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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灯窗之劳换来了今天，你免了我这一次吧，别毁了我的前程。
设身处地替百姓想一想，假如李榕笔下的那些酒店老板被逼停业，他们一定会打听一下停业的禁令是否合法。倘若可以确认不合法，倘若可以确认是差役害人，他们很可能利用这个政策，把害人的家伙绑缚进京。不过我要强调这仅仅是可能，真要成为现实，还有许多需要讨论的条件。
首先，打听信息是有费用的，到县城里搞清楚这一点需要时间和金钱，需要有关系，找对人，这并不容易。其次，禁令很可能是合法的，法令中有许多模糊地带，官吏衙役不至于笨得让百姓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把柄。再次，搞清楚差役是不是白役，也是需要花钱花时间的，有的时候定义模糊，潜规则当政，再加上档案保管严格，百姓根本就别想弄清楚，即使费劲弄清楚了，人家也早跑了，你也早破产了。再往后，过五关斩六将闹清楚了一切，绑缚几个人从四川走到北京又需要多少人手和盘缠？五六千元或被告的家当是否够用？他们反抗或逃跑怎么办？百姓有权将其监禁甚至击毙吗？最后，终于把贪官污吏和白员押解到京了，你去找谁呢？找皇帝？找大臣？如果他们这么容易说上话，我自己去告状就行了，何必抓人？如果告状是一面之词不可信，抓来了被告他就会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各级官员向来把百姓踢来踢去的当皮球，抓了几个他们也不在乎其死活的小官，他们就不踢我们了？万一他们再把我们踢回四川却如何收场？
上边提到的所有风险、成本和技能，本来都该由政府来承当。政府征税，雇佣了许多熟悉法律和政策的专家，又雇佣了许多押解人犯的警察，赋予他们镇压反抗的权力和武器，每年还要拨出大笔的差旅费和办案费。朱元璋指望老农民把这一切都承担起来吗？如果他们真来承担的话，恐怕比承担贪官污吏的侵害还要倒霉。而且，我总觉得这么做有生命危险，难道真能指望人家束手待毙，让你捉去灭族吗？
总之，我不敢指望朱元璋的“群众监督”能够解决多少问题。或许可以解决一些值得拼命的大问题，但我们经常面对的是单独哪个都不值得拼命的一大堆小问题。
另外，群众监督还有并不干净的一面，经历过文革的人想必不会陌生。朱元璋讲过某些刁民如何滥用这种权利的故事，如何借机横吃横喝，到人家杀鸡宰羊，敲诈勒索，如何拿获贪官污吏白役后做私下交易。 这倒也罢了，反正可以降低贪官污吏和白员们的收益。问题在于难以正常执行政府公务。朱元璋本来限制了衙役的合法伤害权，不准他们拿着牌票下乡抓人，只能发牌传唤，三次传唤不到才可以用强。结果，在官府需要召集民众正常服役的时候，某县一传不来，二传不来，三传都不肯来的达251户，更有一位叫刘以能的刁民，不仅三牌不至，还把前去通知的差役绑缚进京。
我们可以想象，各级官员如何窃笑着把这些信息迅速而夸张地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们的潜台词是：不是要限制我们的权力吗？不是要群众监督我们吗？那好，你安排下来的工作我们无法完成，这可不赖我们。朱元璋听多了这类报告，感叹道：呜呼！为了方便民生而禁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机侮慢官长。为了维护官吏的威信而禁民众，官吏的贪心又勃然而起。没有人知道仁义在哪里。呜呼，治国难呀！
七、皇帝的利害计算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去世，他的孙子建文帝登基。在即位诏书中，以温文尔雅著称的建文帝宣布：“今后官民有犯五刑者，法司一依《大明律》科断，无深文（刻意罗织从重从严）。”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今后不许依照《大诰》中的严刑苛法断案。《大诰》被不动声色地废除了。建文帝很年轻，生长于深宫，不熟悉基层情况，又被一群文臣包围着，这个决定背后显然有官僚集团的影子。
朱棣以维护“祖训”的名义起兵，夺了他侄子的皇位，恢复了《大诰》的法典地位。不过，坚持了19年后（1421），朱棣也宣布：法司所问囚人，今后一依《大明律》拟罪，不许深文。
