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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的各种新贡献受到了在广义公共选择观点中结合起来的这两个中心要素的不同影响。关于官僚政治和官僚行为理论以及关于管制理论的著作，主要受经济人假设的影响，而关于立宪分析的著作，则更多地源于交易政治范例。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这两个方面彼此并不矛盾。既然政治和政治过程最终是在交易范例中加以构造，那么简单的和直接的观察就可以使人们联想到，政治家和官僚是内在组成部分。这些人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同。对于这个简单观点的承认，以及由此对这个观点在现代政治制度环境中的含义的实证分析，是进入必定推动立宪改革讨论的更广泛的比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为现代官僚理论和规则理论的洞察力，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新的制度约束的必要性。
注释：
①本文最初发表于《经济学与公共选择》（Economia dellescelte Pubbliche）（罗马，1983年 1月号）第 7－15页。我对编辑安波烈教授允许在此基本上无变动地重印该文表示感谢。
②见詹姆斯·M布坎南：“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Public Finance and pudlic choice）；载《全国税收杂志》（National Tax Journal）； 28（1975年12月号），第 383一394页；“从个人偏好到公共哲学：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注解”（From private Prefences to philosophy ：No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hoice），载阿瑟·塞尔登（Arthur Selden ）编《政治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Politics）（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 1978年）；“无浪漫的政治学：实证公共选择理论及其规范内涵概略” （Politcs without Romance： A Sketch of Positive Choice Theory and Its Normative Implicatins）； 在奥地列维也纳高级研究所的就职演讲，载《高级研究所杂志》，第3卷（维也纳：1979年）。
③詹瑞斯· 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What Should Economics Do？），载《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第20期（1964年1月），第213—222页。
④詹姆斯·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What Should Economics Do？）（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79年）。
⑤詹姆斯· M·布坎南、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一致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2年）。
⑥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 《财政理论研究》（Finanztheorietische Untersuchungen）耶拿：费希尔出版社， 1896年）。
⑦关于这—点，见詹姆斯·M· 布坎南、理查德·E·瓦格纳（Richard E．Wagner）：《赤字中的民主：凯恩斯爵士的政治遗产》（Democracy in Deficit： The Polical Legacy of Lord Keynes）（纽约： 学术出版社，1977年）。
4 作为“科学”的经济学与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①
一 导言
狭义地讲，描述“硬科学”的“科学”毫无疑义是实证的。科学家们的工作大体上是发现那些可称为“外在”的、已经存在的明显的现实，或是（如果他们水平再高些）构造模型，这些模型能对关于特定实验的结果作出某种值得争议的预见。科学是关于“是”或猜想的“是”，而不是“应该”。“科学家”极少向他或她本人提出关于他的或她的“存在目的”的问题。然而，科学为什么具有最终的“社会”价值？问题一旦这样提出，严格的实证界限很快就消失。通过或多或少的自然的假定，科学由于能预先指明其可控制的用途而具有了价值。物理学作为实证科学，就是诸如宇宙航行和氢弹这样的现代技术奇迹的先导。
“认识真理吧，真理使你多产”这句格言完全适用于科学，尤其是在本世纪中期及此后出现了那些令人畏惧的伦理问题的时候。对物质世界运行的认识，已经允许人类日益担负起对他周围“自然过程”的控制。并且除了我们时代那些新的伦理问题外，这种由于科学应用而成为可能的控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成为单向性的了。这种控制已经引人注目地改善了人类的命运。但这种“改善”如何衡量呢？通过人类自己的评价来衡量——这是所能提供的唯一令人满意的回答。然而应该承认，在这个回答里已经具有了规范的含意。“改善”是随着科学使控制成为可能而得到的；因此“应该”从事科学；这就存在对科学家们的才能运用的明显的规范支持。
人类是一个世界，人类活动是“自然过程”。既然如此，难道日益增长的关于人类及人类活动的认识在科学中没有它的适当地位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期望这种认识的增长将产生出可与那些从一般科学发展的其他方面出现的已被证明的结果相媲美的结果吗？为什么在“人的科学”和别的科学之间应该存在一条绝对的界线呢？
如果科学的规范目的被忘却，这些问题就只有单向答案。日益增长的科学认识和“改善”之间的必然联系，是由知识所允许的控制提供的，这种控制可以运用来促进人们作出肯定的评价。在这方面，“人的科学”能做到与物的科学相一致吗？
二 作为实证科学家的鲁滨逊·克鲁索
