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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肯定也停课了，如果陈教授赋闲在家，不是正好可以跟他学琴吗？主意已定，他背着心爱的琴登上东去的列车。正是“革命大串联”期间，学生上火车不买票，使这位发愁路费的穷学生喜出望外。车厢里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铁路边到处武斗，一派混乱，火车走走停停，总算到了上海。他迫不及待地赶到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不曾想这里的火药味比西安更浓，当他找到管弦系办公室，向人打听陈教授的时候，人家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他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陈又新自杀了！”天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结果会这样。这消息犹如当头一棒，他一下子无力地瘫坐在楼前的台阶上。
带着失望和痛苦回到西安，他决定自己当自己的老师，每天照样读书，练琴。好在别人或热衷“革命”，或趁机逍遥，很少有人管他的闲事。为了怕被人批判为“封资修”，他在宿舍里挂上厚厚的帘子，为小提琴加上弱音器，行踪谨慎地偷偷练琴，直到毕业分配。
从接受“再教育”的农场回到学校，他被分配到歌舞剧院乐队。后来他和一位附中的小校友、全音乐学院容貌最美丽、身材最窈窕、嗓音最甜润的女同学结了婚，妻子当时是歌舞剧院的报幕员兼合唱队员。
那时候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乐队除了伴奏没有任何演出。他舍不得丢掉好不容易练成的功夫，就利用没有演出的时间玩命练琴，同时也借以宣泄心中的苦闷。他们住的是筒子楼，白天他要照顾患乳腺炎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女儿；晚上怕影响邻居休息，根本无法练琴，他便发明了一种方法，右手不运弓，左手在琴上做手指练习和换把练习。每当夜幕降临，整个筒子楼寂静无声，他便守着熟睡的妻女，半夜、半夜地无声苦练。后来练就了炉火纯青的左手技术，这也是他左手始终比右手技术更好的原因。
随着环境的逐渐宽松，乐队除了为舞台剧伴奏，也逐渐上演一些曲目。他十分珍惜作为独奏演员的一切演出机会。他演奏的曲目非常广泛，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音乐会上可以上演的所有的小提琴乐曲。
音乐学院恢复招生后，由于师资奇缺，他被校长动员回母校任教。小提琴被公认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乐器，而他给学生上课，从来不说一个“难”字。他对小提琴的热爱几乎达到偏执的地步，他认为从事音乐是人生最好的选择，小提琴是世界上最绝妙的乐器。他还坚信，能学会小提琴的人可以问鼎世界上任何复杂的学问和技能，非聪明过人者绝学不成小提琴。他熟悉从附中、大学到研究生阶段的所有课程，他上课有一绝，无论哪个年级的学生，无论演奏什么乐曲，无论从哪一句开始，他拿起琴就示范，从来不看谱子，弓法、指法准确无误，表情记号烂熟心中。
作为青年教师，他被特邀为学生交响乐队首席，为了教学需要，他和几位年轻教师组成了一个四重奏团。正是这个四重奏团，使他获得一个极好的留学机会。
八十年代以来，学校经常邀请国外音乐家访问、讲学。1984年，美国密歇根州大学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瓦特。福得尔教授率领一个三重奏团来到西安。一个偶然的机会，教授听了他们的四重奏排练，这位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怎么也没想到，在遥远的中国西北，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内陆城市，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居然有一群献身艺术的年轻人，兢兢业业地学习和传授西方古典音乐，挚爱并以此为生；尤其令他惊讶的是，这些从来没有到过西方国家的青年竟有着让人不可思议的才华和演奏水平。教授大为感动，决定为他们争取一个机会，邀请他们作为访问学者赴美进修、演出。就这样，他在接近不惑之年的时候，飞越大洋来到美国北部城市兰辛。