三年后，朱棣去世，他的儿子朱高炽即位，在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发布的诏书中，朱高炽宣布他爷爷创建的群众监督制度为非法。朱高炽是个弱皇帝，身边有一个觊觎皇位的兄弟，他的诏书有一股争取官僚集团支持的味道：“朝廷建置文武官，所以统治军民。其间有官非其人，不得军民之心者，军民动辄绑缚凌辱，有伤大体。今后凡有害军害民官吏，许被害之人，赴合该上司陈告。上司不为准理，许诉于朝，不许擅自绑缚，违者治罪。”
这就是说，历史用三十多年的时间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起点的位置。农民被叮咬吸血，只能向长官反映，不能自己动手打蚊子了。但长官自己不疼不痒，他真会着急替农民打蚊子吗？朱元璋说他十九年没见过一个，因此立法让农民自己打。朱元璋生活的年代太早，又没有出国考察过，难免有些孤陋寡闻。现在看来，长官未必没有打蚊子的积极性，这取决于他的乌纱帽在谁手里。如果在农民手里，他就会帮农民打。话扯远了，我们接着谈立法。
朱元璋也担心子孙后代废除他的良法，专门写了《祖训录》预防。不过这仍是凭良心的事，子孙硬不理睬，他也不能从坟墓里爬出来撤人家。而生来富贵的子孙，花钱办事的感觉必定不同于创业者。
开国皇帝好比一个小牧童，含辛茹苦创建了一个牧业王国，当上了牛羊百万的大牧主。他很清楚，牛羊的利益是吃好喝好繁殖好，别被狼吃了，这与牧主的利益是共同的。为了实现这块共同利益，最好精挑细选一万名牧工。牧工不好不行，超编也不行。假如牧工的数字达到90万，所谓十羊九牧，那多出来的89万自称牧工的家伙，在朱元璋和老百姓看来无异于虎狼。朱元璋动杀心，因为他见不得虎狼糟蹋自己的心血，严刑苛法很合乎创业者的性格和利益。
问题在于，选择牧工和捕杀虎狼是很劳神费力的。《春明梦余录》提到过朱元璋的工作量：“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由此计算，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以每天工作十小时计算，每个小时要读二十份奏章，处理四十件事情。平均每份奏章只有三分钟，每件事只有一分半钟。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不眠不休苦干十个小时，这个皇帝究竟还有什么当头？
朱元璋自己也发牢骚，据说他写过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 “江南富足翁”不过是牧主的一条牛，竟然活得让大牧主羡慕不已，究竟谁是主，谁是奴？朱元璋自己苦惯了，发发牢骚也就算了。但朱元璋的后代舒服惯了，假如他们减轻工作量，把过去一天的工作分成五十天慢慢干，多留下一些享受生活的时间，这样做岂不是更合情理？干得不好，无非让牛羊多吃点苦，容虎狼多吃几口肉，与皇帝的个人福利关系很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子孙后代或许要因此受到一些损失，不过三五代之后的子孙的祸福，贴现到今天又能值几个钱？
历史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自从明英宗登基后（1436年），明朝皇帝的工作量就削减到每天早朝处理八件事，相当于朱元璋每日工作量的五十分之一。王錡《寓圃杂记》卷一记载：英宗以冲幼即位，三位内阁大学士担心皇上身体受不了，规定每日早朝，只许言事八件。而且要在前一天将副本送到内阁，由内阁预先提出处理意见。有意思的是，这个临时照顾小孩子的规矩居然定型了：英宗长大成人了，三位阁老也相继去世，没人要求复旧，于是成为定制。
后来，明朝皇帝的生活更加滋润，竟有人敢二十多年不上朝，而且不爱上朝的皇帝都比较长寿，各自占据皇位四十多年。他们死后，明朝还要经过三五个皇帝才最后灭亡。说得更彻底一些，即使明朝灭亡了，亡国之君个人也未必受多少苦。崇祯上吊自杀是因为他气性刚烈，假如他不死，捞个王的封号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这可是足以让无数英雄折腰的待遇。
总之，皇上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他追求个人福利最大化是很自然的。
