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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土地沙化的影响，在三义村，像王荣这样的贫困家庭并不少见，家里能有十几只羊已经算得上是富裕了。
2005年，类似三义这样的贫困村，在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中，有3798个，贫困县则有32个，占该地区县（区）总数的44％。其中，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
在中国，诸如首都机场与三义村这样的巨大落差处处存在。
种种成长的力量，种种前进的方向，有的还没有生成就已经被超越，有的还在迅速崛起，有的已然停顿消失，曾经忧虑的正在好转，不经意间又会险象丛生。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之谜〃的关注，其焦点不在于争论中国国情是否符合西方的经济理论框架，而在于中国现实的复杂状况。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曾有一个口号，叫超英赶美，那是我们提出的蓝图。很多年后，我们几乎忘记了这个口号，但就在2005年，中国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赶上了英国。
而今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一位河南商人用10亿元买下了德国帕希姆机场，温州商人也买下了英国的某家电视台……
但是，中国真的强大了吗？
强大，还是弱小，就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常常很难分清。每天，我们从许许多多来自中国各个角落的统计数字后面，面对着我们这个国家。这些数字看似枯燥，但正是这些数字组成的浩瀚场景，在描绘着中国的复杂国情。
中国资源丰富，但又负重累累。
中国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20000多公里大陆边境线，领土南北跨越的纬度近50度，东西跨经度60多度，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内海和边海的水域面积约470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广袤的中国。从资源总量上看，在中国，已发现的170多种矿产资源中，钨、锡、钼、锑、稀土等储量世界第一，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世界第一，煤炭、石油、黄金等的储量也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个富饶的中国。
然而，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这又是一个负重的中国。
中国处于黄金发展期，但又贫富不均衡。
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升至300670亿元。三十年间，国民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升至全球第三位。这是一个迅速跑着的中国。
当我国的GDP总量超越德国，挤进世界前三的时候，人均下来，我们的GDP刚超过三千美元大关，在世界18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6位，我们依然是中下收入的国家。这又是一个贫瘠的中国。
一份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对中国的地区不均衡、贫富不均衡做过这样的描述，〃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
在中国，有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同时，在奔涌的怒江江面上，上学的孩子们每天溜索往返于怒江两岸；在上海，有高达492米的〃世界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同时，青海某一个普通村庄，人们至今还只能点着煤油灯照明。
在中国，许多研究经济的学者，也把在中国国土上出现的这种局面称作〃中国之谜〃。
和以往任何经济体的崛起不同；中国是以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的，三十年的一路成长，改变了几代人的生命体验。
当电视屏幕上出现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的故事时，没有人怀疑，自己正在经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巅峰时刻。然而，繁荣真的会永远眷顾这个国家吗？对于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前行的长河中，是否有我们未曾发现的暗礁，当我们对繁荣已经视为理所应当时，是否对试图绊倒我们的障碍视而不见？
如何才能保持中国更长久的繁荣，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
怎一个〃变〃字了得
法国大文豪雨果当年曾经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他认为中国是缺少变化的国家。德国大名鼎鼎的黑格尔也这样评价中国：〃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议论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
但今天，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一成不变的，变化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特征。
20多年前，美国人阿尔文o托夫勒的一本书《第三次浪潮》，为我们描述了未来社会的大变革，这给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冲击。但今天，阿尔文o托夫勒面对中国的巨变，感叹所有的变化超出了他的预测范围。他说：没有人能够想象中国的崛起。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变化如此迅速地降临。没有人能够精确地预测未来。主流的预测在不断地变化。
1961年，我国的GDP增长率低达…27。3％，到2008年，即使世界遭遇世纪灾难金融风暴，中国仍保持了9％的高增长率；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陆人口为5。4亿人，到1969年已达8亿人，今天我国的人口有13亿多；
150年前，德国人李希霍芬乐观的预言，〃山西煤炭资源可供世界二千年之用。〃今天，最富足的煤炭，仅供中国百年之用；
自1985年专利制度建立以来，我国专利的申请量以每年20％的速度连续增长；
2000年3月，湖北监利县一位乡长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当地农民负担如〃泰山〃。2008年，中国政府对农民进行粮食、良种等补贴已有4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已经2年；
1996至2006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净减少1230万亩耕地；
淮河有歌谣，〃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不洗马桶盖。〃2006年，青海省实行〃人退湖进〃政策，青海湖的环境发生很大改善，一位老人还发现了绝迹多年的湟鱼，这种鱼十年才长半斤。
胡鞍钢，一位关注中国国情的中国学者，几十年来，他研究中国国情的文章和书籍摞起来，已经比他的个子还要高。他对自己的国家有过这么一段感慨，〃年岁越大，所知越多，却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表示了诚挚的尊重、诚实的敬畏。研究国情就如同读一部天书，天天读，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也读得不是很懂，知之不多、也知之不深，因为中国太大、太复杂，它不仅每年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化。〃
谁能指引中国经济
历史上的〃富国〃之鉴
