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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争取鲍勃·鲁宾的支持。在我们每周的主席办公室会议上，鲍勃可以看出约翰和我之间的明显对立。现在我想让他亲耳听到联合CEO问题如何伤害着我们的团队。虽然我不知道会议的结果将是如何，但我会不时鼓励我的团队成员互相质问，来解决尤其棘手的问题。让人们敞开心扉是很困难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测的，但我也相信它能够暴露隐藏的问题，并最终达到疏导的目的。
2月9日，计划小组聚集在斯科特斯德的大圆石酒店，举行两个重要会议中的第一个。为了实行我的计划，鲍勃·利普就花旗集团的长期挑战和机遇做了精彩演讲。他描述了消费业务很有可能在未来五年从40亿美元增长到150亿美元，同时公司员工将翻一倍的前景。他指出，花旗集团在十年内将拥有数十万名员工，并对我们管理这样规模的公司所面临的管理挑战进行了详细思考。演讲使鲍勃看上去像一个愿景家和领导者，与我的设想完全吻合。而且，它自然地提出了我们必须如何重组管理层的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讨论关键的管理挑战问题，大家轮流发言，所有同事都能表达他们的想法。维克托·梅尼泽斯出人意料地定下了讨论的基调。他是花旗公司的老管理人员，通常措辞非常小心，简直达到政治发言的谨慎，而这一次他的发言有了不寻常的坦白。“联合CEO的模式很难掌握，”他指出。“告诉我们要爬那座山，我们会做到，但只有在我们只有一颗用于设置罗盘的北极星时，我们才能成功。”维克托知道选出一位CEO意味着约翰·里德可能失败，因为管理团队现在已经向旅行者一边倾斜。他提出选出单一的领导人意味着约翰失去了他最重要的门徒之一的支持。
其他一些管理人员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就像我所希望的，会议室很快充斥着一片抱怨声。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抱怨约翰和我没有行使CEO的职能，并且阻碍了他们行使职能。就连一贯不愿惹事的消费金融主管鲍勃·维拉姆斯塔德也加入了抱怨。“决策太缓慢了，我经常感到被拉向不同的方向。这样不行，”他说。其他人的抱怨不像他的令人吃惊，但大部分人都知道鲍勃是一个处事不惊的管理人员，通常与所有的人关系都不错（包括约翰）。他表达不满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整个会议期间约翰都由于震惊而一言不发，我则敦促大家不断说出想法。约翰大概对这种不受拘束的会议感到打击。以他的性格来看，我肯定他对人们抛弃通常的公司礼仪和在别人面前如此坦白地发言感到不适。但我认为？和鲁宾都必须听一听集体的意见。我受够了人们只是向我抱怨和倾诉，认为这种嘈杂的会议方式能够逼迫我们改变现状。最后，我们的管理人员的意见已经非常明确和突出了，约翰和我承诺给予答复。
星期天回到纽约时，我不知道约翰和我将如何解决我们之间出问题的关系，尽管我模模糊糊知道了解了真相的鲍勃·鲁宾或许能够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几天后，我在一次几名管理人员参加的活动上受到格林威治图书馆的嘉奖，我们的首席财务官海蒂·米勒也去了。之后，我飞往阿迪朗达克斯，希望好好度过周末，但第二天早上就接到海蒂的电话，说她要辞职，去加入当时还前途不明的电子商务公司价格在线（Priceline）。
作为首席财务官，海蒂在约翰和我的拉扯下左右摇摆，我了解她的强烈挫败感。不过，我对她所选择的通知离开的冷漠方式很生气，尤其在我那样提拔她之后。更令人心烦的是，她的离开对花旗集团的舆论影响不好，也证明了必须在高级管理人员大量流失之前彻底解决联合CEO问题。海蒂的离去是我们能承受的最后一次打击。
