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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仔书院的老师都是性格巨星，老同学今天谈起无不津津乐道。我第八班的老师姓谭，同学称「老坑谭」，用间尺打学生是骂左打右，骂前打后。四十学生我考第十二也要留班。奇怪是开课时，留班没有位，我被升到第七班去。第七班的老师是Miss Lo，貌美如花，英语流利；第六班是周师奶，好人一个，教得用心。周师奶的妹妹叫Miss刁，教地理，英语了得，后来被人叫「潘师奶」而起诉诽谤，胜诉，传为佳话。
虽说龙蛇混杂，当年湾仔书院的同学了不起。他们是经历过大战乱的第一代，那些逃难饥荒饿不死，或日本仔杀不掉，或盟军飞机炸不中的生存者。年龄很不平均，财富相当悬殊，但经过刀枪不入的锻炼，这些同学眼观六路，临危不乱，反应快。与他们交往几年，我对真实世界的各种情况知得多了。
后来自己走经济研究的路，发觉很多行家才智过人，但对世事知得少，以理论推断容易有偏差。是的，可取的经济理论不多，也不湛深，只是运用起来可以搞得很复杂。以真实世界为范，我走的路是判断不同局限条件的重要性及其变化，推理永远是向浅中求：世界复杂，理论不够简单处理不了。另一方面，好些我很敬佩的经济学者，生活经历过的变化不多，喜欢假设局限，然后把理论推上去。这种局限简单而理论复杂的经济学，与我选走的路是两回事。他们以猜测局限起笔，理论可以搞得精彩绝伦，但对解释现象的命中率不高。
多年以来，我坚持一个假说的验证，一定要有两个或以上的可以观察到的变数才有机会成事。无从观察或看不到的变数，方程式写得怎样漂亮也是白费心思。以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起笔，考查虽然不易，但拿得准时对解释世事如有神助。这是湾仔书院的同学给我的启发了。高斯完全同意我选走的路，因为他自己也这样走。他对今天经济学的发展很悲观；近来我乐观一小点，因为感受到自己的坚持在行内开始受到注意。
湾仔书院进入了第五班，老师郭炜民对我有大影响。跟华英的吕老师一样，郭老师给我很多鼓励，但不管。逃学钓鱼老师不管是奇事，但郭老师在我失踪时好几次对班上同学说：「千万不要学张五常，你们学不来的。他可以在考试前夕翻几下书就过关，我只担心到高班时这样的态度应付不了。」
其实考试前夕我也没有翻书。一九五二年升上皇仁书院是得到郭老师的推荐。后来在皇仁被逐出校门，也与翻不翻书无关，而是因为一门主要科——中文作文——考五十九分，差一分不及格。同学们都说因为中文老师不喜欢我，故意留难。其实当时自己不是个好学生，离校几年不无好处。
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后，两次约见了郭炜民老师，感谢他知遇之恩。三年前听到他在加拿大。希望他还健在，好让我能在第一时间把将要出版的英语文章结集寄给他。
太宁街的日子（求学奇遇记？之五） （2005…07…08 17：44：30）
皇仁书院大名鼎鼎，今如昔也。那时刚好换了学班制：以前是从大数字升到小数字，进皇仁时转为从小数字升到大数字。一九五二入皇仁读第三级，今天的Form III是也。第一年留级。自己没有用功是实情，逃学依然故我。班主任闷得可怜，见我提问必定罚企或留堂。可幸他深近视，逃学不上课他不知道。也不是毫无建树：在同学李家伦的指导下，口琴比赛代表皇仁拿过奖，而校刊《皇龙报》发表过我两篇中语文章。
留级的第二年有点火花。班主任是黄应铭。跟此前的吕老师与郭老师一样，认为我自成一家，逃学理所当然。记得有一次，班上一位同学获全校象棋比赛冠军，大家在课室庆祝，黄老师进来，问庆祝什么，回应是一位同学拿了象棋冠军。老师说：「不是张五常？我敢跟你们打赌，张五常没有参加比赛。」八二年回港工作后，我见过黄老师几次，也感谢了他的知遇之恩。
被逐出校门可能是我平生的最好际遇。如果华英没有把我踢回香港，在华英升级读下去，我可能像当时的几位同学那样，在后来的韩战醉卧沙场。如果皇仁的第二年不是作文考试差一分，被逐离校，我不会因为求学无门而天天跑到太宁街去。
