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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商人宝贵的营养来源，除工作直接需要的业务和专业书籍之外，每个月至少要读两三本书，没时间只不过是借口，读书的时间不能减少。现在不摄取营养将来会后悔莫及。
现在很多的商人以书为话题的时候非常少，提起书的话题一般都是“唉呀，太忙了没有时间读嘛”，以此逃脱。大家都很忙，虽然忙，但是与吃饭、睡觉一样，在一天的圆圈的某一点上必定要确保读书时间。读书是智慧的营养来源，与身体一样，如果不每天向大脑与心灵补充营养，那么会因营养失调而倒下。倒下是指脑细胞死亡，大脑丧失其功能，感性也随之衰退而变得迟钝，这样一来，大脑和心力将不堪维持经营，企业每况愈下，难以逃脱被自然淘汰的命运。今天在时代的潮流中苟延残喘、一筹莫展的企业，结果将落入这个模式，这并非言过其实。追根究底在于经营者的智慧营养失调。声称很忙，手不想碰书的人，也许是认为读书需要花时间，需要端端正正地坐着慢慢地念，其实，读书是件轻松的事。利用乘车或等候时的一点儿缝隙时间，迅速地阅读即可。但是，有的书应该仔细地阅读。例如，优秀的文艺书籍就属于这一类。对文艺书籍即使读得快，也不应一目十行。受感动之处，应反反复复地读。
仔细阅读文艺书籍，对于磨练心灵和感性会有很大的作用。一边从有教养的书籍获得新知识，一边从阅读文艺书籍中磨练心灵和感性由此培养出创业者所需要的丰富智慧。
每一个商人在人前说话的机会都很多，也会有出席上流社会聚会的机会。在那种时候，是否有丰富的智慧会清楚地显示出来，有智慧的人表现力很丰富，自然会吸引人。因此，周围人才不断聚集，事业本身也会得到发展壮大。
□在实践中学习不断进取
在实践过程中如何提高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如何贴近实践，这是衡量一个老板才能的重要表现。只有不断做到两者互补，商人才能有不断的进取力。
1951年，当萨姆带着全家搬到本顿威尔时，这里还是个只有3000人口的农村边远地区小镇，离最近的城镇罗杰斯也有约10公里。这里的情形看起来并不好。萨姆在这里买下了一家名为哈里逊的杂货店，加上另租下的隔壁理发店，拥有了不足400平方米的店面，但对本顿威尔及其附近地区来说，他的店已是最大的商店了。老店原来每年的营业额只有3．2万美元，主要卖些花边、帽子、裁剪纸样等乡下杂货店的传统商品。萨姆扩大了店面，将老式货架换成新式陈列架和柜台，并开始采用自助式服务的经营方式，小店面貌立刻焕然一新，营业额也直线上升。
初试成功的萨姆并不满足，他又开始到其他城镇寻找新的开店机会。一为分散经营风险；二为同时多种经营。终于，在本顿威尔以南约3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阿肯色大学所在地的费特威尔，有一家老杂货店打算出售。该店位于街角，总面积不到250平方米。虽然同一条街和拐角不远处就有两家大连锁公司的分店，但萨姆天生喜欢竞争，他准备在新店里实践自己的经营方式，向那两家连锁店挑战。1952年10月，这家同样被命名为“沃顿5分一1角商店”的小店开业，第一年的营业额就达到了9万美元。
这一时期萨姆的经营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一家店赚了钱，马上投资再开另一家店，不断扩张。到1960年，他有15家商店分布在本顿威尔周围地区，年营业总额达到140万美元；第二，就是不断改变经营方式，力求创新。
起初，萨姆想把商店开得更大些，于是开始和弟弟巴德联手投资规模较大的杂货店。就这样，在密苏里州的圣·罗伯特萨姆的第一家大型杂货店“沃顿家庭中心”开业了。开始时的营业面积只有1200平方米，后来扩大到近2000平方米，年营业额超过了200万美元，比他所有杂货店营业额的总和还多。对于圣·罗伯特这个人口仅仅1500人的小镇来说，一个面积扩大了的杂货店竟能吸引来这么巨大的购买力，连萨姆也感到难以置信。这一成功鼓舞了萨姆在阿肯色州的贝瑞威尔开了第二家家庭中心，又在本顿威尔开了第三家。
萨姆在买下他的第一家店以前，从没有管理工作的经验，而他所买下的店是巴特勒公司的一个加盟特许店，因此，母公司最初在业务和管理方面的指导对他是很有帮助的。在头两周的培训课程中，萨姆学到很多经营店面的知识，还从公司编印的指导小册子上学习怎样建立会计系统、卖什么东西、怎样卖、怎样讨价还价等等。其中萨姆认为对他最有帮助的是会计系统，他一直未作改动，直到近20年后沃尔玛已建起五六家分店时仍在沿用。
