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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在写完演讲稿后、为演讲作准备而通览草稿时才获得的。我以前总是深信，那些在广义上可被恰当地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其大部分在最基本的方面同我在转变为自由市场拥护者之前的情况是相似的。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基本相似仅仅是对一个子集，对市场秩序反对派中的一种人来说才是适合的。这种区别具有重要的意义。市场反对派中的一些人，他们的思想状况同我转变之前相似，容易受经济理论的观点的影响；相反，市场反对派中的另一些人几乎完全不受这些观点的影响。比较起来，第一种人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是不必要的，不相干的；多余的或者甚至更糟（在转变后）；而第二种人则认为，公共选择理论即便不伴随着向任何实证的替代理论转变，也会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范例。
我要详细地讨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市场的思想。即使有时会产生误解，对某种思想命名还是有用处的。我把第一种人称为自由社会主义者，把第二种人称为反自由社会主义者。
把“自由”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并列也许会引起反对；我把它们扯在一起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自由社会主义者”这个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在“看见光明”以前的思想状况（魏玛德国曾有一个自由社会主义党）。持这种世界观的人名副其实地对自由给予头等重要的评价。他个人抗辩、拒绝、忿恨和反对其他人控制或支配他自己选择行为的企图。他讨厌受约束，而由衷地喜欢纯粹的自由。
现在，研究一下这种对市场的运行方式确实非常模糊不清的人会具有何种思想过程。他不知道自己对经济理论尤其是对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自然协调性的基本原理无甚了解，而他又不享有对相互作用过程的直感。可是与此同时，他在观察他周围发生的事物。他本人生活在并参与于经济之中。他为他的工资工作；为他的消费品付钱。经济决策是由某人在某处作出的。
这种人怎能不把这种经济看作是某些人通过它来控制和剥削其他人的体制呢？对经济过程的指令和控制完全是任意的参与经济的单个人处于那些以操纵他人的生活和命运来促进他们的贪欲和助长他们的异想的人的支配之下。如果这些观念不是或多或少地自然出现，也会在大众传播媒介和学院…学术机构中普遍存在。这些观念可以在被称为“历史发展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诸多变种中找到其作为理由的正统知识来源。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对这种无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反应，有着敏锐的理解。
在我所描述的这种人的思想观念中，对集体行为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肯定的评价。共同体感无任何必要，对社会团体、国家或诸如此类组织的团结的关心也无任何必要。这种人之所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只是因为他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从真正的意义上讲，他的社会主义恰恰来自他的自由主义。拒绝那些专横的“金融家”、“强盗富商”、“华尔街巨头”、“苏黎世财阀”和“东部权势集团成员”的异想对他个人命运的控制，用什么作为替代组织呢？“把这些恶棍拉下台”，谁来取而代之呢？这个自由社会主义者在某种民粹党式民主的形式下几乎是绝望地退缩了。不论怎样，他是料想在革命到来后，他将运用潜在的平等权力，即等于其他人所运用的权力，塑造自己的命运。我所描述的这种人决不可能超出他的否定主义多远。他实际上并不关心如何组织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等这样一些实际问题（在这里，再次看到马克思的天才在于对革命后的组织问题保持沉默）。
现在，考察一下这种人在面对经济理论的实际论点时，以及在终于理解了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的原理时会有何种反应。考察一下在受像弗兰克·奈特——他的知识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无可置疑的——这样的人的思想熏陶后，世界观会受什么影响吧。现在他明白了，市场选择不是任意的，它对人剥削人的潜在可能性是有严格限制的，市场是倾向于从政治控制中使人们的自由极大化的，始终作为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自由在允许市场发挥主要作用的社会制度里是受到最好的保护的。这种人如在道德上是一贯的，在知识上是诚实的这时他就会经历向市场拥护者的明显转变。他真正看见光明了。
现在我把刚才讨论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同反自由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进行比较。描述第一种思想毕竟是在描述我自己以前的思想，因此对于我来说，描述第二种人的思想要困难得多。但让我设法深入其他人的思想深处。反自由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个人主义者，他不会对个人自由赋予最高的评价。他决不可能铭记和赞同“别触犯我”这句美国革命者们的口号。他最初的反市场或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并不是来自他人对他行使专横权力所激起的愤怒和厌恶，也不是来自他人对他个人自由的明显限制。这种人反对市场秩序，有着更基本的原因。他认为个人不应该选择他们自己的命运。因此，不管他了解还是不了解市场运行方式，不管市场是有效的还是失败的，他都一样反对市场。反自由社会主义者对经济的理解水平和老练精明极少能或完全不能对他的反市场秩序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
反自由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消极的，不如说在本质上是积极的。由于反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应该允许人们支配他们自己的生活，应该对他们自己的自由有所限制，因此他积极支持由集体控制人们的生活和自由。有一种“较好”的方式。共同体、社会、有机统一的团体、国家——所有这些统一体都要求他的忠诚。反自由主义者也许是，但不一定是家长统治论者。他也许认为，但不一定认为他应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这种思想的核心，是反对这样一种意见：应该允许个人摆脱或许正在引导他探求“真理”和“美德”的集体而自行决定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参见第5章）。