太宁街早就在地图上消失了。当年是西湾河向海的横街，又称第二街，门牌二十八个，最近海旁的二十七号是一九五四年我失学后天天必到的地方，到我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北美为止。我第一次到太宁街是一九四九年。在湾仔书院认识一位姓王名柏泉的同学，他的家是太宁街二十七号。我的家在邻近，到了柏泉的家流连忘返，因为那里的奇人异士屈指难算，吸引着我。在湾仔与皇仁读书不成，花太多时间在太宁街是一个原因，但后来在美国读书大杀三方，太宁街给我的智慧有大帮助。
介绍一下当时太宁街二十七号的常客吧。首先是柏泉有三个哥哥，加起来是四个才子。长兄名王深泉，当时写文章的笔名是秦西宁，后来是名诗人舒巷城。二兄王照泉，写粤曲的笔名是王君如，没有懂粤曲的人不知道他。三兄王礼泉，书法清秀，智力过人，下象棋潇洒利落。柏泉是小弟，样样皆能，无一不精。踢足球有几个香港甲组球员与后来成为国脚的黄文华，打乒乓球有我带去的后来获得世界冠军的容国团，下象棋有代表香港出赛的神童徐道光，玩粤乐有师傅黎浪然，打功夫有教头陈成彪……这些人的生活都不好过，但不容易找到那么多的不同行业的天才或怪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我跻身其中，听得多关于他们的造诣的古怪法门，组合起来自己随意挥洒。
于今回顾，太宁街昔日的能人异士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没有一个算得上是受过高级教育。不值钱的十八般武艺了不起，但法门全部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好比王君如，粤曲填词写到大师水平是毫无疑问的了，但他没有中学毕业。好比容国团，乒乓球的第一课是我教他的，但打到世界冠军的法门是他自己想出来。没有阿团当年日思夜想，中国的乒乓球今天不会雄视天下。好比徐道光，当年十五岁，傻头傻脑，不可能正规地学过下象棋，但多次与他倾谈，知道他有一套下棋理论，博大湛深，棋书没有说过。
是的，无钱求学就有这样的好处：你要逼着自己想出来。这是创作，不一定比专业训练的好，但没有成见的左右，新意来得容易。从广西逃难的日子起我是个我行我素的人，为了与妹妹活下去自己想办法。后来的玩意大都是自己想，自己发明或改进。太宁街遇到的怪才都是这样的人。武艺不同，他们谈得来是因为大家都达到很高的境界。大门常开，来者不拒，有不少好奇或要偷师的人混集其中，当年太宁街二十七号是个很热闹的地方。
今天不少经济学的朋友认为我是他们知道的最有创意的人。如果是对的话，那么我的秘方是先学创作然后求学，不是先求学然后尝试创作。求学一般求成见，是创作的大忌。
在太宁街的日子中，对我影响最深远的是舒巷城（王深泉）。深泉是战前香港英文中学毕业的番书仔，是当时太宁街唯一的算是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打工，深泉业余搞文艺创作，我认识他时他刚发表了后来脍炙人口的《鲤鱼门的雾》。深泉也写诗——古诗、新诗、打油诗等无一不精；填词——长短句的规格与声韵熟如流水行云。他也懂得唱粤曲，唱得如怨如慕。他是太宁街的文豪，是公认的才子，所有的人都尊敬、仰慕他。
深泉少说话，但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我是当时太宁街的唯一敢与深泉辩论的人。水平相差十万八千里，年龄相差十四载，我老是跟他吵起来，而他永远是奉陪到底的。什么都吵，最通常是吵文学。留级小子与文豪吵文学，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在拿沙时古文与诗词我背过很多，战后白话文又背过很多。不是真的懂，但深泉提到什么名章佳句我都可以背出来。三十年后写中语文章，深泉替我修改，感慨地说：「天下间没有谁可以那样随意地套用古人之句吧。」