萨姆不仅从书本和小册子上学习，还乐于向自己的竞争对手学习，而他学习的对象就是周围与他竞争的商店。最初，萨姆常到对街的商店中观察。这家店的店面虽不如萨姆的大，但每年的营业额高达15万美元，是当时萨姆店的两倍。于是萨姆老是跑到对街的店里，观察他们的经营方式、商品定价、商品陈列方式等，然后改进自己，希望比对手做得更好。
结果，开业第一年，萨姆店的营业额就达到了10．5万美元，比原来的7．2万美元增长了近46％；第二年增为14万美元；第三年是17．5万美元。最后，他终于超过了街对面他的竞争对手的营业额。
以后，萨姆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跑到竞争对手的商店去观察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拿着本子或录音机，然后回来设法做得比别人更好。事实上，他几乎观察了世界各地办得好的各种零售店，细心揣摩零售业的发展动向，一旦决定加入，就一定要做得最好。在加入折扣百货业以后，萨姆以行业中的佼佼者凯·玛特为目标，但是他并非只是跟随，还将别人的长处发扬光大，并且超越他。
同时，沃尔玛公司的进步离不开新知识新技术的推动。而萨姆也不断地充实自己。早在1966年，萨姆就意识到了电脑管理的重要性。他正确地判断出一点当生意做到某一规模之后，任何商人都不能把商店扩展到界线以外，除非他有能力获得书面报告来实现控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单靠人力已无济于事了。于是，他富有远见地把目光投向了正在初创阶段的电子计算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小型电脑和微机还没有诞生呢，沃尔玛就建立起了自己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开始利用计算机来管理他的商品了。
在不断的学习与探索中，萨姆建立起了他的分销系统、卫星系统，实现了现代化的管理。事实证明了活到老、学到老，能使人不至于落在时代后面的真理。
□社会是本读不完的书
有人说，要做一个现代商人，在高速变化的时代里，必须要学会三种语言，除了国语以外，还要会英文和电脑语言，同时要具备四大技术：开发、复制、管理、交换。
三种语言，是中国社会上班族都需要的知识；而四大技术，则是在任何企业工作的人都需要的能力。在电子业要会开发、复制、管理和交换，而在新闻传播界，同样需要开发（企划、采访）、复制（写稿、编辑）、管理（人事）和交换（咨询交流、观念沟通）的能力，每一个行业所需要的技术不同，我们必须了解在自己的行业里面，需要哪些技术，然后不断去充实。而在政治、非营利机构里，所需要的技术和企业不同，领袖要了解自己所处环境的特色，加强所需要的能力。
要成为成功的商人，就要会那一行的知识，而且是“全备的知识”。
但实际上，学习是永无止境的，而社会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商人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学习。
一个人最需要学习的是大脑，一个单位最需要学习的是领导。学无止境，这就意味着领导必须把学习当做人生的一件大事来做。
王积薪是唐代翰林棋待诏，是当时有名的棋手。传说王积薪在学成下棋技艺以后，曾以为天下无敌。有一次他游览京城，住在旅店里。晚上熄灭蜡烛后，听店主人的老妇人隔墙招呼她的媳妇说：“这么好的夜晚，时间难消遣，下一局棋吧。”媳妇说：“好啊！”于是她们就开始下起了盲棋，王积薪听老妇人说：“我在第几道下子。”媳妇说：“我在第几道下子。”各人说了好几十道。最后老妇人说：“你输了。”媳妇说：“这一局输给你了。”王积薪暗暗记下她们下子的步骤，第二天照着次序，重新摆出那盘棋的局势，她们下子用意之深，布局之妙，都令王积薪自叹弗如。从此他悟出艺无止境、学无止境的道理，不再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了。
商人往往是一些在某个领域有所专长、有所成就的人，应该像王积薪那样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虚心学习的小学生地位，取得不断的成功是非常必要的。常言道，“三人行，必有我师。”只有坚持不断地从别人那里汲取长处，充实自身，才有后劲保持优势，这是被古往今来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道理。
