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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妗！�
小周是搭队里进城的毛驴车回村的，只见车上大包小包装得满满的。“这小子，把西单商场都驮回来了！”我们闻讯涌进男生住的窑洞，看小周就像一个脚夫，把千辛万苦从北京背回来的手提包一一打开，将我们亲爱的父母托他捎来的东西挨个送到大家手上，十几个知青人人有份。
那天是我们插队以来最盛大的一个节日。在食品极其匮乏的年代，插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人人都像饿死鬼。当时有知青的家庭，父母都会把那些平时舍不得买或凭票供应的稀罕吃的攒着，如芝麻酱、肉松、糖果和酱菜等，千方百计带给他们正长身体却在乡下什么也吃不上的孩子。
我记得那次母亲给我带的是白糖和月饼，货真价实的一大包，很有些分量。
据说小周在办完父亲的丧事后，跑遍城郊走访了全组十四个家庭（知青中有一对兄妹和一对姐妹，还有的家已不在北京），见到了每一位惦记着远行儿女的父母。父母们最担心的是我们能否吃得饱，农活累不累，会不会被人欺负，甚至能想象家长见了小周就像见到自己孩子一样的心情，恨不得倾尽所有，多给我们带些吃的。小周强忍丧父的悲痛，详细描述了我们在陕北的生活，走进十四家，同样的汇报就得说十四遍，同样的嘱咐就得听十四回。就这样带着十四家亲人的牵挂和重托，小周把装得瓷瓷实实的五六个大手提包用绳子系牢，前两后三地搭在少年人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单薄消瘦的肩上，踉踉跄跄地上了西去的列车。从北京坐硬座到西安，从西安乘“闷罐”到铜川，从铜川再乘长途汽车到延安，最后才坐上队里的毛驴车。一路上他历尽艰辛，每次转车都咬着牙背着沉重的行李进站、出站，不但没有人给他搭把手，还要时刻提防东西被人偷或抢了，连个盹也不敢打。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解开绳子，把沉重的包倒腾着一步步往前挪。后来我想，家长们当时也是昏了头，只顾心疼自己的孩子，怎么就让一个十七岁的瘦弱男孩几千里路带这么多东西，也没有想想他怎么拿得了？
牢牢地记着长辈嘱托的小周回到村里，自觉地成了村里的维和部队，他闪光的品格就在那次探家后逐渐显示出来，只要是知青集体的事，无论担水、打柴、种自留地还是进城买粮，他都主动承担，谁要是和别人有了过节结儿，他都苦口婆心地劝解。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发生大战，直到最后一名知青离村，始终是一个充满友爱的集体。那种兄弟姐妹般的情谊，一直保持到现在。那时，我们连家里捎带来的吃的都要拿出来共享，更没分过灶，这在当时的知青小组中是很少见的。1970年招工开始后，大家陆续各奔前程，有的参军，有的当工人，有的上大学，有的病退回北京，先走的人若赶上夏收、秋收，分什么东西都不拿，全部留给队友。
同学小周（2）
陕北土地贫瘠，普遍广种薄收。劳动地点通常离村很远，有时候要走出7、8里地。为了不耽误工夫，天不亮就要下地，两顿饭都在地里吃，由半大后生回村“寻饭”。知青“寻饭”的任务常由小周承担。知青不会做饭，特别是不会伺弄拉风箱的柴火灶，往往是人家的饭都担到地头了，我们的火还没点着；当老乡捧着黑瓦罐狼吞虎咽吃完饭心满意足地抽烟袋时，肚子已饿瘪的知青才远远看见小周担着两个明晃晃的白洋铁桶，摇摇摆摆地爬上山梁。
两年后招工开始了，我走得最早不知是否算是幸运，以后的故事就是陆续从大伙口中凑出来的了。
有少男少女的地方，本当有风花雪夜的故事，但不知为什么，我们遥远的石窑，十几个情窦初开、朝夕相处的知青在一口大锅里搅和了好几年，愣没撞出点火花来。后来才听说，小周有一段目光游移的时间，眼睛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追随着小W，可能是有点意思。小W和小周住街坊，是个很温和善良的女孩。他们从小就认识，小W对小周印象也很好。我对这个道听途说的故事很感兴趣，而且坚持认为，如果小周适时有所表示，故事肯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直到小W招工离开延安，小周始终没有表明心迹。几年后，被分配到煤矿的小W嫁给了一位外地青年。