经济发展，国家富强，依据国情制定经济政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而又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国历史上，政策演进的成与败，得与失，从来都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历程。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节用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
这段文字出自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荀子的《富国篇》，他论述了节用裕民是富国之道。以翔实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推论人民富裕，生产发展和国家富足三者的关系。
〃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
〃百姓和时，事业得序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源也。〃
〃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
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依然有价值的思想。
现在我们常用的开源节流一词，就出自荀子的《富国篇》。一个两千多年前的老人说的一句话，就现在而言，仍是可用于国家经济财政问题的专用术语，可见荀子智慧非同一般。他的富国理论也由此照耀着以后2000年的中国。
春秋时期的管仲、战国时代的商鞅、汉代的桑弘、明代张居正，都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在国家经济发展与政策制定进行着探索。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人在〃国家发展与经济政策〃的探索中缔造的辉煌篇章。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是中国经历的贫穷而动乱的阶段，人民的生命伤亡和财产损失不计其数，破坏是前所未有的。过于动荡的社会变局，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把改良推到边缘区，以革命的方法改变中国体制的辛亥革命、袁世凯篡夺革命的果实、军阀混战、北伐、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才彻底结束动荡局面。这段历史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唯有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中国才会实现强国富国的梦想，人民才会过上好日子。
从1911年到1949年这38年，人民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状态。同时，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思想也贯彻其中。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中国在某些方面虽然得到一定发展，但中国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是扩大了。不少国家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几千、上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却只有300美元左右。在世界上排名，落到100多名以后。
直到1978年，中国拉开破冰之旅的序幕，改革开放的气息扑面而来。1978至2008年，这三十年，背负着转型的使命，将中国推向〃大国崛起〃。这是属于中国的三十年，更是浩瀚绵长的中国历史上重重的一笔。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时间像残忍的刷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抹去人们对琐碎历史的记忆，可我们总能从大场景中聚焦出气血贯通的画卷，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长江商学院教授王一江认为历史给了我们六条教训与六条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六条教训：
一、落后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二、动乱不可能造成我们国家的繁荣和强盛。
三、极端的思维方法，会让全民族和全国人民都付出沉重代价。
四、政治不能干预经济。
五、政府的大包大揽是不能建设一个持久繁荣的强大国家。
六、热情和良好愿望不能代替经济规律。
六条经验：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不发展，就落到挨打的局面，重新有这个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二、重视体制问题。把体制创新作为最重要的创新。
三、在处理经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建设的关系上，要掌握好平衡。
四、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强大的民间力量，是我们富国强国的根源所在。
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
六、对外开放。
身处岁月的节点，回首，呼吸着扑面而来的气息，其中的呐喊、呼吁甚至转型的阵痛、断裂，让人着迷。今天，我们站在历史厚重的肩上，将会看得更高更远。
〃中学西用〃的迷途
公元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英国一位名叫亚当o斯密的学者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被简称为《国富论》，这本书成为西方国家经济理论的圣经，也由此奠定了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基础。
《国富论》源远流长的影响力至今还在不断发散和渗透，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
既便如此，以《国富论》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却并不一定就是拯救中国经济的圣经。
中国也曾希望向西方国家学习，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中国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尝试。
这次尝试在历史上被称作〃洋务运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1874年，李鸿章在奏章中描述的时局展现了他对当时中国国情的认识：〃各国条约以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心，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可见，李鸿章对当时的时局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安心做闭门天朝了。而李鸿章提出的器物说，指的是洋人之所以能胜，乃在于他们的利器、火器，称之为武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李鸿章、奕昕、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列强学习。他们认为中国要避免灭亡；只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在19世纪的中国拉开了序幕。
洋务运动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中体西用〃上，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体〃，是坚持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