差了点，但在我的坚持下还是同意了。对着话筒我讲了反腐倡廉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道理，又讲了领导干部要经得起金钱的考验，不能以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权力，手中的权力只是一个多作贡献的机会，要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要以“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的态度对待手中权力。记者一定要我讲讲事情的过程，我就把过程描述了一番，说到“戒烟”一段的时候，记者也笑了。第二天两个记者又来了，说领导很重视，希望我把过程描绘得更详细一些。没有办法，我又绘声绘色描述了一番。过几天电视里放出来，胡一兵打电话来说：“你现在是反腐败明星了，祝贺你啊！”这个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不是什么好话。我说：“其实我就是胆子小一点，其实是电视台的人缠着我要拍的。”他说：“向你学习，向你学习！”放下电话，我觉得我们朋友之间生疏了。连胡一兵都生疏了，我坐在这个位子上，其实是很孤独的。经历了这件事，我觉得自己有了道德的勇气，也有了道德形象，想在厅里办几件事出来。这样想着我心中有一股暖流出其不意地冲上来，我咬紧了牙闭了双眼把头偏向一边，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我感到了一种崇高，一种神圣，这种曾经熟悉但已经很陌生的感情笼罩了我。一时间我下了决心要在自己心中重建崇高，重建神圣。今天我有机会了，终于有机会了，我能不好好地认真地做几件事吗？我既然下了决心不发不义之财，就有了凛然正气，就不怕说几句硬话，做几件硬事。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还能不相信自己吗？如果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怎么叫组织上和群众相信我？厅政公开就是我想办的一件事，这个口号提了已经有几年，可没有人认过真，藏着掖着的事还不少。就说各处室的小金库吧，钱怎么来的？数额多少？怎么分配？连我都没有个底，几十个处室，要我一个个去过问，那不可能。要处长们自觉地自我约束，那也不可能。如果把底都翻过来，恐怕也够吓人的。我即使管住了一个两个重点处室，处长也会冲着我有意见，还会很委屈地说出别的处室怎样怎样，反过来将我的军，要求我一视同仁。我的想法，就是让群众参加监督管理，担子也不要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根本管不了这么多。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丘冯几位说了，冯其乐说：“可能会有点难度，火一烧起来就会蔓延开的。”丘立原说：“现在农村都搞村政公开了，我们知识分子打堆的地方还不能厅政公开？老池这件事抓到点子上了。”冯其乐再没说什么。厅里作了决定，要把厅政公开作为下个月职工代表大会的主题，发动大家订出一些细则。我想着以后自己开着汽车到处飙就没有那么自由了，也要受群众的监督。为了做成一件事，我作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我把这个想法给工会陆主席说了，他说：“池厅长有这个想法，我们工会当然是支持的。说起来有些人也太不像话了，叫化子烤火只往自己胯里扒，他的手长，只有他扒得到。”他打了这样一个粗俗的比喻我有点反感，跟我说话就不能文雅一些？我毕竟不是当年的池大为了。他说：“池厅长你去调查一下，我们厅里买的办公用品，批发的比外面零售的还贵，哪里有这样的事？基建处进的建筑材料是什么价格？医政处分钱是怎么分的，丁处长给自己发超工作量奖，一发就成千上万，别人心里有意见，还装作不知道呢。”去年医药管理局成立，药政处撤销，马厅长把丁小槐安排到医政处当处长。我说：“所以这都是问题。我想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搞一个条例出来，先叫各工会小组讨论，厅里不设条条框框，把正确意见形成条例，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通过了就按章办事，我也省点心。”陆主席说：“做这件事厅里有决心没有？我就怕工会真的一动起来，爬到半路厅里又把楼梯抽走，我们就下不来了。”我把手一挥说：“厅领导都统一了思想，谁敢抽楼梯？谁抽楼梯谁就是不敢见阳光，害怕公开性，想堵着别人的嘴，我们大家盯紧他。”他还犹犹豫豫说：“会有阻力的。”我豪爽地说：“办一件事哪有没阻力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那才是高境界！怕阻力你就不下河了？”他问：“那职代会只有一个多月了，厅里怎么安排？”我说：“我先作一个报告，让大家知道厅里的决心，吃颗定心丸，畅所欲言。然后分工会小组讨论，把意见收上来，工会归纳一下，形成条例。”他说：“这样好，这样好，池厅长您这么快就形成自己的工作风格了，肯定大家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他去了，一分钟以后又转来说：“工会小组讨论，其实还是分处室讨论，大家很难畅快地说自己想说的话。”我说：“在办公大楼还有传达室和家属区专设几个意见箱，发动大家把意见投进去，补充讨论的不足。这一点我作报告的时候也会讲。”
我作了报告后，台下一片议论。“我们这个班子与改革共存亡！”这是报告中最有份量的一句话，大家议论得最多的也是这句话。看大家兴奋的神态，我感到这件事还是有群众基础的，心里原来的一点不踏实也踏实了。我在这个位子上，又岂能做个守成之人？多年怀着抱负想做成一点事，现在是时候了。这件事做好了，让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没了根底，说不定经验还会向全省推广呢。
下了班我在门口碰见了小龚，他好像是偶然碰见了我，但我知道他是在等我。他说：“池厅长您今天是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大家都很兴奋，把话说到大家的心里去了。”我笑了说：“有那么严重，原子弹！”他说：“能在您这样富于改革精神的领导手下工作，我都觉得很幸运。”我说：“其实我是想省点事，我管不了那么多处室，厅里几个人也管不了那么宽。”又说：“我向陆主席推荐推荐，就让你们几个年轻人来整理大家的意见。”他说：“那我还是有点……怕。本来是大家的意见，有人说是我弄出来的，那我就吃不消呢。”我说：“厅里支持你，你怕谁？谁害怕群众的监督，那他是心中有鬼，那我倒要查查他的底细了。”他说：“厅里真有这样的决心？”我说：“你说呢？”他说：“那我就放心了。”我说：“这是第一步。成功了还要走第二步，还政于民。这也不是我的创造，宪法上第一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让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说了就得管用，这样以权谋私就没有基础了。我们当领导的没有私心，不要特殊利益，压着大家不让说话干什么？都快二十一世纪了，还用孔夫子上智下愚那一套吗？在那个套子里再怎么滚也滚不出真正的名堂来，更不用说彻底反腐败了。”他望着我，不认识似的。我说：“你以为我说着玩的？改革改革，不从这里下手，那个改革也走不了多远。”
第二天丘冯两位来到我办公室，冯其乐说：“池厅长你昨天的报告反应还是很强烈的。”我说：“这是意料之中的。我们天天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说了几十年总不能停在口头上，怎么相信怎么依靠，不能放空炮，总要找到一种途径，至少也要有一个对话的渠道。领导是服务，来点真的，服务还怕监督？干部是公仆，也来点真的，公仆还压着主人？干部是公仆，他们的权力是群众给他们来服务的。这个道理不能停在嘴上，写在书上，要落到实处！怎么落到实处，靠我们这些人自觉那是不够的，要靠制度保证，把监督权真正交给群众，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我们可不能搞叶公好龙那一套啊！”冯其乐不说话，看着丘立原，丘立原说：“我还是支持这种改革的。我也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害怕监督，我下楼再上楼就上班了，一个月也用不了几次车，我不怕群众监督。”我说：“事情是我们集体决定的，我们这个班子就与改革共存亡，你们可不能临阵倒戈！”丘立原说：“我的态度一如既往，是支持池厅长的改革的。”冯其乐说：“我还是有点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