作为个人，努力学习他人所长，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而作为一个企业，如果不积极学习和吸收先进技术，那么后果就更为严重了。因此，有远见的商人一向十分注意对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学习，并将它们作为强大企业之本。
17世纪末，为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俄国派出一个宠大的使团到西欧各国考察。在这个使团中，有位叫彼得·米哈依洛夫的下士随身带了一个印章，上边刻着：“我的身分是学生，我需要老师的教导。”一路上，他虚心拜师，认真研究桥梁、风车、水磨、建筑，参观科学院、大学、兵工厂、铸币厂、天文台乃至棺材厂，还学过人体解剖和拔牙等。
在荷兰，他的老师在一张证书上写道：“彼得下士深入学习了解船的技艺和绘制平面图的要领。我认为他现在已经完全胜任这方面的工作。”另一位炮兵上校在证书中肯定他完全可以被视为“一名技术全面、专业精通的熟练炮手。”由于他的苦学，结果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证书。后来人们才大吃一惊，这个“下士”原来是俄皇彼得一世。
类似的故事在中国也曾发生过，例如康熙皇帝向汤若望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知识；同治皇帝通过谭嗣同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方法；曾国藩向欧洲学习造船技术等等，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到学习对他们的重要性。这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活到老，学到老。
社会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是一座世界最大的“大学”。香港知名商人、中策投资公司总裁黄鸿年在小的时候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在“社会大学”里却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对他后来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1961年10月18日，黄志源和黄鸿年兄弟俩登上远洋巨轮，挥别了家人。一个星期后，兄弟两人在广州上岸，11月初抵达北京。不久，老大被安排上高一，黄鸿年则被送到小学插班念六个月六年级，先熟悉环境、打好基础，然后才到汇文中学继续求学。
不过，黄鸿年真正在学校求学的时间其实并不多，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社会大学”的学习实际的人生经验。黄鸿年在内地一住就是整整10年，而这10年刚好是新中国最动荡的时期。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时，黄鸿年正在北京汇文中学念高中二年级。
该年8月及9月，毛泽东三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万头攒动、斗志高昂的红卫兵的敬礼和高呼时，跟随着人群的黄鸿年也在现场，成为这段惨痛历史的小小见证人。
“突然不必到学校上课，再不必做功课，大家都好高兴。”黄鸿年回忆说，“由于我是属于有海外资产阶级背景的黑五类，在天安门时也只能站在后面远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校停课期间，黄鸿年就跟随着学生大队展开两年的大串连，乘搭火车、公车及轮船到中国的天涯海角，然后又在山西省南部的一个名叫太阳公社插队一年当职业农民。
在一穷二白的农村里，黄鸿年和来自五湖四海10位青年，共挤在一个面积只有80平方尺的小房间睡觉，房里的空间刚好可放下床铺；惟一的公厕设在屋外，冬天内急时上厕所那种全身被冻僵的苦滋味，很难受也很难忘。
在深达百多公尺的老井打一小盆水，往往要花上5分钟，黄鸿年至今记忆犹新，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