星期一，我找到约翰，要求“要么我们来解决问题，要么把问题提交董事会。”约翰似乎根本不愿让步，僵硬地回答道：“我们解决不了。”于是，我要求召开特别董事会议，我们把它定在2月27日下个星期天举行。一旦召开会议，结果就不受我们控制。越想这件事，我就越害怕。
仅两个月前，我们的一名旅行者集团的老董事朱迪·阿隆死于癌症，她的董事会席位仍然空缺。这意味着约翰的老董事人数以8比7超过我的。这不包括鲍勃·鲁宾，我期待他的支持，但即使有他支持，收集到支持我的选票也不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约翰看上去非常镇定和自信，我开始担心他进行的游说董事会的努力比我了解的要多。毕竟，他已经赶走了许多多年来对他产生威胁的管理人员。另一方面，约翰可能认为董事会会说“你们两个都不能留下”，这大概正中他的下怀，因为他急于退休。
突然，我发现我正在与一个只要我输、别的后果都不关心的人玩牌。
我向旅行者集团的老董事寻求建议，他们一致认为我不应该试图接近约翰的老董事。大部分人指出我的任何示意都可能引火上身。我决定只与最资深的董事弗兰克·托马斯（Frank Thomas）会谈，并且只谈会议的大纲。我还鼓励海蒂·米勒与一两名董事谈话，解释辞职的原因。除此以外，我避免与任何董事谈我的想法。
不过，我仍然忍不住在脑子里研究每一名董事。我想他们对约翰的忠诚是很深的，不过我认为有些董事会反对派别分裂。我非常敬重弗兰克·托马斯，相信他会推动会议达到明智的结果。我与杜邦前CEO埃德·伍拉德也有很长时间的交情，他是旅行者集团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顾问董事，也曾特意提名我担任杜邦的董事。时代华纳公司（Time Warner）总裁迪克·帕森斯（Dick Parsons）和美铝公司（Alcoa）的阿兰·贝尔达（Alain Belda）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深思熟虑的人，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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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错误地估计了董事们的想法，情况会怎样呢？如果说董事会将支持彻底的派别分裂，那是不合理的。但是，任何不能取得完胜的计划都是不能忍受的。我猜董事会大概会拒绝做出决策，把问题重新扔给约翰和我解决。毫无疑问，目前的状况将导致一场灾难，使我们最好的管理人员不断流失。我宁愿完全放弃，也不愿忍受这种情况。
随着周末的临近，我的焦虑越来越深。安迪·皮尔森正在亚洲出差，我没能说服他回来参加董事会议。认识到他在那边脱不开身之后，我立即从当地的所罗门美邦分部找来视频会议设备，费尽心机地确保他整个会议期间都在线，尽管这意味着他必须整晚熬夜。每一票都是关键。时间进入倒计时，我已累得筋疲力尽。我害怕我建立世界上最好的金融服务公司的梦想会成为泡影。
星期天终于来临，琼妮开车送我到办公室。恐惧让我疲惫不堪，她和我吻别，告诉我她打算看一场电影，好远离即将上演的紧张剧。走进办公室时，我看见约翰坐在查克·普林斯的办公室里。我不是一个好的纸牌选手，喜欢得到快速的答案。由于害怕漫长和不确定的会议，我做了控制局势的最后尝试。我不肯服输地说道：“约翰，你不认为董事会很有可能说你提出的我们同时离开的建议毫无道理，可能只有你会被迫离开吗？我们试着达成自己的让步不好吗？”
约翰立即拒绝这一提议，说：“不可能。”
我们定在中午召开会议，我看着董事们一一到达。奇怪的是，旅行者集团的老董事首先出现。然后，花旗公司的老董事突然集体到达。“噢，该死，”我喃喃道，知道他们一定提前自己召开了会议，协调立场，这绝不是好兆头。进入会议室，我看见身处亚洲的安迪·皮尔森的影像出现在视频会议屏幕上，不禁有些安慰，至少他在这里。