小周走得晚，在大部分同伴离开石窑以后，他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延安饮食服务公司要招工。工作虽不理想，但他已经等不起了，不能再让年迈的母亲为他担心，好歹是国家正式职工，月月有工资，小周觉得也就知足了。
小周就这样当了学徒，他干的活是将下水制成熟肉。小周手脚勤快、虚心好学，人又有心，很得师傅喜爱，不久手艺就大有提高，做出的卤肉肥而不腻，味道醇美，许多延安市民都知道饭店来了个好师傅，单位也很庆幸招来一个好知青，他的故事还上过当时的《陕西日报》，登了很大的一篇。我曾经把文章剪下来给同事看，无比骄傲地对人说“这是我同学”时，。
男大当婚，长大了的小周在别人撮合下，娶了一个泼辣能干的陕北姑娘，成了延安人的好女婿。岳父家里负担重，老人的伤病，花去了小周的大部分工资，也耗费了他相当的精力。结婚十几年，他毫无怨言地瞻养老人，帮衬小姨子、小舅子，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延安已经没有多少北京知青了，政策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为了满足妻儿对北京多年的仰慕与向往，也为了自己能叶落归根，小周终于下决心辞掉工作，举家迁回北京。
北京城早已旧貌换新颜，家里的老房子拆迁，小周户口不在没有份，一家三口无立锥之地。从北京到延安，又从延安回北京，少年时代就出门闯天下的小周，三十年后依然两手空空。靠亲友帮助，他找到一个需要昼夜看守的小工厂，成了那里的看门人，就在门房安了家。后来厂子搬迁，工作又几经变动，幸亏普通话说得比他还地道的媳妇找到一份临时工。最后，小周在东郊租到两间平房，虽然房子不宽敞，却是一个小小的独门独院，他很满意，几次邀请我们去玩，都没能履约，直到前几年他得一场大病做了心脏手术，我们才相约了去看他。久病初愈的小周面色苍白、满脸疲惫，但是笑容依旧明朗。我们几员女将驾到，海阔天空地神侃，席间还有小周当年心仪的小W，差点把小屋的房顶掀起来。那天他的陕北婆姨为我们包饺子，做家乡菜，大家吃着、喝着、玩得十分尽兴。像当年一样，小周微笑地看着我们折腾，脸上带着令人心悦的热情、坦诚和满足。
和小周在一起，你心里无论如何产生不出同情和怜悯，有的只能是敬意。
他不是一个窝囊人，其实很聪明，做什么事都让你觉得是那么回事，无论庄稼活儿，家务活儿还是技术活儿，即使玩牌，他也总是赢家。
他不是不思进取的人，在队里时是劳动骨干，在单位时是先进工作者，在知青圈子里是大家信赖的朋友，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于平和的积极心态。
同学小周（3）
他不是逆来顺受的人，有很强的独立观念，不轻易妥协，不会被困难压趴下，当年就是知青、特别是男生中的主心骨。
他更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吃苦耐劳，肯卖力气，什么时候都闲不住，人也总是收拾得干净利落。
可能是从小生活在多子女家庭，上有兄长，下有弟妹，他本能地学会了包容，学会了放弃，学会了拱手相让。他的弱点是过于善良，太顾及他人；过于谦让，太与世无争；过于宽容，太随遇而安。在利益面前，他从来不会和别人争抢，而当今社会，如不竞争，失去的必然是利益。
我不能判断选择放弃是否适宜，但我敬重小周的品格——乐观豁达，淡泊功利，坦然处世，直面人生；对于现实生活，他从不回避，从不攀比，从不抱怨，从不仇视。每次聚会他都会很有兴致地参加，从不会因“没混好”而自卑，羞于见人。无论什么时候见面，都能感觉到他的表里如一，和一些被利欲困扰的人相比，境遇最差的他看上去心情最明朗。比他耿耿于怀的，比他愤世嫉俗的，其实都比他活得滋润。但是，他有他的准则，理想与现实固然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小人物也没有能力改变现状，但心情的开关掌握在自己手里，没有必要整天对着别人哀叹和抱怨。命运对人是公正的，有汽车、别墅不一定有快乐；有权力、权威不一定有亲情。小周觉得人最该有的亲情、友情、爱情，他都拥有。
人的生存环境里一定有一种“场”，在什么样的“场”中，人的群体心态就会是什么样。影响“场”的性质的是一些闪烁着人性光泽的人物。小周就是这样的人物，是始终影响着我们这个小团体的“场”。每次见到他，我总有一种心灵被净化的感觉。我不知道他有怎样坚韧的承受能力，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他的精神，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岗工人，哪里来的这份磊落的襟怀和博大的气度？