一个人的故事（3）
在美期间，他们的四重奏团每月参加两个乐队四场音乐会的排练和演出，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兰辛日报》发表了题为“罗斯特洛波维奇和四个西安人”的文章（当时恰好老罗也在兰辛演出），热情赞扬他们演奏的贝多芬、海顿、塞缪尔和巴伯的作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密执安州立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高度评价说：“西安四重奏团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才华出众，使我们各个乐队大为增色；他们在各场音乐会上的精彩表演使他们名声大振，为我们学院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与此同时，正在兰辛访问的“米利亚”四重奏团的演奏大师也对他们精湛的演奏技巧和良好的音乐素养大为赞赏，并且极感兴趣地主动提出免费为他们上几次课，交流音乐感受。
在兰辛生活的两年，是他终生难忘的两年，也是他在艺术上迅速发展成熟的两年。回国汇报演出时，中央音乐学院一位资深教授看中他的能力，建议他报考研究生。而母校教师队伍青黄不接，更急切地盼望他回来顶梁。他再次选择了母校，继续从事小提琴教育。为了选择好苗子，他不辞辛劳地在几所小学办小提琴班，招收了一批五六岁的儿童，从数百名孩子中筛选出二十多个作为重点培养，为附中筹备了后备力量。
人往高处走，学艺术的更是如此。当时学院仅在西北五省区招生，优秀生源本来就凤毛鳞角，天赋高点的还要考北京、上海，或出国深造，包括他自己的女儿。心疼归心疼，但他还是含辛茹苦地教，依依不舍地送。他教的学生路子对头，训练科学，基本功好，具有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有的还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奖，尽管他们大多成为其他院校的学生。河南有一位天赋较高的男孩，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时，张世祥教授认为资质不错，但方法有问题，毛病已经根深蒂固，恐怕很难有发展了。家长不死心，到西安找他想办法，他制定了一套方案，训练了一年。再度报考时，张教授惊奇地说问：你最近在跟谁学？不简单，毛病基本上改了！孩子如愿考上附小并在全国小提琴比赛中获奖。后来，张世祥教授特地将自己的最新译作题赠他，对他的教学方法给予肯定。
他教的都是那些留下来的、才能平平常常的学生。教天才学生难，难的是点铁成金；教平常的孩子更难，那需要炼石成铁，再点铁成金啊。令他欣慰的是，近年来艺术教育在不断地延伸、拓展，艺术教育的价值也在不断被重新评估。除了培养出合格的专业演奏人才，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不但能欣赏，还会演奏的爱乐人。他的学生不再单打一的以演奏为职业。业余学生中有的学文史，有的学理工，全国许多综合大学的交响乐队里都有他的弟子，不少人还担任了乐队首席。十几年兼作小提琴业余教育，他和他的同行为普及古典音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是我女儿的第一位专业老师，我们因为音乐的机缘而认识。在他从美国回来后的六七年间，一直有着经常的交往，女儿上课之余，我们谈音乐，谈文化，或者没有话题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有时候一聊就是几小时。最难忘的是我调回北京前，和他们夫妇的一次彻夜畅谈。我们打开一瓶性烈如陕西汉子的西凤酒，从傍晚时分一直喝到第二天天亮。记得没什么好菜，酒一口一口地细水长流，使我们有了一夜的话题。那天大家都有点喝高了，凌晨4点来钟才宴罢。我送他们回音乐学院的宿舍，十分钟的“步程”边走边说竟用了近一小时，好一刻难忘时光！
如今，他还在那片黄土地上播种音乐。九十年代初我离开西安，直到2006年女儿赴美留学，回国休假时才再次见面。桃李满天下是老师最大的幸福，他业已桃李海内外，想必无怨无悔。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几乎忘了怎么用笔写字，唯一保持书信联系的朋友就是他们夫妇（虽然一年只有一两封信）。