设想这种人对经济理论家的教导会有何种反应吧。这些教导对于他犹如耳边风。他也许完全理解市场的逻辑结构，而同时又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或集体精神的热烈拥护者。这种人基本上不受经济理论的观点的影响。市场所确保的权力分散和权力限制，正是他反对而不是拥护这种组织形式的理由。反自由主义者仍然是反自由主义者。
可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正是这种人，倘若他在知识上仍然是诚实的，就会受公共选择理论教导的影响。如果他最终认识到，理想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也确实不可能存在 的，政治领域中的人也如包括市场在内的其他领域中的人一样追逐私利，一样的卑鄙，他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对集体体制的支持。不过，由于这种人实际上不可能期望成为市场的热情拥护者，所以这种放弃的程度将是不明确的。尽管排除了某种从国家形象产生的浪漫成分，真正的反个人主义者是不会变成市场秩序的拥护者的。社会主义之神可能因反自由主义者而死亡，但不会有其他神祇出现。趋向虚无主义的诱惑是强烈的；而在我看来，这就是80年代世界许多迷惘的社会主义者的情形。
在为展开论述作准备的本章里，我只不过叙述了我是如何解决了开始提到的那个难题的。我发现这对于澄清自己在各种反市场思想方面的混乱是有用的。我并不想论证我所描述的这两种思想以其纯粹的形式存在于何处以及何人——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仍活着的还是已死去的。我们都是许多人的混合体。因此、那些反市场秩序的人也许充分反映出我这里所描述的这两种抽象状态的思想以及可能创立的其他思想的某种混合。进一步说，即使在我们这些市场秩序的基本支持者中间，也仍然存在我所描述的这两种思想形式的残余。就我而言，更易与那些对垄断资本主义提出似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人相通，而较难与那些提出国家具有潜在仁爱作用的观点的人相通。
最后，我写这些文章的最终理由是：我希望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的思想，使之成为在政治哲学这个最基本层次上展开对话和讨论的第一步。
注释：
①本章内容最初是1983年7月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举行的自由基金会系列讨论会上的一次特邀讲演。
2 政治经济学：1957…1982年①
一 导言
我慎重地选择了“政治经济学：1957…1982年”为本章标题。1957…1982年恰好构成四分之一世纪。但是我的选择并非仅取决于这种时间上的对称，而是取决于这段时间的首尾年份里的事件。正是在1957年，我和沃伦·纳特在弗吉尼亚大学创建了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正是在1982年，我进行了一场维护政治经济学的制度背景的新的斗争，而沃伦·纳特是会热情赞同这场新的斗争的。我要追溯一下1957—1982年这两个年份之间的联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将大量地提到，那些学术界人士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说明自己在社会、科学和哲学中的地位的。我不必因为这种对学术界人士的强调而向我的非学术界的读者们致歉，我始终坚信，在学术界发生的事对思想观念的发展和传播，以及最后对这些思想观念转变为现实，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政治经济学：1957年
1957年，反自由社会主义者（见第1章）在学术界中处于优势。我指的是那些从意识形态上主张由国家对一切经济事务实行仁爱领导的人（在法语中有个更恰当的词：dirigistes，即统制经济论者）。而在1957年从凯恩斯学说在大学里被接受的程度衡量，凯恩斯学说“对本题的偏离”——这是借用利兰德·耶格尔（Leland Yeager）的一个贴切的措词——仍在加速。那时候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还未完全渗入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战后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也还没被人们真正认识。在学术界里，统制经济论者占居支配地位，统治着我们的生活。他们控制了各系主要课程的设置；决定着人们的聘任、聘期和提升；审批出版他支配备主要基金会的资金使用，而那些基金会当时已偏离了捐款设立者之初衷 当我和沃伦·纳特于1956年底1957年初进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时，我们惊奇地发现，由于弗吉尼上州独特历史对学府的影响，弗吉尼亚大学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学术环境。在斯内夫利（T．R．Suavely）的领导下，受大卫·麦科德·赖特（David McCord Wright）和拉特利奇·瓦伊宁（Rutledge Vining）的富于想像力的思想之影响，弗吉尼亚大学的经济学课程设置已经与众不同。我们宣称的目的就是要更明确地努力反击1957年前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派势头，而对次大学当局并非是消积地加以接受（几乎可以肯定，表达此种目的的任何言论在当时美国大部分主要大学都会立即遭到反对 ）我至今仍能生动地回忆起我同当时艺术和科学学院院长威廉·杜伦（William Duren）以及当时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科尔盖特’达登（Coigate Darden）那次会面的情景。当我有些犹豫地提出我和沃伦打算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学中心的想法时，得到的简单回答是“干吧”。既获许可，我们的热情便逐渐高涨，终于建立起这样一个中心。
在我和沃伦共同起草的第一本关于托马斯·杰弗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研究中心的小册子里，我们陈述了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希望维护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学者团体”。我们几乎没料到，在当时知识界和学术界那种氛围中，“个人自由”这个词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一个主要基金会的官员公开告知我们，小册子所宣称的要明确鼓励那些信奉个人自由的学者，是“特别令人不愉快的”，并指出托马斯·杰弗逊中心的目的清楚地反映出一种既定的思想倾向。就因为宣布目的是要研究关于自由社会的问题，我们被置身于明显的怀疑之下。
回顾以往，我可以认识到，以为理论辩论就可以有效地反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但我们还是进行过这种辩论，并且我仍然欣赏在我给我们的主要论敌克米特·戈顿（Kermit Gordon）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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