董事们都对约翰和我没能自己解决问题很生气，毕竟，我们曾承诺能够处理好我们的关系，而现在我们承认自己失败了。董事会立即同意由资深董事弗兰克·托马斯主持这次会议。弗兰克则宣布首先由约翰和我发言，然后我们会被要求离开会议室，由董事会进行商讨。
约翰首先发言。他说作为联合CEO我们合作得很糟糕，为员工做出了很糟糕的榜样。“董事会应该为我们两人寻找继任者，并且立即开始寻找。一旦找到接替者，我们就辞去联合CEO，”他说。另外，他表示他也勉强接受成为单一CEO，如果董事会更希望这样的话，但他实在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将积极寻找接班人。我认为约翰的想法完全是疯狂的。我们创造了一家复杂的公司，有大量未完成的工作，董事会怎么会同意后果如此不确定的提议呢？
轮到我发言时，我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发言要点清单，只有在极端重要的场合我才会这样做，然后开始反驳约翰的观点。“我想要这个职位，我是领导公司的正确人选，”我说。“我与管理团队中的所有重要成员都合作了很多年；我知道如何创造成果；我们一起可以大有作为。我能带领公司继续往前走，为公司积累大量价值。我希望有机会看到公司成功。”
我的发言并不长，作为一个有着现成管理业绩的人，我回顾了我的成就，向董事会展示了我认为应该很明显的事实。结束发言后，我立即回想了一遍，不知道我的话是否有说服力。我是不是应该更加有力地赞美自己的优点和列举自己的成就呢？这次发言或许不是我最好的；但我希望我已经把观点都表述了，现在轮到董事会来决定。
我们发言完毕后，约翰和我被要求等在外面。董事会接下来听鲍勃·鲁宾发言，他在20分钟后怒气冲冲的加入我们俩，他很愤怒，因为董事会把他看作公司的内部人，不允许他参与商讨。我们三人先是在休息室一起吃三明治和浏览星期天的报纸。后来，鲍勃去另一个房间看篮球赛，约翰和我则在看高尔夫球赛。我们一直讨论着我们各自最喜欢的高尔夫选手和高尔夫球场。
奇怪的是，这一刻我们之间的交流是几个月来最好的。
我以为董事会需要一到两小时得出结论；然而，下午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过去。我本来认为结论是很明显的。现在我再也没那么肯定了。不时有董事去卫生间，我们试图进行视线接触，却没什么用。旅行者集团这边的董事AT&T的迈克·阿姆斯特朗（Mike Armstrong）不断出来将他下午的航班改时间，我不断提醒他除非会议结束，否则他不能离开。我看出他对推迟航班开始紧张，这更加剧了我的恐惧。同时，琼妮看完电影，打电话来问最新的情况。“任何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事情都不会是好事，”我小声说。我仍然无法想象董事会站在约翰那边。琼妮开始在电话里低声哭泣，但很快就恢复正常。未来的不确定使我们俩都饱受折磨。
最后，大约晚上7点，弗兰克·托马斯出来波澜不惊地问约翰是否愿意放弃CEO职务，换取董事会非执行主席的头衔。约翰立即拒绝，我则忍住了由于狂喜而几乎大大地呼出的一口气。我们都知道这一提议是为了挽回里德的面子，董事会的主意是不会改变的。都结束了！约翰拒绝主席职务意味着我不必继续忍受令人不愉快的合作关系，或者假装宽宏大量。
我赢了，我在内心高兴得跳起来。
弗兰克·托马斯回到会议室，在里面又待了一个小时，我猜董事们是在讨论如何向约翰和外界宣布最后决定。终于，弗兰克再次出现，说出如下结论：“董事会决定，你，桑迪，将成为主席和CEO，约翰则在下一次年会＇4月举行＇辞职。”我立即跟随弗兰克回到会议室，大部分董事都已站起来准备离开。会议室的场面就像经过了一场战役：到处都是纸和演示图板，一些董事甚至向我这边投来愤怒的目光。这明显是一场有人受伤的战役，谁也不可能从中获得快乐。
弗兰克走向几名董事，他们正在讨论会议结果以及如何向公众宣布。他们在传一张纸，最后站着起草了新闻发布稿。我