我拜服深泉，因为他对文学的见解是他自己的发明，与学校老师教的是两回事。老师教平仄，教来教去我也不懂，但深泉只教一分钟我就掌握一百分。他对中外的文学创作知得很多，评论别开生面。我当时想，这些是学问了，但为什么学校老师不懂呢？
本来是脱缰之马，但遇到深泉后我知道山外有山，知道学问这回事不可以完全不学。
欧阳拔英与关大志（求学奇遇记？之六）
当年太古船坞为工人住宿在西湾河建造了五条街。太宁是第二街，太富是第四街。太富街十二号二楼是我出生地方，是母亲从一个亲戚转让过来的。这些「太古楼」在六十年代后期拆除了。
救过我们的平南县长欧阳拔英，解放前投奔香港，父母照顾他，让他和太太住在太富街十二号。那是离太宁街很近的地方，步行不到三分钟。太宁街晚上才热闹，日间有空我会跑到太富街与欧阳伯聊天。大约是一九五二年开始的了。
平南县长欧阳拔英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读过古书无数，见解精辟，书法隶书是我见过最好的了。在香港无所事事，他每天早上到太古喝茶，永远是普洱，一盅两件，然后闲坐家中。很喜欢见到我，要跟他谈多久都可以，倾囊相授。欧阳伯苛求，整本《古文观止》他只赞赏六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知道这些我都背得出，他推荐我去背《东莱博议》。这本书今天的书局不容易找到了。
非常欣赏那些差不多任何中国古字都可以读得出、解得通的人。平生只遇到两个：五十年代的欧阳拔英与今天还健在的黄苗子。这可见中国的文字不是简单的学问。
欧阳伯是个古人，什么风水八卦掌相之类如数家珍，虽然他自己是信与不信之间。我从他那里知道中国的古文化重于泰山，要开采谈何容易。我也是从他那里知道前贤之见，就算错得离谱，总有一些可以启发我们的地方。我是受到欧阳伯的影响而后来对西方的古文化同样重视，把古今中外的传统融合起来。说实话，我对中国古文化的认识很肤浅，但与西方的结合起来，互相映照，够用。
重视传统起于欧阳伯的启发。跟他学书法，谈的是哲理，与四十年后拜师周慧珺所学的不同。周老师强调用笔，用墨，结字，变化。那是行草之道。欧阳伯只管隶书，谈的是藏锋储意。好几次他跟我坐在电车上，沿途给我品评商店招牌的书法。
一九五三年我在上环某旧书店见到一古拓本，叫《娄寿碑》，订价港元八十，当时是非常高的价格了。带欧阳伯去看，看了良久，他再去看几次，对我说，是汉碑，宋拓真本无疑，是他见过的最高的隶书了。我买了下来，今天还在。记载说《娄寿碑》拓本早就失传，最后收藏一个劣拓的是清代的何绍基。何绍基的影印拓本我有，字迹与我的一样，但石碑破碎很多了。宋拓孤本《娄寿碑》，隶书妙绝天下，不知今天值多少钱呢？
一九五三年父亲病重，不工作了，欧阳伯闲着，往往与父亲倾谈。一九五四年的某一天，父亲召我去见他。那时家境回复到战前的水平，他住养和医院的一间私人病房。是奇怪的父亲，我进入病房，他指着跑马场对上的青山，问我见不见到那里有一个农民在工作。跟着他严肃起来了，说：「有那么多子女，整生忙于养家，没有机会对你多说几句话。医生说我全部不妥，活到今天是奇迹，看来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了。你读书不成，到文来行（他的商店）学做生意我不反对。但年多来我与欧阳先生谈过多次话，每次都是关于你。大家同意，你是我们见过的最有可为的青年。要你到这里来只想说一句：我平生欣赏的是有学问的人。」
一九五四年离开皇仁后，到父亲在中环永乐街的文来行工作。没有工作可做，赚钱却不困难。理由简单。文来行是老字号的电镀原料进口商，适逢韩战，在美国的压力下多类工业原料不准进口——禁运是也。这样，拿不到进口证就没有生意，拿到进口证买家排队抢购，因为在禁运下供不应求。文来行是老字号，申请进口有优先权。赚钱容易，工作轻松。禁运电镀原料怎可以协助美国打韩战呢？想不通，但一些老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