再进一步说，皇帝也是有私人关系的，他的私人关系的利益比国家社稷的利益离他更近。明宪宗喜欢珍宝，成化年间（1465—1487），四方“白丁”勾结内臣，进献珍玩，哄皇上高兴了，动辄便赏个什么官。按照规定，官员任命都要经过吏部，但是皇上硬要照顾私人，破坏祖宗的规矩，官僚们也挡不住。这样的“编外官员”有个专用名词，叫作“传奉官”。前边提到的马文升给过一个数字，他说：“京官额一千二百余人，传奉官乃至八百余人。” 明武宗（1506—1521）时代的传奉官似乎更多，《明史》卷一百八十六提到的数字是：“传奉冗员，多至千百”。由此看来，皇上竟是最大的白员滥设者和容留者，按《大诰》的规定，不灭族也该陵迟处死。
八、对局结果
对局各方的利益分析完了，现在可以做总结了。
苏州府是朱元璋亲自抓过的典型。二百多年后，《虞谐志》如此描绘苏州府常熟县的白役阵容：“计常熟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号曰‘正身’。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计’。合之得万余人。”《虞谐志》的作者说，这意味着万余只虎狼，在方圆百里内横行，无休止地弱肉强食。愚昧善良的乡下人之所以丧家亡命，都是因为这个。
明朝人一般算术水平不高，“万余虎狼”相当可疑。我根据上边给出的数字计算，一二名帮手折中算1。5名，六七名伙计折中算6。5名，合计为5900人。就算这样，白员也超出正员的二三十倍。（明）黄省曾在《吴风录》中也提供了一个数字：“隶人之害为尤甚。一人之正，十人之副，与吏胥夤缘为奸。”这里是十倍。
至于吏（白书）的情况，四川巴县的档案表明，晚清光绪一朝的清剿也以惨败告终。光绪25年3月（1899年），巴县在册吏员243名，其中15名是中央认可的正吏，228名是地方政府认可却不敢上报中央的“灰吏”，还有一大批给灰吏当学徒的“白书”。由于白书不注册，准确数字不详，不过能够统计出来的数目已经与灰吏相近了。这就意味着，吏级白员已经接近正员的三十倍。光绪26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巴县大举裁汰冗吏，次年在册吏员只剩113人，不及前年的一半。又过了一年，巴县在册吏员的数字又反弹到233名，增加了一倍多，裁员失败 。
巴县的白役数字同样骇人听闻。刘衡在清朝道光年间任巴县知县，他说巴县吃衙役饭的约七千人。巴县的额定衙役只有七十人，白役竟是正役的一百倍。
总之，朝廷失败了，白役和白书胜利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官僚队伍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明末的刑科给事中（近似负责监督司法部的总统秘书）解学龙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谈到官员的数字：“国初，文职五千四百有奇，武职二万八千有奇。神祖时，文增至一万六千余，武增至八万二千余矣。今不知又增几倍。” 根据他提供的数字，文武官员差不多增加了三倍，然后“不知又增几倍”。
明朝人关于实际情形的记录也支持上述数字。正统十四年（1449），周忱巡抚江南，发现各州县衙门里有许多佐贰（超编副职），昆山县有两个知县（一把手），三个县丞（二把手），四个主簿（三把手）。县民王廷佩在他来视察时，在驿站的墙壁上题诗诉苦：“昆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胜两大夫。巡抚相公闲暇处，思量心里忸怩无？”
其实，按照如今四套班子的标准衡量，一个县才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品官，重叠的两套班子，寥寥几个超编副职，实在是清爽之极。我在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看到，中组部和人事部明确规定县长的职位是一正二副，最多也不能超过一正四副，而湖北省监利县2000年的实况是一正六副，最高峰时一正十副。科局长一般都是一正八副。 这还仅仅是四大班子中的一套的情况。
写到这里，我再次遇到了定义方面的困惑。一正十副中多出来的那六七位副县长也算“白员”吗？他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