小周是小人物，但他是中国知青的脊梁。
好人好报。小周有一个和美的家庭。他与小他五六岁的媳妇十分恩爱，他患病住院期间，多亏媳妇疼他，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使他得以很快的康复；可能是继承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遗传基因，其貌不扬的小周有一个生得白白净净，长得结结实实的漂亮儿子，当时正读高职，成绩优秀。难得儿子小小年纪，见了人举止大方、又有礼貌，实在招人喜欢。
我相信那孩子将来的生活一定会比父辈好，我也衷心希望小周幸福。
惜 缘
下班前接到一个个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唤我少年时的外号，心中猛的一热，是我的中学老师樊济文！
离开学校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忘记老师和同学。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喜悦赴约，推开樊老师的房门，一下子愣住。客厅里齐刷刷坐着七八条胡子拉碴的大汉，依稀可辨的面貌中，显出一股雄浑的力度。当年的翩翩少年，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唯有樊老师风度依旧，帅如当年。
酒过三巡，话题渐多。大家忆起师生间的段段情缘，万分感慨。
古人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训，而樊老师却是我们的朋友和兄长。动乱岁月，父亲不幸蒙冤。一夜之间，学校不再是我的乐园。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只好穿起母亲的旧军装自恃清高，小心翼翼维护着自己被命运揉得皱皱巴巴的尊严。那时，惟恐别人问“你是什么出身”，父亲一生的荣辱功过都已变色，其中的苦涩岂是我能说清的？
樊老师却从来不问什么。也许，他早就看出了我的难言之苦。在他的举荐下，军宣队和工宣队终于同意把我安排进宣传队，负责所有节目的编排。那时，宣传队是一片乐土，队里的女孩哪一个不引人注目？那是一湾温暖的避风港，不知可以免遭多少冷落和白眼，还可以参加很多在当时令人羡慕的庆祝活动。载歌载舞，在忙碌中忘却一切烦恼，我又渐渐恢复了自信。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只需要一丝温暖。而樊老师却给了我一片宽厚的关爱。
不久，我们下乡插队。远离城市，远离亲人，我们十几个未成年人，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作却不能自食其力，说不出来是苦闷还是绝望。
第二年，樊老师随北京慰问团来到我们住的小山村。一见面，队里年纪最小的男同学就趴在他肩上哭了。望着他把那男生紧紧搂在怀里，我却欲哭无泪。从那一刻起，只比我们年长七、八岁的老师似乎更掂出身上的责任，开始了他陕北之行的艰苦跋涉。
慰问团来的日子，是我们的节日，从此知青的生活有了许多改善。为了我们，血气方刚的樊老师和军代表一起，用铁拳教训了一个欺辱女知青的恶棍，还一个名额、一个名额地为符合条件的同学争取“病退”和“困退”。老师带来的希望和快乐，慰籍着我们的心灵。
慰问团终于要走了。合影留念时，我再一次忍住了泪水。别离之际，樊老师的目光里似乎含着复杂的情感。他心事重重欲言又止的神色，使我至今难忘。看得出，他深为无力把我们全部带回北京、交给我们的父母而遗憾，也为我们的前途而忧虑。最后，他对我说：“以后要自己照顾自己，别忘了给我寄张照片来，我在影集里给你留一个地方。”
樊老师走了。他奔波在山间小路上的身影，却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为了那张没有寄出的照片，我向樊老师敬一杯斟满的酒。时代在变，而人们渴望友情的本能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