考察一下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在他的海岛上独自存在的情形。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大部分行为都可称为一个正在制造并验证假说的实证科学家的行为。“这种红色的浆果使我生病；那种蓝色的浆果使我健康。岛东边海里鱼儿很多；岛西边海里有鲨鱼。”克鲁索正在验证关于他的身体，关于他的性情，以及关于他的新环境的外部因素的假说。他在从事“人的科学”以及其他各种科学的研究。当他通过自己的计算，应用新获得的认识，并按照这种新认识控制环境及他自身时，他的生活标准改善了。
让我们现在转向星期五（Friday）为出现后克鲁索在海岛上的情形。星期五现在成了克鲁索自然环境中的一部分，克鲁索将像对待其他部分一样去获取关于这一部分的认识。因此，他将继续像一个实证科学家那样行事。他将提出并且验证假说。当他这么做时，他将获得认识，而且他应用这种认识时，这种认识将允许他去控制星期五的行为。而当他做了这些后，他将能改善——按其标准——他自己的生活。为了说明问题起见，甚至可以离开笛福（Defoe）的叙述，想像克鲁索发现星期五对蛇极为迷信，以至到了害怕蛇的形象的地步。由于做出了这个在完全意义上是真正的科学发现，克鲁索也许通过在沙面上描画各种形象．便能按照他的意愿去构造星期五的行为。
故事到此忽略了星期五也具有像一个实证科学家那样行事的能力。对于星期五来说，鲁滨逊·克鲁索是这个新的自然环境中的一部分，并且他也将提出并验证关于克鲁索行为的假说。克鲁索和星期五这两个实证科学家，都在发现他们的环境的各个方面，并且他们各自为了改善自己所评价的生活标准，都通过应用他们的科学发现来控制这个环境。克鲁索在“利用”星期五对蛇的迷信恐惧；星期五在“利用”他所掌握的关于克鲁索的认识。每个人各自的处境，都比没有一点他所发现的科学认识时要好。
三 合计
作为例证的克鲁索和星期五的故事的寓意应该是清楚的。各人在作为实证科学家行事。并为自己的目的应用他的发现时，都会发觉这种活动是有报偿的。但是，由于现在有了彼此相互作用的两个有知觉的存在，从而不存在要求“科学”——在该例证研究中实践的科学——去改善这两人团体的福利的任何事先基础。对作为一种活动的其含义在导言及在克鲁索的一人环境中都不言而喻的“科学”的规范支持，当被应用到相互作用行为时，似乎有疑问了。科学在应用时暗含着控制，而对各个不同的个人目的的控制并不必需导向共同利益。②
克鲁索和星期五一起生活时所面临的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科学问题，无论一个人或两个人获得科学认识的进展多么迅速，他们所面临的仍然是一个相互调整的问题。在这里，不存在有任何有待发现的将有助于实现这种相互调整的现实“外在”。各人会逐渐认识这个自然环境中各种要素的所有权，并且各人会以相当的精确度构造处于各种相互作用环境中的
另一人的行为。当克鲁索（或星期五）发现星期五（或克鲁索）以某种方式按照他的存货增减来行事时，各人都会运用我们称为“经济科学”的东西对另一人的行为作出预测。但是，只要各人都是独立行事的。这个环境将仍然是一个无合作竞争的环境。在这种无合作竞争中，竞争“科学”充其量只能向竞争者们指出某种最理想的策略选择。我们由此可以联想到，一个许多人的社会就是一个具有复杂情况的克鲁索…星期五环境。
四 各种制度的构想…评价：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然而如果我们假设克鲁索（或星期五）构想（梦想）一个不同的世界，那末这仍然是一个他和星期五（或克鲁索）孤独存在的那个海岛世界，但是是一个两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变成为合作的世界。不过什么才是值得考虑的构造方案呢？当然，克鲁索可以把他本人和星期五构想成完全不同的生物，但他知道这种构想不过是妄想。在那些两人同样可被认识的可行方案范围内，克鲁索（或星期五）仍可构想各种“可能性”——这是从沙克尔（G。L。S。Shackle）那里引进的一个有用术语。一个各人抑制自己不去利用另一人的已知弱点的世界，对两人来说也许都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在他构想这个可供选择的相互作用时，克鲁索被要求从事一种性质上与描述他对浆果可食性或星期五迷信这些“真理”的研究的科学截然不同的“科学”。
这里要求的是对其他人的行为进行某种构想，而此种其他人行为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只是由一组对环境变化的预期反应构成的直接反应模式。克鲁索作为一个简单意义上讲的实证科学家，按照所获认识行事，便可作出一组关于星期五对外界刺激因素的反应的预测（当然，星期五对克鲁索同样可以这么做）。但这组预测将不会直接有助于构想从“跃出无秩序状态”、“离开独立调整均衡”、“摆脱两难境地”中产生的相互作用。克鲁索（或星期五）必须构想一个在某种意义上道德与他等同的人，以便考察共同的利益前景。进而，他必须构造这个在其中各个当事人都按赞同的契约规则行事的相互作用环境的预期的实际性质。“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描述这种制度评价过程。
动物的相互作用决不可能为这样一种构想提供基础。亚当·斯密有一段话被经济学家们极大地忽略了，在这段话中，他敏锐地感觉到了人类相互作用和动物相互作用之间的这种区别。斯密指出，人类进步源泉正在于人类的“相互交换”倾向，并且他特别指出，没有一个人看见过“一只狗公平审慎地同另一只狗交换骨头”。③
五 约束中的私利追求
理解上面讨论的“道德上同等”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是必要的。克鲁索不必在这个词的普通含义上构想星期五是“道德”的；他不必把星期五设计或构造为一个仁爱的人，一个即便在最小程度上把克鲁索的利益看成是他自己利益的人。这就是说，在能保证共同利益的可能有结果的相互作用中，不必要求星期五去“爱”克鲁索，也不必要求克鲁索去“爱”星期五。星期五可以被构造为一个自发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但这是一个其预期行为自愿约束在共同利益界限内的人。
18世纪道德哲学的主要贡献是认为，这样的界限既可在理论上也可在现实中划定。无此种认识，便不能逃脱出这种观念：只要一个人没完全接受教堂的道德训诲，他就必须“被统治”。“自由人”作为一个合理的哲学观念，唯有承认在指定的行为界限为最小时，即从这些行为远远达不到某种“道德完善”或“博爱”标准的意义上讲时，才会出现。在中世纪哲学家们看来，人不可能是自由的，因为他不可能是圣徒。
对于现代经济学家们，这个轮子又转回了原位。许多经济学家在人的行为的所有方面，都把他构造为一个纯财富极大化者。他们没有看到，除非被约束在共同利益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