这就是我女儿的老师，一个才华横溢却鲜为人知的乐坛耕拓者——西安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教研室主任赵一永教授。
一瞬千古（1）
不预约，不敲门，神不知鬼不觉地就站在你面前了；坐下便开侃，不停地接电话，空隙间说自己特别忙。用这种方式拜访我的人，只有摄影家魏德运。
一年四季一样的装束：上红下白，永远是白裤子，冬天外套加红毛衣，夏天红T恤，走近你，像一团火。这红与白就是魏德运的符号。
几年前的一天，摄影师魏德运提着他新换的尼康相机，风风火火地赶到我办公室，抄起照相机说：“现在光线不错，给你拍几张照片吧？”
“那可是求之不得啊！”我说。我和小魏是半个老乡，所以不用客气。
天色已不十分明亮，借着窗外西斜的阳光，我拉了一把椅子坐在窗前，穿着医院的白大衣，摆开了照相的架势。
我是在一次聚会时认识小魏的，那是文化界的朋友为祝贺陕西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而举行的。只见一个带着一卷照片和一架国产海鸥相机的敦实汉子，与人炫耀自家作品，说到某件如何，眉飞色舞，比之沉默一旁的陈忠实，颇有喧宾夺主之嫌。趁众人聊得热火朝天，我越过两张餐桌去看那些照片。所有的人物肖像都被放得很大，散乱地摊在地毯上，我蹲下去一张张地翻看，就被震住了。
第一张是一位端坐书案前的鹤发老人。一只白猫攀在他肩上，画面自然和谐，充满生命相依的意味；第二张也是一位老人，半侧面头像，从镜片后射出的目光从容而睿智，像是穿越时光研读历史；又一张还是老人，背景是一片虚化的绿叶，老人紧闭双唇凝神远望，无限的情思凝固在快门按下的瞬间……
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季羡林、张岱年和金克木！后来我有幸读到其中两位老人为自己的照片题写的文字。季羡林这样描述：“在中国，手工技术、美术等行当，一向有‘匠’与‘家’之分。匠，不管他技术多么高，只能做到‘形似’，而‘家’，则能做到‘神似’。魏德运是一个真正的摄影家。”张岱年在文章中写道：“摄影是一种艺术，正如绘画是一种艺术一样，绘画的最高境界是气韵生动，摄影也要传神，把一个人的内心境界表现出来。但是摄影能做到传神是很不易的。魏德运的摄影能做到传神了。”
翻来覆去地展读那些神态各异的人物肖像，像是欣赏一幅幅油画。最让我惊叹的是，摄影师如此钟情于髦耋老人：除前边的三位，还有师哲、钟敬文、李德伦、洪学智……他们的年龄都在八九十岁，表情或坚韧、或慈祥、或倔强、或含蓄，鲜明的个性跃然画面，栩栩如生。
与世纪老人做心灵交流，需要智慧与豁达，也许这就是小魏独具慧眼之处，也是最使我动容之处。后来我就这次聚会写了一篇短文，发在《西安晚报》上。
小魏行踪不定，经常往返于各地，来无踪去无影，有点江洋大盗的味道，我从来没有刻意与他联系过，却总能在不同的场合与他相遇，美术馆或是朋友处，还有一次竟在我办公室门口，小魏给一位眼科教授送照片，找错了地方。他快活地说：“那篇文章原来是你写的？我一直想知道作者是谁。”我们就这样熟识起来，只要聊摄影，他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正拍着，一片乌云不客气地挡住了阳光，我们只好停下来等待。直到太阳不慌不忙地穿过云层，又照进屋里，小魏才再次端起尼康。
“在我的镜头面前，人人都能做到放松，照出来的片子绝对棒！”小魏得意地说。
“那当然最好不过。”我说，注意力已被他跑来跑去、时站、时蹲，时跪、时卧的动作吸引。小魏当过兵，心宽体胖，行动却敏捷，他一边不断变换角度，一边随时调整光圈。我注意到，他手捧照相机的姿势非常独特，像一个端着枪“打一抢换一个地方”的战士。
我属于那种不上相的人，与镜头对峙，难免做作，照出来的片子多半不忍目睹，久而久之，就失去了照相的兴趣。然而，面对这支特大口径的“枪”，越过镜头看从取景框中盯着我的小魏，似乎觉出一股玄妙的气息扑面而来，一种在镜头面前从未有过的空灵感油然而生，渐渐就有些忘我，心中无比宁静。
一瞬千古（2）
我知道这是“上相”了。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突然接到小魏的电话，说为我制作了一幅肖像，马上送来，让我等他。那是一个很闷热的下午。
照片是二十寸的，制作十分精细。小魏把它展开的一刹那，怀着好奇凝神看时，竟无法相信那就是我！一阵怦然心动之后，热泪悄然涌上眼眶。自己的样子，竟那样地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